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國語》文獻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前人研究《國語》的成果比較零散，對其梳理和歸納就顯得尤爲重要。此類成果較早的是譚家健先生的《歷代關於〈國語〉作者問題的不同意見綜述》[6]一文，比較全面。梁濤《20世紀以來〈左傳〉、〈國語〉成書、作者及性質的討論》[7]一文是階段性的研究成果綜述。郭萬青在其博士論文《唐宋類書引〈國語〉研究》引言中有《國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對兩漢以來學者在《國語》注釋、版本、韋注等方面的研究狀況有詳細的資料歸納，分類清晰，幾無遺漏，可資參考。本節以研究者所在的時代爲綱，以學者研究的主要內容來分類進行歸納。有關國際漢學界對《國語》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要給出說明，列在各個時期研究回顧之後。
一 《國語》文獻研究的歷史
（一）兩漢魏晉時期
儘管文獻資料不足，我們還是能夠大致了解兩漢、魏晉時期學者研究《國語》的情況。這一時期研究涉及的內容主要是《國語》的作者問題、《國語》的地位、《國語》的注釋等。爲《國語》作注是尤爲突出的成就。
1.《國語》的作者問題
司馬遷在《史記》中最早提到《國語》之名及其作者。《五帝本紀》中有“予觀春秋國語……”的話。《十二諸侯年表》中他認爲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爲之作傳，並提到了“春秋國語”。[8]《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也都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事。[9]司馬遷所言在當時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事實，卽魯君子左丘明不但傳《春秋》，還編了《國語》，實爲《左傳》和《國語》的作者。《漢書·儒林傳》載賈誼修《春秋左氏傳》。[10]其《新書·禮容下》采《國語》記單靖公、單襄公之事，則賈誼又兼述《國語》。[11]董增齡認爲賈誼持“內傳”“外傳”同出左氏之論。[12]《後漢書·班彪傳》載班彪之言，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13]班固《漢書·藝文志》列《國語》二十一篇，下注“左丘明著”。又於《司馬遷傳》贊中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14]王充《論衡·案書》中有言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15]可知司馬遷、賈誼、班固和王充等都認爲左丘明卽是《國語》的編撰者。
也有不少兩漢學者的意見我們無法看到，據理推測在《國語》作者的問題上應不會有其他的聲音。三國吳人韋昭《國語解敘》云：“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16]其說可看作是對司馬遷和班固等前人所言的肯定和繼承，反映了東漢到三國時期學者們的普遍認識。
據文獻記載可知在作者的問題上出現不同聲音大約是在西晉時，這一時期學者的意見出現了分歧，多數學者堅持司馬遷等的說法，也有個別學者通過《國語》與《左傳》二書語言風格的差異和記事上的詳略不同提出質疑。孔晁與司馬遷諸人保持一致，云：“左丘明集其典雅辭令與經相發明者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17]傅玄則根據二書在記事上的不同判斷“《國語》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18]懷疑《國語》作者不是左丘明。
雖然學者懷疑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但因文獻不足之故，還無法動搖司馬遷等漢代學者的說法。
2.《國語》的地位
這一時期《國語》尚有另外兩個稱呼，卽“春秋國語”和“春秋外傳”，這樣的別稱將《國語》與《春秋》聯繫在了一起，反映了《國語》在當時的地位。
“春秋國語”最早也見於《史記》。班固《漢書·律曆志》引《國語》之文稱“春秋外傳”。劉熙《釋名·釋典藝》亦云“《國語》記諸侯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19]清人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云：“畢沅曰：‘《說文》引《國語》文輒稱“春秋國語”，以《國語》爲“春秋外傳”故也。’王啟原曰：‘《說文》及《風俗通》並稱《春秋國語》，至《釋名》則言又曰“外傳”，蓋漢時二名並稱。’”[20]但稱“春秋外傳”的較多。上文提到的王充《論衡》、韋昭《國語解敘》卽稱《國語》爲“春秋外傳”。
《漢書·藝文志》列《國語》於“春秋類”，屬於六藝。
3.《國語》的注釋
兩漢魏晉時期也是注釋《國語》成果豐碩的時期。注者包括東漢鄭衆、服虔、賈逵、楊終，魏王肅、孫炎，吳虞翻、唐固、韋昭，晉孔晁等。
其中，楊終和孫炎的注後世未見引用者。楊終爲公羊派，或許是以公羊學闡發大義的方式來注解《國語》，故而不被以文字訓詁和解釋名物、闡明典章制度爲主要注釋內容的人所采用，不敢妄斷。而孫炎授業於鄭玄，略早於韋昭，有《爾雅》注。韋昭注《國語》“以《爾雅》齊其訓”，極有可能會受到孫炎的影響，但韋昭本人並未聲明。
鄭衆、服虔、賈逵、王肅、虞翻、唐固和孔晁等人的注也在宋之後都亡佚了，清代學者的著作中有專門對他們的《國語》注的輯佚。
值得一提的是韋昭《國語解敘》一文，對《國語》編撰成書、內容、前人注釋以及自己注解《國語》的經過有說明，文字雖短，信息量大，是我們見到的最早的較爲詳細地介紹《國語》的文字。
（二）隋唐宋明時期
隋唐以來，質疑《國語》作者爲左丘明的人更多，唐人就此展開辨僞，宋人甚至將左丘明的姓氏問題也複雜化了。這一時期尚有對《國語》音義、刊刻裁選以及文本點評等方面的研究。
1.作者問題上的分歧
在作者問題上，隋劉炫認爲《國語》非左丘明所作。[21]唐孔穎達於《左傳注疏》中引傅玄之語（見上文），態度模糊，又似贊同其說。啖助認爲左氏乃丘明，受經於仲尼。趙匡則認爲：“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但題左氏，遂引丘明爲其人。”他認爲司馬遷的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班固因襲而不加考辨，二人史學地位較高以至於後世學者信以爲實，“傳虛襲誤，往而不返者也。”[22]又言“《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又多乖剌，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之後，蓋其家弟子門人，見嘉謀事跡，多不入傳，或有雖入傳而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自古豈止有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見題‘左氏’，悉稱丘明！”認爲“左氏”未必就是左丘明，編撰《國語》者可能是“左氏”的弟子門人。陸淳的看法與其相類，《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第五》：“《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23]啖助、趙匡和陸淳所做的也是古籍文獻的辨僞工作。柳宗元認爲左丘明應當編撰了《國語》絕大部分內容，只是他對《越語下》有疑問，懷疑“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24]
