第二節 《國語》文獻研究的意義、思路和方法

上節重點介紹了古今中外《國語》研究的主要成果，這些成果今天仍然不可忽視。有的研究改變了人們對《國語》的認識，如對其性質和地位的探討。有的研究呈現給我們更完美的文本，如公序本的補音和明道本的勘校。有的研究雖尚無定論，卻也讓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中對圍繞《國語》的一些特定的問題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如作者、成書年代和與《左傳》間關係等問題。有的研究立足于考辨，理順了閱讀《國語》中滯澀的部分，如對韋注的補注和辨正。透過這些成果，我們也能體會到學者研究意義、思路和方法，其經驗也爲我們的研究所借鑒。

這里簡單介紹《國語》文獻研究的意義、研究思路和運用的方法，希望某些思想能夠被學界包容和接受。

一 研究的意義

我們認爲《國語》應該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深入系統地研究它，具有較爲重要的意義。

首先，全面深刻地了解西周中後期和春秋時期的歷史，必須研讀《國語》。

若要把握整個先秦歷史發展脈絡，盡可能全面了解先秦史，我們必須要重視每一部先秦文獻，準確評估這些文獻的價值和作用。然而因爲戰亂和人爲管理的不當，大量的先秦文獻已經散失，讓後來從事先秦歷史研究的學者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所以，有幸保存下來的先秦典籍就顯得更加寶貴。雖然《國語》并不是以儒家經典身份被留存下來的文獻，但其與《春秋》、《左傳》確實有著“經義並陳”[119]的關係，爲世人所重，故而能在經歷天災人禍之後“幽而復光”。[120]文本中所保留的西周春秋時期王室、各大諸侯國的珍貴史料，爲研究這一時段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外交、主流思想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

西周中後期，禮崩樂壞，群雄逐鹿，王祚不興，這些在《國語》中均有記載。但記載并不側重於完整地敘述歷史事件，而是側重於對事件的評點和分析。因此我們找到了出現這些狀況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根源，與記載春秋歷史的《左傳》和諸子之書等相關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之後，就愈加清楚了。周王室不甘衰頽，希望重現周初禮樂治國的輝煌，卻不務德政，對外炫耀武力，對內極度搜刮，榨取山澤之利，民多腹謗，道路以目，最終導致國人暴動。平王東遷進入東周之後，整個社會生產方式發生了大變化，鐵犁牛耕逐漸普及，生產力大幅提高，社會的經濟、政治甚至於精神文化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個諸侯國的手工業，農業和商業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土地所有制也發生了變化，刺激了社會階層的變動。家族制度出現，宗法制度的基礎鬆動，各諸侯的軍事經濟力量超越了周王室，他們都試圖憑借自己的實力并借助王室來謀取政治利益。研讀《春秋》、《左傳》和《國語》，對比它們的史料，利用《國語》與經、傳之間的互補、互校和互證的關係，能有效地完善和再現這些歷史史實。我們在質疑和考辨史料真僞的同時也要更多地看到這方面的積極意義，何況《國語》也提供了一些《春秋》和《左傳》無法替代的史料。

《國語》的記載也補充和佐證了西周的諸多禮制，如畿服、朝聘、爵祿、漁獵、祀典、贄禮、喪禮等級、籍田、宗法繼承、昭穆、宴饗、禮樂、貨幣、軍隊、車服、姓氏、田賦、祭祀用牲、貴族日常禮儀規範、男女內外之禮等。這些禮儀和制度都是研究周代禮制的重要參考，在還原周禮部分內容和解釋周禮的過程中起到了支撐或補充的作用，也爲研究後世禮制的承襲和發展提供了依據。《國語》中的禮治思想也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禮儀制度的禮學意義，體會制定禮制規則的指導思想和規則本身的價值。《國語》所載還反映了開明卿大夫希望恢復禮治的愿望以及他們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反映了他們對禮治的眷戀和對現狀的無奈，這些也於無形中起到了“語”書警戒教育後世的目的。

研究西周中後期和整個春秋時期的時代思想，也不能忽略《國語》這部文獻。我們認爲一部文獻的價值同樣體現在這部文獻的思想上，無法想象沒有任何思想意義的文獻如何能行世久遠。《國語》文獻中體現出來的思想尤爲重要，相較《尚書》、《春秋》、《左傳》以及諸子百家、《戰國策》等文獻，可知《國語》在思想上旣不像《尚書》、《春秋》那樣相對單一，也沒有表現出像戰國諸子那樣特色鮮明的流派特征。從這方面來看《國語》的思想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座橋梁，更是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