趙匡“自古豈止有一丘明姓左”的疑問啟發了宋人葉夢得，他更是突發奇想弄出“左氏”、“左丘氏”的新說將《國語》的作者問題更加複雜化了。葉夢得認爲：“傳初但記其爲‘左氏’而已，不言爲丘明也。自司馬遷論《春秋》，言‘魯君子左丘明……’班固從而述之。……（班）固以丘明爲名，則‘左’爲氏矣；然遷復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有‘左丘氏’，遷以‘左丘’爲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他認爲“左氏”著《左傳》，而“左丘氏”則編撰了《國語》，將左丘明說成“左氏”，是司馬遷的錯誤。[25]王應麟似同意葉氏的解釋，《困學紀聞》卷六“左氏傳”引葉夢得上述言論。[26]其後不少學者附和此說，如明代胡應麟、清代朱彝尊等。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學者堅持此說，如王樹民、沈長雲等。朱熹曰：“《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卻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27]覺得“似出一手”，又不似某個人的作品，“左丘氏”編撰《國語》，而“《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可見亦是受了葉夢得之說的影響。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認爲《國語》和《左傳》二書“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也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對《國語》的作者同樣質疑。南宋黃震發現《國語》在文字上避漢統治者名諱，以此也懷疑左丘明作《國語》的說法。[28]顯然他忽略了後人傳抄這一環節，所以文字的避諱現象還不足爲據。
這一時期懷疑左丘明不是《國語》作者的人比較多，大概是受到唐以來辨僞的影響。但繼承兩漢學者觀點的也不少。唐顏師古繼承了司馬遷、班固、韋昭等人的觀點，趙翼《陔餘叢考》載顏注《漢書·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丘明撰。”[29]另一位史學大家劉知幾也堅持左丘明旣作《左傳》又編《國語》。《史通·六家》認爲左丘明完成《春秋內傳》後，又整理編輯未被采用之逸文，另纂別說，而成《春秋外傳國語》。北宋宋庠因襲舊說，言《國語》爲左丘明所撰。司馬光引其父之言曰：“先儒多怪左丘明旣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通也。先君以爲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之本意也。……”[30]這和唐人趙匡推測《國語》大概爲左氏弟子門人所爲的說法很相近，同時他斷定編撰者所采用的史料應是左丘明用來爲《春秋》作傳的剩餘，也卽“左氏”之《國語》。這種觀點讓人認爲《國語》的成書更像是個偶然的過程，不過是對那些未被采用的解釋《春秋》經書的史料的簡單匯編。司馬氏父子的觀點得到同朝李燾的認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范寧曰：‘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誇’，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誇矣，非左氏而誰？”陳造亦云：“左丘明傳記諸國事旣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葉適曰：“左氏雅志未盡，故別著外傳。余認爲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爾。”[31]明黃省曾說：“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爲外傳。”[32]王世貞說：“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以補所未備。”[33]胡應麟曰：“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字或軼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郢乎，入傳弗贅疣乎？故別創篇名也。翼《春秋》爲內傳，稱《國語》爲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非也。”[34]其觀點與司馬光父子觀點大同。
2.音義、刊刻及私家目錄的梳理
唐人有《國語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宋庠因之而成《國語補音》三卷。另《宋史·藝文志》載有魯有開《國語音義》一卷。
北宋時期出現了《國語》的刻本。一是明道本，也稱天聖明道本，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影刻天聖七年（1029年）的本子。一是公序本，卽宋庠校訂的本子。今可見公序本後附有宋庠的《補音》三卷。元代遞修宋刻本刊行。明代刊刻較爲興盛，出現很多刊本，代表性的有金李本、許宗魯本和張一鯤本。此外明代還出現了節選本，如鄭維嶽《新鍥鄭孩如先生精選國語旁訓便讀》。
私家目錄對《國語》的梳理，主要有鄭樵《通志·藝文略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等。
3.對文本的評點
唐宋明三朝的學者針對《國語》還做了一些評點的工作。今天容易見到的主要成果是柳宗元的《非國語》二卷六十七篇。柳氏在《非國語》序言和給友人呂溫和吳武陵的信中言有感於《國語》深閎傑異，文勝言尨，爲世人耽嗜。而其說多誣淫，其道舛逆，不概於聖，故而命筆，以匡正世人，使之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針對柳氏之說，宋劉恕、蘇軾、戴仔、劉章，明曾于乾等學者多有批判。《宋史·藝文志》載有葉真《是國語》，《補遼金元藝文志》、《補元史藝文志》都載有元人虞槃《非非國語》。而據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載北宋江端禮曾作《非非國語》（佚），吳泳《劉靖文文集序》載劉氏亦有《非非國語》。查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所載，尚有戴仔《非國語辨》一篇、劉章《非非國語》（佚），明曾于乾《非非國語》（佚）等。
宋庠《國語補音序》對《國語》的文獻歸類、流傳、稱譽、注釋、評點以及《國語補音》的成書有比較詳細的介紹。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二《國語》，側重對《國語》部分內容的評點心得，對於進一步理解《國語》文本有參考價值。
明代學者似乎更喜歡點評《國語》文本，先後有汪道昆、孫應鼇、穆文熙、屠隆、閔齊伋等。穆文熙有《國語評苑》，除自己的點評外，集有柳宗元、孫應鼇等人的評語。閔齊伋撰《國語裁注》九卷，《晉語》分上下兩卷，其餘均爲一卷。萬曆四十七年閔齊伋刻套印八冊。每頁上寫評語，正文中重點文字、章法、典故之處亦有標注，如“字法”、“文法”、“章法”諸語。主要引用柳宗元、汪道昆、孫應鼇、穆文熙、屠隆等人的評語。明代公安派學者陶望齡專治《國語》，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引其語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略與《管子》同。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玩之而味永，還需以《越語》壓卷。”這是從語言風格、記事特點、說理效果等文學視角作出的評價。《經義考》卷二百九載明張邦奇《釋國語》一卷、曾于乾《非非國語》（佚）等。