傅庚生認爲《國語》所載的史實中所包含的諸多思想，其中占主導地位的當屬于後來的儒家思想，諸如禮治思想、民本思想、正名思想等，這些思想其實是當時統治階級中絕大多數人的思想。傅庚生還指出了《國語》中雜見的其他思想，諸如鄭桓公爲尋求後路、齊桓公爲稱霸而拉攏諸侯、秦穆公爲立德樹名於天下而先後助夷吾、重耳爲晉君等采取的措施，卿大夫們采用奇謀詐術，都非儒家之道，而更像後世法家的思想主張。《越語》中范蠡持盈定傾的思想，更接近道家。魯國向來以秉持周禮聞名諸侯，本是儒家思想主導，但公父文伯之母卻說：“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121]很顯然強調勞動對於鍛煉人心性的重要作用，具有進步意義，傅庚生認爲“可算後世墨家某些思想的萌芽了。”[122]可見《國語》所載，也反映出當時社會思想多元化的現實，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出現，也就水到渠成，不足爲奇了。

第二，系統深入地研究《國語》，挖掘其史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也是學術研究的需要。

目前，學界對《國語》文獻的研究呈現出好的勢頭，但對其史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的研究還不曾深入，故而還不能透過其價值真正認識其地位和作用。研究歷史文獻具有歷史的和現實的意義。歷史意義表現在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系統全面地了解文獻記載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能通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相對客觀地認識歷史文獻在漫長的研究中所處的大致位置，從而對其價值能給予準確的評估。現實意義則是在縱向和橫向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和歸納文獻自身在現階段研究中的影響，挖掘文獻思想蘊含的現實價值。但不管是歷史意義還是現實意義，都是中國史學研究的傳統卽求真致用的體現。而研究具體某個文獻的意義往往又會增加具體的意義，有的是開創性的，也有的是轉折性的，有的是過渡性的，有的是歷史文獻研究中極其普通卻又不能缺失的一環。有鑒於此，具體歷史文獻的研究就成爲學術研究中不能忽視的課題，學術研究藉其一點而輻射相關的文獻和領域，意義則更爲深遠。

前文說過以往學界對《國語》的研究，都還是零散又不成系統的。很多研究僅僅是立足於《國語》文本的注釋、史實考辨、訓詁、甚至是文學思想等問題來展開，也只是比較容易地歸納出《國語》本身某一層面的意義，還不能將其史學層面和文獻學層面的意義全面挖掘出來，達不到學術研究成果最大呈現。如此，就將我們的認識束縛在思想的、美學的、歷史的甚至是語言、文學等領域的某個階段，停留於各個孤立的具體文獻文本的研究上。如《國語》這樣一部“深閎傑異”[123]的史著，停留某一領域，是遠遠不夠的。

要系統地挖掘《國語》的史學價值，就要立足於《國語》的文本，弄清其史料的來源以及文本中的作爲歷史文化背景的史料，弄清《國語》史料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對後世一些歷史文獻編撰的意義。從《國語》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來看，這些問題尚未有系統的研究。深入系統地研究這些問題，則能更準確地把握研究的最終目的，直接觸及問題的實質，從而認清《國語》所載史料的價值。這當然需要探討《國語》史料來源的不同類型及其作用。這些研究最終也會體現在《國語》的史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上。

前代學者的研究不管是作者、成書年代及與《左傳》的關係等問題，還是對《國語》性質的探討、書名的考辨、版本的情況、禮學意義、韋昭注的辨正、校補及思想等問題，大抵也多屬於史學的和文獻學的領域。本書要做的就是要通過對這些新老問題的梳理來發現問題並嘗試解決問題，如通過對《國語》性質的探討來重估其學術地位，通過對《國語》韋注細緻、深入的探究來看窺視其在注釋學領域的貢獻等。這些努力都旨在彰顯《國語》作爲史著的史學和文獻學的價值。

《國語》文獻研究中針對版本、注釋、舊注輯佚、與其他相關文獻的關係等專門問題的深入研究，目的也在於突出《國語》的重要性。如對其版本的梳理，不僅能掌握《國語》在不同時期流傳的大體情況，也能了解到兩漢以來學界對《國語》所做的注釋、音義、勘校、雕版印刷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對注釋的研究，尤其是細緻地研究韋昭注的特點及韋注與清人所輯鄭衆注、賈逵注、王肅注、虞翻注、唐固注、孔晁注等比較，亦可窺漢代訓詁和注書的傳統。此外，在《國語》與《左傳》、《管子》、《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相關文獻的關係問題上，通過文獻間史料的對比，可知《國語》在記史上有著較高的可信度。