4.《國語》的地位
正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繼承《漢書·藝文志》的作法，將《國語》列入經部“春秋類”，且冠以“春秋外傳”的稱呼。可見其地位是與《春秋》和《左傳》捆綁在一起的。
劉知幾《史通·六家》評價《國語》爲“六經之流，三傳之亞”，確立其“準經典”的地位。
除上述研究外，明代劉成有《國語》地名方面的研究，其著《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一卷，附于《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之後，今有明代崇禎刻本。
（三）清代學界的探究
清人除了繼續前代學者對《國語》作者、與《左傳》之關係等問題的探討外，學術工作還體現在版本整理與刊刻、注釋、舊注輯佚等方面。
1.《國語》的作者及與《左傳》的關係
清代學者對《國語》的作者及與《左傳》的關係問題的論說比較理智，贊同司馬遷等兩漢學者說法的很少。
姚際恒稱司馬光父子和李燾的意見“雖近是，然終屬臆測耳。”[35]趙翼《陔餘叢考》認爲《國語》非左丘明所撰。[36]姚鼐曰：“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也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者，非必邱明也。”[37]崔述的說法較有代表性，他通過二書之間的記事、語言的反差，認爲《左傳》之文年年井井多實錄，且記事簡潔，措辭體要。《國語》荒唐誣妄，文辭支蔓，自相矛盾甚多。顯然二書非一人所作。卽便是《國語》也非一人之作。《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云失明而有《國語》之左丘明未必卽是作《左傳》之左丘明，不能強指爲一人。[38]高嵣以爲二書“時代先後不同，而篇章長短各異，似非出一人之手。”[39]清代今文經學家反對司馬遷、班固等人的說法。劉逢祿進一步發展了司馬光、李燾等人的觀點，其《左氏春秋考證》一書更認爲劉歆僞改《左氏春秋》而成《春秋左氏傳》，《左傳》應該就是司馬遷所見、《史記》所言的古文《春秋國語》。[40]賀濤認爲《國語》和《左傳》出自一人之手，可能是趙國人，而並非左丘明。[41]晚清廖平認爲“左氏全書分國系事，本名《國語》，爲群經作傳，史公所稱《左傳》，《春秋國語》是也。後來左氏弟子專取《春秋》一門編爲《左傳》，加入經說，遂與《國語》歧而爲二。語先傳後，非先作內後作外，固彰明較著者也。”[42]是言《左傳》分自《國語》，乃是古文經學家爲與今文經學抗衡將《國語》中的史料分出來一部分編撰而成的。左丘明不是《左傳》的作者，左氏的弟子才是其作者。[43]他的論說直接影響到康有爲。康有爲便在劉、廖二家觀點的基礎之上，堅稱《左傳》、《國語》實由一書分化而成。康氏《新學僞經考》認爲劉歆僞造《左氏春秋》之名。編撰《國語》的是左丘，傳釋《春秋》的是左丘明，實爲兩個人。劉歆分《新國語》五十四篇而成《左傳》。而割裂後的殘餘則匯編成《國語》，作者仍爲左丘。劉歆將《國語》部分拆分爲《左傳》後，按照編年之體援引所分史料來解釋《春秋》經文，以這種方式來壯大古文經學的實力進而在論爭中壓倒今文經學的《公羊傳》和《穀梁傳》二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語》條下沒有標注作者，顯然是受了學者們質疑的影響，態度謹慎。認爲：“《國語》出自何人，說法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爲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也復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抵牾。蓋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也。”比較傾向於兩漢學者的說法，間接肯定二書同出一人之手，雖沒直接表態爲誰編撰，從文中之意可知應該是認可左丘明的。董增齡《國語正義序》針對隋唐人的異議指出“宏嗣（韋昭字）明言《國語》之作，其文不主於經，則固不必以經爲限矣。”至於內外傳同出一人而有異同，董氏以《左傳》、《史記》本身亦有此類情形比照，說明內外傳存在同一事而有差異不足爲怪。雖是述韋昭言內外傳同出左丘明之事，卻也表述了他本人的意見。
2.版本、注釋和舊注輯佚
清代刊刻的公序本《國語》主要是翻刻明刻本，明道本則是嘉慶四年（1799年）由黃丕烈據絳雲樓錢氏所傳影宋本開雕，轉年行世，也稱“士禮居本”。錢士興稱二版本“合而觀之，此書遂無遺憾。”[44]其後出現多家仿刻之本，如崇文書局本、蜚英館本和博古齋本等。陸貽典、惠棟、段玉裁、錢大昕以及顧之逵、顧千里兄弟等對絳云樓傳錢氏明道本《國語》均有過勘校，黃丕烈在刊刻前，也進行了認真的校勘，參考和吸納了這些人的成果。
清人對《國語》的注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針對全部韋注的補注，如董增齡《國語正義》。一種是專門摘列部分韋注加以考辨，這類成果極多。重要的有洪亮吉《國語韋昭注疏》十六卷、[45]汪遠孫《國語發正》和《國語考異》、王煦《國語釋文》八卷、汪中《國語校文》一卷、姚鼐《國語補注》一卷、孔廣栻《國語解訂僞》稿本一冊、黃丕烈《國語劄記》一卷、劉台拱《國語校補》一卷、黃模《國語補韋》四卷、陳瑑《國語翼解》六卷、譚沄《國語釋地》三卷等。此外，清代一些學者在學術著作中也有不少關於《國語》韋注辨正的條目，辨正條目較多的學術著作有王引之《經義述聞》、俞樾《群經平議》、于鬯《香草校書》等。王引之《經義述聞》中校釋《國語》分爲兩卷，俞樾《群經平議》中有《國語平議》，于鬯《香草校書》中有《國語》三卷。其他如顧炎武《日知錄》、趙翼《陔餘叢考》等讀書劄記中也有對韋注的考辨。
輯佚方面，清代馬國翰、汪遠孫、黃奭等一批學者對鄭衆、賈逵、王肅、唐固、虞翻、孔晁等《國語》亡佚注本的舊注條目輯佚，成果顯著。汪遠孫《國語三君注輯存》是專門輯佚《國語》舊注的代表性著作。王謨《漢魏遺書鈔·經翼》、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補遺·經編春秋部》、黃奭《漢學堂叢書·子史鉤沉·史部雜史類》和《黃氏逸書考·子史鉤沉》、勞格《月河精舍從鈔·讀書雜識》、王仁俊《經籍佚文》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經編春秋部》、蔣曰豫《蔣侑石遺書·滂喜齋學錄》等輯佚著作中有《國語》舊注輯佚的部分。此外，姚東升《佚書拾存》之六爲《國語》，亦是輯佚性質的著作。
除以上主要問題的研究和針對具體問題所做的工作外，清人馬驌編著《繹史》“春秋部”大量摘引了《國語》原文，方便讀者在閱讀古史之時能多方對比，掌握異同，同時也爲後人的研究提供方便。
3.《國語》地位的變化
清代學者對《國語》地位的認識更爲客觀，從編撰官、私目錄對《國語》歸類的安排上能夠體會出學者們的認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國語》二十一篇，《漢志》雖載《春秋》後，然無‘春秋外傳’之名。……考《國語》上包周穆王，下暨魯悼公，與《春秋》同時代，首尾皆不相應，其事多與《春秋》無關，系之《春秋》殊爲不類。……實古左史志遺，今改隸雜史類。”言《國語》所載與《春秋》無關是不合適的，“實古左史志遺”的定位還是準確的，所以將《國語》由前代附於經部“春秋類”改爲“史部”的“雜史類”是恰當的。這一變化也表明了修編四庫的學者們的態度，也的確產生了影響。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國語》爲雜史類。高嵣《國語鈔序》云：“此列國之史也。”《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六輯收黃丕烈的校勘《國語》題識和顧千里（顧廣圻）的書跋，列《國語》爲史類。周中孚列《國語》爲雜史類，其《鄭堂讀書記》顯然是依據《四庫提要》之體。
清人的輯佚著作對所輯《國語》卷帙的分類也不相同。如王謨、馬國翰和王仁俊將輯得的《國語》注文列在“經編·春秋部”，而黃奭則列入“史部·雜史類”。列入“經編·春秋部”已不是主流。
也不乏學者欲將《國語》提升至經書的高度。段玉裁主張“十三經”外，加入《國語》等八部文獻成“二十一經”。清末廖平於光緒十二年擬定《十八經注疏範例》也將《國語》升格爲“經”。
俞樾認爲《國語》可能是古史中以“語”爲名的文獻，則是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認識《國語》了。其《湖樓筆談》卷二云：“《禮記·樂記》曰：‘且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疑古史記載，自有語名。牧野之語，乃周初史臣記載之書也。左丘明著《國語》，也因周史之舊名。”[46]雖是推測性之語，也不能說毫無根據。俞樾的這一推測啟發後來學者進一步探究“語”書的淵源。
（四）近代學界的研究
近代學者的研究除了用心於《國語》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與《左傳》的關係等老問題外，在注釋、版本整理刊刻和文本點評上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老問題之間互相關聯，往往糾纏在一起，學者的研究也恰恰體現出這一點。
1.《國語》的作者、成書年代及與《左傳》的關係
研究《國語》與《左傳》的關係問題涉及到二書內容上的異同、是否出於一人之手、是否由一書割裂、二書孰先孰後等問題，這也是近代學者耗費精力最多的問題。
梁啟超、錢玄同、崔適等人繼承劉逢祿、廖平和康有爲的觀點。梁啟超云：“左丘或稱左丘明，今本《左傳》並稱爲彼所撰。然據《史記》所稱述，則彼固名丘不名丘明，僅撰《國語》而未撰《左傳》。”[47]又稱左丘將編撰《左傳》所剩的史料“無可比附者剔出，仍其舊名及舊體例，謂之《國語》。”[48]崔適在《史記探源》一書中專門補充此說。錢玄同羅列了八條《國語》八國所記與《左傳》所載此詳彼略之事件來證明康有爲所言左丘明只作了《國語》並未作《左傳》、司馬遷著《史記》未曾見過《左傳》而只采《國語》、二書本一書所分等觀點。[49]錢玄同的論述主觀性極強，不但證據不夠充分，而且論證不乏牽強附會之處，故而後來學者對其說多持批判的態度。
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先生在20世紀二十年代作《左傳真僞考》，胡適將其論述的要點翻譯成了中文，陸侃如則作了全文翻譯。高本漢通過對文法的分析，認爲《左傳》和《國語》文法雖然相近，但不像是一人所爲。林語堂從古音的角度證明《左傳》、《國語》同屬一種方音。馮沅君1928年撰文《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認爲二書互不相干。1934年《燕京學報》同時發表美國學者卜德（Derk Bodde）《〈左傳〉與〈國語〉》和孫海波《〈國語〉真僞考》兩篇文章，他們針對康、梁等人的觀點展開論證，認爲二書非一書所分。[50]孫海波還通過《國語》與《左傳》、《史記》的史料間的對比來進一步證明。此外，1935年《華北日報》52—54期載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浙江圖書館學刊》第4卷載童書業《〈左傳〉與〈國語〉關係後案》，1936年《史學集刊》載楊向奎《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1941年《群雅》載金德建《漢代〈左傳〉〈國語〉二書合一不分之證》，1944年《說文月刊》刊劉節《〈左傳〉〈國語〉〈史記〉之比較研究》等文章，均爲探討《國語》作者、成書年代以及與《左傳》關係等問題的成果。
章太炎在其《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一書中堅持司馬遷、班固等學者的觀點，認爲《左傳》和《國語》均由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晚年最終完成了《國語》的編撰。衛聚賢於《〈國語〉的研究》一文中運用多種方法研究得出《國語》各語二十一篇是由六個人在六個時期輯錄而成的，全部是楚國的產品，全書的作者爲左丘明的子孫左人郢等完成，結論比較具體。[51]錢穆則懷疑《國語》、《左傳》同爲左丘明所作之說，甚至認爲《春秋》“內傳”和“外傳”稱呼也十分不可信。[52]顧頡剛認爲《國語》這部書的著作年代和著者都不明了。司馬遷的表述是關於此書著者的唯一材料，但這個著者的生平卻無從知曉。他認爲劉逢祿和康有爲等人的說法“頗可信據。”[53]此外，在《史林雜識初編》一書中，顧頡剛又認爲《國語》的著作人復姓左丘，名明，而且其作書之時必不失明無疑。[54]張西堂也附和劉逢祿的觀點。進一步指出：“左氏是由《國語》改編，時間地點人物事實敍述之不同，或者就是他刪改的憑證；……我們不可以隨便說兩書完全出於一人之手，或者以爲是兩部各不相干的書，因爲作僞者有時故意與所采的原料持相反的論調。”[55]郭沫若提出《國語》、《左傳》都是楚國左史倚相所作。[56]金毓黻認爲“左丘明旣爲《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號曰《國語》。故也號《左氏傳》爲《春秋內傳》。”[57]這顯然是承襲了司馬遷、班固等人的說法。他駁斥了劉逢祿、康有爲等關於劉歆僞作之說。張心澂《僞書通考》中搜羅從漢到近代學者的辨僞成果，認爲《國語》是魯國史官左丘氏的著作，屬於魯國的文獻。是左丘氏記錄所知所聞的書，內容包括魯國、周王室以及其他強國的史實和言語，是爲修史者提供史料的文獻資料匯編，所以稱之爲《國語》，而不叫《春秋》或“史”。《國語》爲左丘氏流傳，但其成書過程絕非出於一人之手。
至於《國語》何時成書，因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資料的不足也存在著爭議。《晉書·束皙傳》載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魏襄王的墓中發現一批竹書，其中有《竹書紀年》和三篇《國語》。《竹書紀年》所記止於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書中稱魏襄王爲“今王”，據此可以斷定《國語》里的一些篇幅應該早於此時寫成。1987年在湖北慈利石板村發現一處戰國中期偏早的遺址，出土文獻中有《國語·吳語》。根據這些資料，學界普遍認爲大約在戰國早期《國語》就已成書，中期以後就已經流傳於世了。[58]
晚清以來，學者研究《左傳》的成書，往往與《國語》相參照，談論二者孰先孰後。《漢書·藝文志》中列世不見傳的文獻《新國語》五十四篇，其下標注“劉向分《國語》”，劉向如何分《國語》，不得而知。康有爲等按照廖平的思路推斷《國語》經劉歆割裂爲《左傳》，今本《國語》是其割裂之殘餘。則《國語》的史料年代雖然早，而其最終成書則是劉歆所爲了。
我們知道兩漢至唐學者多數認爲《國語》的成書時間要略晚於《左傳》，他們普遍將司馬遷所言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和“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理解爲左丘明先成《左傳》，到晚年失明後又編撰了《國語》。如前文提及的宋司馬光父子和李燾，其後陳造、葉適，明黃省曾、王世貞等。清代學者也多持有這種觀點。近代學者們的研究，不但明確地指出《左傳》、《國語》二者的先後問題，而且還根據資料判斷出二者成書的具體時間，甚至對《國語》八國之語都給出了具體寫成的時間。如衛聚賢、顧頡剛、孫海波、金毓黼、蒙文通等。
衛聚賢著有《〈國語〉的研究》[59]一文，文中僅《國語》寫作的時期就采用了七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是《越語下》乃是後人竄入，其他均爲戰國時期的文字。雖然研究得很細緻，但也有不少牽強的地方，不能讓人十分信服。