從史學史的角度看，《國語》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尚書》就是一部記言史，且以虞、夏、商、周四個不同歷史時期來結構，這種方式爲《國語》所繼承。《國語》以“語”爲外在的形式，以國別體爲體例。更重要的是以史爲鑒的傳統也承繼不移，多聞興亡成敗的教訓，奉行禮治德政的主旨都爲後來人接續發揚。我們研究《國語》也應挖掘出其史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第三，研究《國語》，現實意義也不能忽視。

學術研究的目的從來都不是單純地爲學術而學術。我們做研究的目的，不但要在學界通過辨章考鏡探索真理，挖掘真相，而且要有益於社會。就社會科學而言，僅僅得出一些結論是不夠的，更要重視它的價值和影響。要努力使學術研究的結論成爲定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推動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實現學術成果豐富人類的文明，進而提高整個人類素質的目的。構建莊嚴的文明大廈，促進社會和諧，才是學術研究的最終意義。

歷史文獻中所蘊含的是非成敗的經驗教訓始終是統治階級所重視的，歷史文獻中蘊含的積極思想，也往往能歷久彌新，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甚至指導著我們的未來規劃。從某種意義上說，《國語》中富含的重視民生和以史爲鑒的思想，永遠都是不過時的思想。

深入探討《國語》的思想主張，我們會在探討中找到今天所倡導的關注民生、以德爲政等的治國理念的源流，能夠找到守禮儀，知榮辱等思想導向的依憑。甚至能發現審美的觀點和許多教育理念。《國語》又是一部禮學的範本，自始至終都在堅持用“禮”的標準對人的立身行事做出評判，發人深省。總的來說，《國語》中所載的天子、諸侯、卿大夫的長篇大論中，處處體現著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細細品讀，回味悠長。

希望通過研究，能讓學界更加重視《國語》這部文獻，重新審視它的史學價值和史學地位，那么《國語》的研究價值也就實現了。

二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前人的研究成果多爲我們今天的研究所用，但面對諸多的成果，如何取捨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國語》文獻研究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爬梳資料的同時也要對資料的內容深入分析。古人的一句話往往會傳遞多方面的信息，怎樣最大化全面運用這些資料需要有一個清晰的思路。

對《國語》文獻研究中的老問題，卽作者、成書年代和與《左傳》關係等問題，自然是不厭其煩地分析自漢魏司馬遷、班固、韋昭以來到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按照時間的先後排列，再按學術分量來定取捨、定詳略。對研究中的新問題，如史料來源、舊注輯佚、注本問題等則要立足文本，結合學者的成果深入挖掘。對研究中涉及到的文獻之間對比問題，則要圍繞所對比的內容來梳理資料。所要進行對比研究的文獻文本資料是核心，但也不能忽視相關的背景資料，輔以文獻學、傳統語言學的相關理論爲切實研究提供依據。

《國語》文獻研究試圖構建一個相對系統化的研究體系，并通過這個體系來達到最終的目的，卽揭示《國語》文獻的學術價值。爲此我們先梳理《國語》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大致掌握研究的領域和學界的成果，尋求我們自己研究的方向所在。

確立了研究的方向，首先就要在《國語》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性質等問題上明確我們研究的立場，因爲這些內容是其後研究內容的基礎。這里我們重點研究的是《國語》的性質，旣然我們認定《國語》是“語”類的史書，就應該探討“語”這類文獻的產生與發展情況。探討“語”和“史”之間的關係，進而探討《國語》爲何不是經書、算不算是“春秋外傳”、“六經之流，三傳之亞”的評價合理與否等問題。

進入具體文獻的研究，首先從《國語》史料來源入手。對這個問題學界尚沒有深入的探究，筆者曾在2006年有過初步的研究。後來在博士論文中進一步充實，但仍然顯得不夠清晰。鑒於此這里將《國語》的史料分成兩大類，卽《國語》成書所需的史料和《國語》文本中蘊含的史料。前者爲文獻學意義上的史料，後者則爲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相信如此則能夠較爲全面而又相對清晰地完成對《國語》史料來源的梳理。

關於《國語》的版本，鑒於《國語》在北宋以前的版本流傳情況無以考證，故而在其流傳的問題上嘗試做大致的推測，對一些僅有的信息我們爭取不遺漏，作簡單的羅列。然後重點從北宋公序本和明道本兩個源流來敘述，列出各個源流的代表性本子。

關於《國語》的注本，主要介紹自東漢以來學者注釋《國語》的大致情況以及各家注本流傳的情況，兩漢魏晉時期學者的注本情況文獻記載較少，只能依據有限的史料記載作客觀的說明。清代學者的注本較多，有隨文的新注，有補注和集解，也有讀書札記性質的校注。我們選擇有代表性的注本作相對簡要的說明和評價。