顧頡剛除了認爲劉逢祿和康有爲的話“頗可信據”外，還指出：“《國語》這部書的著作人和著作年代都不明了。”[60]他還將八國之語分正、變二體，其中正體周、魯、晉、楚四國之語雜記一國先後事，變體齊、鄭、吳、越四國之語則專記一國中之一事件。正體爲司馬遷時所有之文，爲其所見，變體則非其時無其文，司馬遷未見，卽便見到也是系在其他語中。他又將《國語》、《左傳》和《史記》等的史料相比較，得出列國之史爲原料，《國語》爲出於各國之史而非出於一人之手編輯之原料，《左傳》乃由《國語》改作而成的。顯然是認爲《國語》成書早於《左傳》。[61]孫海波《國語真僞考》一文認爲司馬遷并未見到《國語》，《史記》也沒有選擇其史料，《國語》成書於漢武帝時代之後。童書業認爲《國語》是戰國的作品，成書應當早於《左傳》。[62]金毓黻認爲司馬遷、班固的說法是可以相信的，《國語》成書晚於《左傳》，是左丘明稽傳《春秋》之逸文的結果。又言：“若夫《國語》之作，是否與作《左傳》爲一人，本不甚重要，惟二書各有詳略異同，可資互證之處甚多，凡研《左傳》者，必讀《國語》，其爲春秋時代古書之一，又不待論也。”[63]可見是將《國語》的成書提前到了春秋時代。蒙文通認爲《國語》割裂而成《左傳》，則是說先有《國語》後有《左傳》了。[64]
這些問題如今很少有人探討了，然而他們的成果卻是我們研究中不能忽略的。
2.注解、評點及文本的刊刻
近代學者亦有爲《國語》作注解的。代表性的有清末、民國時期吳曾祺，其作《國語韋解補正》，是補注性質。其後沈鎔有《國語詳注》，徐元誥有《國語集解》。吳曾祺的注釋采集清代諸家，沈鎔的注釋突出重點詞句，徐元誥的注釋則是囊括清代諸家的成果，瑕瑜互見。
此外，廖平《國語義疏凡例》針對《國語》文本特點、文例、體例、禮制等評點之處較多。李澄宇《讀春秋蠡述》附《讀國語蠡述》有選擇地評點《國語》中的一些篇章。吳闓生《群書點勘》之《國語》二十一卷，收其父吳汝綸點勘，認爲韋注多訛誤，故采韋注之可者，內多收姚鼐圈識。具有注釋兼評點的特點。
關於民國時期《國語》的刊刻情況，大致如下：[65]
上海鴻寶齋書局、錦章圖書館1914年刊印天聖明道本《國語》。1915年鴻寶齋石印儲欣《古文菁華國語》，中華書局編輯《國語精華》。1923年沔陽慎始基齋影印《國語補音》三卷。1924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國語》。1926年上海文明書局印沈鎔《國語詳注》。1930年中華書局排印徐元誥《國語集解》。193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書庫》中收《國語》。1933、1934年商務印書館連續刊印葉玉麟《國語》，1935年葉玉麟有《白話譯解國語讀本》，由上海大達國書供應社刊行。上海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收韋昭注《國語》，附黃丕烈《國語明道本劄記》、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收韋昭注《國語》二十一卷，附黃丕烈劄記一卷。上海中華書局刊印《四部備要》收韋昭注《國語》、汪遠孫《國語考異》。國學整理社秦同培《國語精華》。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秦同培注釋、宋晶如增訂《廣注語釋〈國語〉〈國策〉精華》。1937年《〈國語〉〈國策〉精華》第四版印刷。
以上除沈鎔、徐元誥外，儲欣、葉玉麟、秦同培的著作也屬于注釋性質。
3.《國語》的性質
近代學者關於《國語》性質的認識可歸納爲兩點：其一，它不是經書，只能算是“準經典”。其二，它是史著，但不是正史，而是雜史。
梁啟超認爲《國語》是“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66]蒙文通認爲《國語》和《孔子家語》皆爲“春秋”[67]。張心澂則認爲：“《國語》是魯國的書，是魯國史官左丘明的記所知所聞本國及他國的事實和言語，以備修史之用，是史料性質，所以不稱爲《春秋》，不稱爲史，而稱爲《國語》。”劉節說：“《國語》是一部殘缺不完備的國別史。”[68]一些目錄學家也視《國語》爲史著。羅振常在其遺著《善本書所見錄》中將《國語》列於史部。范希增《書目答問補正》也同樣列《國語》於史部。
可知自清修編四庫將《國語》重新定位之後，其地位已由劉知幾所言“六經之流，三傳之亞”的準經典降爲雜史，這種地位的變化也反映了近代學者對《國語》性質的認識較前代學者更爲準確。
二 《國語》文獻研究的現狀
當代學者對《國語》的研究領域擴大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一方面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等領域的老問題在繼續探討，新問題又不斷被提出。一方面研究延伸到了禮學、哲學、文學等領域，學術研究由點到面，成果喜人。
（一）作者和成書年代
1.作者問題
20世紀五十年代以後，討論《國語》作者問題的人漸少，也無新見。成書年代問題也多和《左傳》比照，探討二者孰先孰後。司馬遷、班固等人的觀點仍是主流。
傅庚生認爲《國語》一書不只是左丘明一人所作。[69]徐中舒認爲“左丘明以左丘爲氏，省稱爲左氏。……他出身於魯國的貴族，同時也是最有修養的瞽史。”他反對古人將左丘明根據名字強分作二人，但認爲春秋“內傳”和“外傳”的稱呼很不恰當。“此兩書其中大部分史料都應出於左丘明的傳誦。……司馬遷說：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又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他把此兩書的作者都歸之於左丘明，在傳授系統上，應該是有根據的。”[70]徐仁甫認爲《國語》的作者是復姓“左丘”名“明”的人。[71]楊伯峻贊同唐人趙匡的觀點，認爲《國語》非左丘明所作。[72]胡念貽、洪成玉、蘇淵雷等學者則堅持認爲《左傳》乃左丘明所著，《國語》則是另外一書。王樹民認爲《國語》八國之語爲各國史官所作，且各國之語也不是一時之作、同出一人之手。其作者也不是左丘明，最後的編撰者應是左丘氏。[73]沈長雲認爲《國語》的作者可能是三晉人。[74]譚家健的觀點與沈長雲一致，但他認爲作者可能是三晉的史官，身份更爲具體。[75]
中國臺北著名學者張以仁先生研究《國語》的成果十分豐碩，20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就已發表了有關《國語》作者、《左傳》與《國語》的關係等內容的鴻篇高論。其中《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一文稱：“我們大概可以相信，史公的話，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矛盾的。”[76]他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證：
其一，著《左氏春秋》和編撰《國語》的左丘明是否爲同一個人。
其二，左丘明和孔子是否爲同時代的人。
文章得出的結論非常謹慎，儘管有猜測，卻能照顧前人說法而留有餘地，比較切合實際。概括如下：
第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言成《左氏春秋》的魯君子左丘明與《太史公自序》所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左丘明實爲同一人。此人姓“左”名“丘明”。
第二，左丘明不一定是孔子之前賢人。
第三，推算孔子之卒至趙襄子之卒，期間不過五十四年，而非七十八年，左丘明與孔子完全可能同時。年輕的左丘明有機會與晚暮的孔子同觀魯史，並於趙襄子卒後完成《左氏春秋》，撰成《國語》，這種情況是存在的。[77]
第四，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的記載，以孔子與其弟子間的最大年齡差推測孔子長左丘明四、五十歲是沒問題的，二人處於同時期且有過會面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五，又以錢穆《諸子生卒年約數》（《先秦諸子繫年》所附）資料中先秦諸子的年壽推測左丘明活至七、八十歲很正常。
第六，據傳世文獻記載可證“庶長”之名春秋之前就有，而“臘”祭則爲周代舊制，也非秦惠王所創之名，從而否定陳振孫和朱熹等認爲此二名秦時方有之說。[78]
第七，解釋《晉語四》“唐叔之世，將如商數”這一瞽史預言，來反駁《國語》中的預言皆非當時實錄之定見。
第八，分析孫海波對《〈史記〉自序》解釋的錯誤，來論證左丘明的時代要早於孫臏和屈原。
但第一個結論與他的另一篇文章《從文法、語匯的差異證〈國語〉、〈左傳〉二書非一人所作》[79]的結論略有矛盾。僅管他作了解釋，稱“本文（《從司馬遷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一則旨在考論史公之說，並非闡發個人對二書作者之意見。……二則古人於編撰與著作之間，分別也不甚真切，《左傳》與《國語》二書，若一爲所著，一爲所編而略加潤色，則後世以爲同出一人，也非無此可能。然此自是另一問題。”但畢竟他是站在司馬遷的角度證明了《左傳》的著者和《國語》編撰者同爲左丘明這一說法的可能性。司馬遷的說法應該是當時人普遍的說法，也應該是前代流傳下來的說法，不過是中間經歷戰火和焚書我們無法從文獻資料中找到更多原始的佐證記載罷了。後世學者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下懷疑這一成說是求真的體現，遺憾的是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2.成書年代問題
徐中舒認爲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1年之間是《左傳》最終完成的時間段，卽六國相繼稱王之前。《左傳》的內容援引了《國語》的史料，如此說來《國語》要早於《左傳》成書，約爲戰國早、中期之間。[80]白壽彝認爲《國語》爲戰國初期作品很有道理。[81]譚家健也認爲《國語》的最終成書在《左傳》稍前，其時當在春秋末和戰國初。[82]王樹民則認爲《國語》的成書不能早於戰國時期。[83]沈長雲認爲《國語》比《左傳》晚出，並且借鑒了《左傳》的史料，成書時間不會早於戰國晚期。[84]
張以仁的觀點在上文提及的《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一文中已有表述。結論是晚暮的孔子和年輕的左丘明同時，二人的年齡差距在四、五十歲是可能的，左丘明活到七、八十歲也是正常的，那么左丘明在趙襄子死後完成《左氏春秋》，編撰成《國語》這種情況就是存在的。[85]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仍有不少學者針對《國語》的編撰、作者、成書年代、《左傳》、《國語》關係等問題進行研究，難見新說。在期刊資料庫中不難檢索到他們的論文成果，限於篇幅，不在此處羅列。
（二）《國語》的性質問題
傅庚生同張心澂一樣認爲《國語》是一部經人整理的史料。[86]史料未必是史書，但如《國語》這樣經過系統編撰的史料之書顯然也是史書。白壽彝認爲《國語》是“還沒有發展成爲一部有完整形式的史書”、“是一部可以卓然自立的書”。[87]還將《國語》和《左傳》一同視爲“《春秋》經以後的關於春秋史的重要的私人撰述。”[88]王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和《中國善本書提要續編》中都將《國語》列在史部雜史類。孫啟治、陳建華所編《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一書也依據四部分類法，將《國語》列於史部雜史類。可知他們都視《國語》爲歷史著作。這些學者的意見，也是對《國語》性質的回答。
自清末俞樾“疑古史記載，自有語名”提到《國語》爲“周史之舊名”後，徐中舒據《國語·楚語上》申叔時闡述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話，指出春秋時官守的文獻中存在“語”這種形式。[89]申叔時認爲學習“語”的目的在於“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張政烺先生認爲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是一種固定的體裁，稱爲“語”。[90]張以仁指出《國語》的藍本，大概就是當時很多國家的記錄他們本國的大人先生或先賢往哲的嘉言善語的集子——“語”。楊寬的觀點同徐中舒，認爲《國語》就是申叔時所說的“語”類史書。[91]王樹民在《〈國語〉的作者和編者》一文指出：“把當時流傳的各國的‘語’集合起來，編成一書，便爲《國語》，卽列國之語的意思。”[92]顧靜则認爲《國語》是分國而編的古人言論的匯編，不能算作是有系統性的史著，近似於後世的《世說新語》。人們把其中的材料作爲史料來運用，但這與歷史著作是有區別的。[93]沈長雲《〈國語〉編撰考》一文指出《國語》並不是史，它的特點在於它是“語”。雖認同“語”的形式卻否定了“史”的性質。俞志慧先後發表了《〈國語·周、魯、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94]和《〈國語〉的文類及八〈語〉遴選的背景》[95]等文章，站在“語”的角度來否定《國語》史書的性質。這是在“語”和“史”之間進行切割的一次嘗試，但觀點能否成立尚需強有力的論據支撐，只是一家之說。
（三）注釋研究
對《國語》注釋的研究，包括三方面：韋注、舊注輯校和舊注研究。研究主要運用傳統訓詁學的方法，成果較多。這裏主要介紹較有影響的成果。
在韋注的考辨和研究上，中國臺北張以仁1964年、1967年分別發表了《〈國語〉劄記（一）》和《〈國語〉劄記（二）》。[96]這是他以劄記的形式考證韋注的兩篇文章。196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評注《〈國語〉斠證》。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又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分別發表了《〈國語〉集證》卷一和卷二（上），後合並在一起收錄在《張以仁先生先秦史論集》一書中。[97]1984年發表了《〈國語〉韋注商榷》。[98]此外，彭益林在1982年和1985年分別發表《淺談〈國語·韋注〉的特點和價值》和《〈國語·周語〉校讀記》，[99]非常準確地把握了韋注特點及其學術價值，還對部分韋注進行了考辨。近年來，俞志慧按八國之語對韋注辨正，發表了系列文章並成專著《〈國語〉韋注辨正》。趙生群也針對《周語》和《魯語》發表了《〈國語〉疑義新證》[100]一文。針對俞志慧的研究，郭萬青2010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發文《俞著〈國語韋注辨正〉獻疑》。也有人將韋注與杜預《左傳》注比較研究，樊善標《從〈左傳〉〈國語〉重出文字看杜預、韋昭的訓詁》、[101]李僅《杜預〈左傳〉注與韋昭〈國語〉注比較》，將這兩部相對完整的史注對比研究。對韋注的研究尚有董蓮池、呂蒙、苗文利等十餘家，他們皆以傳統考據學的方法對韋注進行辨正。此外，一些博士生的畢業論文也有以《國語》韋注爲研究對象的，如樊善標、王寒冬以及日本學者高橋康浩等。不難檢索。
《國語》韋注的研究還涉及到其他方面，如對韋注的成書年代、韋注對“三禮”及《春秋》經傳等儒家經書的徵引、韋昭的經學思想、韋注的辭匯語法等領域。代表學者如郭萬青、樊善標、和日本的池田秀三等。
也有學者研究清人輯佚之舊注。張以仁於1969年發表了《〈國語〉舊注輯校序言》，文中闡述了舊注輯校的原因和目的。指出韋注一出而鄭衆、賈逵、唐固、虞翻等人的注釋均難行於世甚至無聞，其後晉人孔晁的注也不能與韋注抗衡。儘管韋注對鄭、賈、唐、虞等諸家注釋均有取捨，但所取未必盡是精華，所棄也未必盡是糟粕。有人認爲孔注要優於韋注，王引之、董增齡等甚至援引孔注抗衡韋注。清人馬國翰、王謨、王仁俊、黃奭、汪遠孫等人有《國語》舊注輯佚的成果，張以仁據此“因匯采諸家之成書，廣搜古籍之散佚。比同別異，勾殘補闕，正僞訂誤。以成《〈國語〉舊注輯校》一編。……庶幾稍解讀者之惑。若有深思好學之士，進而稽韋注之淵源，追《國語》之原貌，察訓詁之演變，固所企盼者矣。”[102]自1971年始至1973年，他於《孔孟學報》上前後共發表《〈國語〉舊注輯校》六個部分。1978年又發表《〈國語〉舊注範圍的界定及其佚失情形》，[103]1981年又發表《〈國語〉舊注的輯佚工作及其產生的問題》。[104]此外，陳鴻森有《汪遠孫三君注輯存摭遺》兩篇。日本學者高橋康浩《〈國語〉舊注考——賈逵、唐固、韋昭の比較》，[105]將韋注與輯注綜合比較。高校文獻學專業研究生也有關于《國語》舊注輯佚方面的畢業論文。