清人《國語》的舊注輯佚問題，屬於文獻學的基本問題。需要我們統計舊注輯佚依據的文獻、各家輯得的數量以及歸納舊注輯佚的意義。

《國語》韋昭注本是我們重點研究的內容，主要深入細緻地探討韋注的特點和影響。

通過《國語》與相關文獻的關係來探討《國語》的價值。

最後我們從史學角度和史學史角度來研究《國語》的地位和價值。

以上是《國語》文獻研究的大致思路，在研究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新問題，也可能會有新的思路，但總體是以文獻學和史學爲主要依託。

本文主要使用歷史文獻學的方法和傳統考據的方法來研究，同時也兼及其他研究的方法，如對比的方法，包括相關歷史文獻之間史料的比較、語言文字使用的比較等。

歷史文獻學的方法，具体包括用目錄、版本、校勘、輯佚等原理爲指導來梳理、歸納和分析資料，以此來研究不同時期《國語》的版本及特點，不同注本的差異以及清人輯佚的情況；探討不同時期學者研究的概況，并給予評價，以此來分析《國語》在當時學術界研究中的地位。我們也會根據研究的不同內容選擇其他的方法來研究，如使用對比的方法研究《國語》的史料價值、《國語》與相關文獻之間的關係等。

考據的方法是歷史文獻學研究常使用的方法。古籍整理中校勘、注釋等都離不開考據。考據也卽考證，考據學是一門重要的學問，又叫樸學。講究實事求是，無證不信，這是前代學者治學的傳統。清代考據之學爲我們提供了方式方法的借鑒。考據需要有扎實的傳統語言學的知識、文獻學的知識和深厚的歷史文化的功底，本文嘗試運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儘管學識不足駕馭，愿嘗試之。文中《國語·齊語》與《管子·小匡》之間的對比，運用了這種研究方法。《國語》與《左傳》、《史記》等史料的對比也運用了這樣的方法。我們一方面利用傳世的和出土的文獻來作佐證，一方面也運用傳統語言學的理論來比較判斷文獻間語言文字使用上的差異，爭取做到有說服力。

文獻研究使用對比的方法，可將所研究文獻的某方面特點通過對比突出出來。我們研究《國語》的史學價值和史學史價值，同樣要采用對比的方法。《國語》與《左傳》同爲春秋史，內容上、語言風格上、編撰的目的和方式上等等都極具可比性。《國語》與其他相關文獻之間更需要對比，據此來考查其史料的可信度。《國語》八國之語間也同樣具有可比性，包括所記史實的對比、語言運用上的對比等。當前《國語》研究中此類對比的學術成果頗豐，爲我們的比較研究提供參考。我們客觀地對待學界的某些成見，不做出主觀性過強的結論。

最後，順便對本文參考文獻的編排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學術著作參考文獻的編排是一個相對複雜而又專業的問題。通常都是以參考文獻所在的時代先後來編排。不同時代的文獻編排起來不難，同時代的文獻若問世的時間先後很清晰，編排起來也不難。若有的文獻問世時間並不確定則很難編排，需要我們靈活處理，通常會根據文獻問世的大致時段來編排，但一定要給出說明。有的學者以文獻著者姓名的音序來編排參考文獻。這種編排方法可將同一著者的文獻都能編排在一起，看起來方便。以上兩種編排方法的不足是如果參考文獻較多，同類文獻的編排會比較分散，不便於作整體的把握。

在研究《國語》這部文獻的過程中，筆者參考了不少文獻。這些文獻涉及的內容較多，有的是歷史的，有的是文學的，有的是文獻的，有的是思想的，有的是政治經濟的、有的是民族關係的，也有語言文字的，等等。對內容重復的參考文獻，主要選擇更爲權威的或有代表性的，力求做到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參考文獻無遺漏。

關於參考文獻的編排，在此簡單說明一下。

本書的參考文獻主要分作兩類，卽著作類和論文類。參考文獻較多，編排頗費腦筋，采用多種方法相結合的編排方式，或許不夠專業，但求使人清楚。

著作類參考文獻編排方式總體上以時間先後爲主。

首先，先編排《國語》文獻研究的基礎文獻，主要指的是研究中參看的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國語》。這些文獻按照注者所在的朝代先後來編排。

其次，編排其他參考文獻。總體上也以文獻的著者所在的時代先後來編排。清代學者的著作大致按照學者們主要學術活動的時間段先後來編排，民國以來學者的著作也依照編排清人著作之例。

最後，按照國別編排國際漢學研究方面的參考文獻。

論文類參考文獻的排列主要按照作者姓名的漢語拼音音序的方法排列，將同一作者的文獻排在一起。其後列出國際漢學學者論文的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