對《國語》舊注和韋注的研究，郭萬青的研究數量多，質量高。其內容包括《國語》舊注比較研究，如敦煌殘卷注和韋注的比較、韋注和真德秀《文章正宗》所選《國語》篇章注釋的比較、韋注和王肅《家語》相關篇章注釋比較等。
此外，郭萬青還針對清代和近、現代學者《國語》研究的專著有系統的研究。清代學者著述方面的，如《洪亮吉未作〈國語韋昭注疏〉辨》、《李慈銘〈讀國語簡端記〉補箋》、《黃模〈國語〉校理淺析》、《吳曾祺〈國語韋解補正〉校補》等，對這些著作進行了整體評價，並且對其具體條目進行了疏證和商榷。近、現代學者著述方面的，如對沈鎔《國語詳注》、徐元誥《國語集解》、石光瑛《國語韋解補正》、楊樹達《讀〈國語〉小識》、金其源《讀書管見·國語》、鄭良樹《國語校證》、張以仁《國語斠證》、張以仁《國語集證》、張以仁《國語舊注輯校》、張以仁《國語劄記》、張以仁《國語虛詞集釋》、徐仁甫《晉語辨正》、彭益林《〈周語〉、〈晉語〉校讀記》、蕭旭《國語校補》、俞志慧《〈國語韋昭注辨正〉辨證》等論著和論文進行的整體評價與具體條目的疏證等。這些成果已編輯成《近百年來〈國語〉校詁研究》一書，2016年末由鳳凰出版社發行。
郭萬青通過這些文獻資料研究、比勘和校理，不僅解決了一些《國語》具體詞語的訓詁問題，也解決了有關《國語》版本流傳和文本間差異等問題，爲《國語》以及相關典籍的進一步深入整理與研究、爲《國語》歷時的全面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前期成果，而且通過《國語》刻本用字爲漢字應用和漢字書寫研究提供了很多參證資料。
（四）《國語》異文整理和版本梳理
《國語》的不同傳本比勘，往往會有異文，而典籍文獻徵引《國語》的過程中我們也會發現與常見本在文字上的不同。對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針對慈利楚簡的一些研究，如蕭毅《慈利竹書與〈國語·吳語〉初探》、何有祖《慈利竹書與今本〈國語〉試勘》、《從慈利竹書數字簡看今本〈吳語〉的分章》等。
郭萬青在《國語》異文整理比勘的研究上深得清人考據真髓，成果最多，水準也最高。其研究成果主要有：
1.敦煌殘卷本和傳世各本的校勘，如《甘肅藏敦煌殘卷本〈國語·周語下〉校記》。
2.傳世各本《國語》間的對勘，如《國語補音》作爲宋庠的個人著作，其所采《國語》用字和今傳《國語》各本都有一定差異，郭萬青發表了《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一文。專門的傳世各本《國語》比勘，如《〈國語〉考校》一文以金李本爲底本、以《國語》明本四種比勘所得條目爲對象的《國語》多本異文的考校。該成果2015年3月刊於《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二十編第六、七冊，由中國臺灣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
3.運用今傳各本《國語》與小學要籍、類書徵引《國語》資料的比勘。研究涉及的類書有《玉燭寶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群書治要》、《初學記》、《白氏六帖事類集》、《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等。小學要籍有《原本玉篇殘卷》、《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希麟音義》、唐代韻書（《切韻》、《唐韻》殘卷）、《說文解字繫傳》、《廣韻》、《宋本玉篇》、《類篇》、《集韻》、《古今韻會舉要》等。2014年3月中國臺灣《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十八編刊出其《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上下），共417頁。專著《唐代類書引國語研究》也由齊魯書社於2018年刊行。
4.先秦兩漢傳世文獻和《國語》相同內容的比勘。這一方面包括《魯語上》“展禽論祭爰居非政之宜”篇與《禮記·祭法》的比勘，《周語下》“單襄公論晉君臣”、“叔向說《昊天有成命》”和《新書·禮容語下》的比勘，《楚語上》“申叔時論傅太子”和《新書·傅職篇》的比勘，以及《國語》與《左傳》、《史記》、《說苑》、《漢書》等先秦兩漢典籍相關內容的比勘。
對《國語》異文的比勘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國語》版本問題，郭萬青在研究中常常對《國語》的版本給出準確詳細的說明。
我們知道《國語》的版本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公序本，一是明道本。但對各種傳本屬於哪個系統則少有人細緻的梳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以仁1982年發表的《淺談〈國語〉的傳本》[106]一文。文中除了介紹“公序本”和“明道本”的各種傳本外，還對主要的注本加以評價。並針對徐復觀先生《釋“版本”的“本”及士禮居本〈國語〉辨名》[107]一文中對《國語》“天聖明道本”的懷疑和考辨，另據何焯《跋〈國語〉》之說，指出“天聖明道本”的稱呼並非始於黃丕烈，自然也非書商爲轉售取利的妄擬。這些研究十分謹慎，但極有學術價值。俞志慧《韋昭注〈國語〉公序本二子本之對比》[108]一文，考察了《國語》兩大版本系統公序本與明道本的源流，列出了這兩個版本的七大區別，認爲若從大衆接受的角度考慮，明道本當推首選。若以學術研究求真的要求來衡量，公序本更優。郭萬青在《國語》版本問題上，發表了《〈國語〉金李本、張一鯤本、穆文熙本、秦鼎本之關係》、《從“菓”、“菒”之異談黃刊明道本〈國語〉及其覆刻本的版本系統》、《宜靜書堂本〈國語〉考略》、《〈書目答問〉匯補三種“國語”條目疏補》等論文。此外上文提到的《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國語補音〉異文研究》、《唐宋類書引〈國語〉研究》、《〈國語〉考校》等論著的前言或結語部分，也有對今傳《國語》各本進行較爲詳細的比較研究，並且對公序本系統、明道本系統及其內部版本系統進行了十分細緻的梳理與分析。
有關《國語》書名的探討，1969年張以仁發表了《〈國語〉辨名》[109]一文，認爲保守一點來講《國語》名稱的出現不會晚於戰國魏安釐王時期。
（五）《國語》語言學方面的研究與《國語》引得
《國語》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涵蓋語音、文字研究、詞匯研究和語法研究等方面。
對《國語》舊音的考校，1971年張以仁先後發表《〈國語〉舊音考校序言》和《〈國語〉舊音考校》[110]兩篇文章。《〈國語〉舊音考校序言》說明了舊音考校的緣由及其他相關資料的問題。《〈國語〉舊音考校》條目文字主要部分大概是依據微波榭本《〈國語〉補音》。“惟《補音》每條僅出二、三字，意義不明，查檢亦復不便。因依國話補足其上下文。”至於《國語》的版本張以仁依據的是世界書局影印的讀未見書齋重雕的明道本韋氏解《國語》。
文字方面的文章有龍良棟的《〈國語〉假借字考》[111]，李波有針對《國語》字頻的研究。語法詞匯研究較早的有何永清的專著《〈國語〉語法研究》。張以仁最早對《國語》虛詞進行研究，1967年發表《〈國語〉虛詞訓解商榷》[112]一文。1968年又發表了《〈國語〉虛詞集釋》，[113]做了更爲細緻的研究。繼張以仁後有近二十位學者發表過研究《國語》虛詞方面的文章。實詞方面，郭萬青著有《〈國語〉動詞管窺》[114]一書。此書對《國語》的動詞進行了全面統計，旣重視語法分析，也在《國語》具體語詞的訓詁問題上下了一定的功夫。張傳曾教授認爲該書的語法研究顯示著歷時發展的觀點，在研究方法上繼承了清儒的樸學精神，堅持實事求是、重視文例探索，重視詞語史料的發掘與利用，是“傳統語文學的回歸與發展”，評價甚高。此外，郭萬青還發表了《〈國語〉雙重否定結構分析》、《〈國語〉中的“曰”字和“云”字》、《〈國語〉“曰”字語法研究》、《〈國語〉中的名量詞》等有分量的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論文。在詞語訓詁方面，郭萬青的成果也不少，如《〈國語〉劄記六則》、《〈國語〉的正文訓詁》、《說“墢”》、《論“三女爲粲”之“粲”的本字爲“奸”》以及收錄於《〈國語〉動詞管窺》、《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國語補音〉異文研究》等專著中的一些相關成果。郭萬青運用傳統的音義繫聯之法，結合古文字、敦煌俗字、語法學以及其他相關成果，對具體語詞的訓詁進行商榷考訂。
對《國語》詞匯語法的研究，除了虛詞和動詞外，還有對其他的實詞研究，如名詞、形容詞、代詞、量詞等。此外還有對短語或片語的研究。
當代學者研究《國語》開闢了很多新的領域，值得一提的是外國和港臺学者从事的《國語》索引工作，爲《國語》的語言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研究提供資料檢索，提高了研究的效率。最早作這方面工作的是日本學者鈴木隆一，他在1934年以黃丕烈刊明道本《國語》爲底本編制了第一部《國語索引》，共二冊。[115]其後所出的索引較之均有所改進。如德國漢學家鮑吾剛所編的《國語引得》、中國臺北學者張以仁所編的《國語引得》、[116]中國香港學者劉殿爵、陳方正所編的《國語逐字索引》等。
鮑吾剛所編《國語引得》於1967年由中國臺北美國亞洲協會中文研究資料中心出版，1973年成文書局再版刊行。引得的體例參照了日本諸橋轍次編《大漢和字典》的體例，依照《大漢和字典》收字的排列順序，將黃丕烈嘉慶五年（1800年）刊印行世後收入《叢書集成》的本子作爲底本。在第二冊中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書中漢字出現的字頻。包括“在敍述的、直接的演說或在直接引語中的引文”和“再現在八組不同國家（八國之語）的章節中”[117]的引得。據郭萬青研究，鮑氏《國語引得》對《國語》文本進行編碼，故其索引就只見數位。
張以仁所編《國語引得》以世界書局《國語》影印本爲底本，采用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的體例。序言中張以仁首先對鈴木氏和鮑氏二家的索引給予了客觀的評價。
中國香港劉殿爵、陳方正等人所編的《國語逐字索引》，收入1999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該書以天聖明道本《國語》爲底本，參以其他文獻對《國語》原文進行校改，雖是引得性質，也是文獻研究的必要參考。
在此附帶一言，中國臺北的張以仁先生是研究《國語》的專家，1980年他的《〈國語〉〈左傳〉論集》一書在臺北東升出版公司出版。該書收集了他研究《國語》和《左傳》的論文。1990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他的《春秋史論集》一書，收集了他研究《國語》的部分論文。這兩部論著中所收集的張先生有關《國語》研究的成果凝結了他多年的心血，很多問題在當時還是熱點問題，直到今天仍是我們研究的重要參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了《張以仁先秦史論集》，裏面收錄了張先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研究《國語》與《左傳》關係、左丘明與《國語》關係以及《國語》舊注和《周語》集證等舊作。近年來其《國語》研究的文章在大陸已不難找到。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張以仁語文學論集》，收入研究《國語》文章5篇。
（六）思想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傅庚生在《〈國語〉選序》一文中有對《國語》思想的探討。序言認爲《國語》“基本上是屬於儒家思想範疇的一部史書。”他歸納全書體現出來的儒家思想共表現在九個方面：“一曰民本思想；二曰尚德；三曰道忠恕；四曰主謙和；五曰奉勤儉；六曰隆制度；七曰知天命；八曰崇禮；九曰正名。”但“散見在各語中的一部分材料也還有溢出儒家思想範疇以外的”其他思想，如墨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的萌芽。後來學者的研究基本不出傅庚生先生所確定的範圍，不過是研究的思想內容更加細化。
勾承益《先秦禮學》書中有研究《國語》禮學思想的專門章節，研究得比較系統。劉瑛在《〈左傳〉、〈國語〉方術研究》一書中，以《左傳》《國語》二書相關記錄爲依據，輔以《周禮》的相關記載來印證，研究春秋時期的數術占卜制度。一些涉及到先秦思想的著作和教科書中有關章節里也有提到《國語》的思想問題，內容不多。
學術論文方面還有殷孟倫的《〈國語〉哲學思想研究》、新加坡林徐典的《論〈國語〉的思想傾向》等。這類文章數量有限，上乘質量的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少，多是互相借鑒，觀點重復，只變換論據而已。
從文學的角度研究《國語》，也是《國語》研究的一個內容。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內容涉及到記事的特色、語言風格、結構安排、寫作學的特征、創作意圖、以及文學價值等，多見於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先秦卷中。代表學者有譚家健、來可泓、黃永堂等。
在《國語》的新注新譯方面，有董立章的《國語譯注辨析》，黃永堂的《國語全譯》，薛安勤、王連生《國語譯注》，鄔國義等《國語譯注》、來可泓《國語直解》等。
三 國際漢學中的《國語》研究
國際漢學對《國語》的研究，成果多體現在對文本的整理編輯，這方面日本漢學學者成果最多。如桂湖村、林泰輔、冢本哲三、大野峻、常石茂等。從出版的日文著作上看，代表性的有桂湖村講述的《國語國字解》和林泰輔譯注的《國語》。
《國語國字解》全書分爲上、下兩部分，由東京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輯，該大學的出版社出版發行。《先哲遺著追補·漢籍國字解全書》（1917年）收錄此書，列在第四十一、四十二卷。桂湖村首先在“敍說”中分十三章详细地介紹《國語》文献的状况。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分別介紹《國語》之名義、作者、體裁以及流傳，包括《國語》傳入日本和在日本的流傳情況。第五章至第九章是表格，所列首先是記事年表，將《國語》西周和春秋的紀年和日本的紀年相參照，然後列出各國諸侯、卿大夫的世繫表。再列《國語》中出現的人物表，卽自周穆王時期到春秋末期《國語》起訖時段的人物表，具有索引的性質。最後列《國語》所涉的地名表。第十章主要介绍《國語》與《左傳》的關係，運用對比的方法，分八國逐條比較。第十一章“《國語》的文章”是對《國語》諸國之語的評價，按照國別進行點評，有不少獨到的見解。第十二章爲《國語》的注釋和論議書類，包括亡佚在內的中國古代文獻和日本國學者的文獻64部。其中中國古代的47部，日本17部。桂湖村對所列的這些文獻都做了簡單的介紹。第十三章是《國語》的參考書類，列出《國語》研究的參考文獻。包括七種共60部文獻，一、事跡書類26部，二、論說書類5部，三、暦時書類6部，四、姓名書類10部，五、職官書類2部，六、地理書類9部，七、名物書類2部。“敘說”的最後部分講述韋昭的《國語解敘》。《國語國字解》的下半部分主要講解《國語》的正文。
桂湖村的《國語國字解》“敘說”是日本漢學學者中研究《國語》最全面的資料，除了詳細講述《國語》自身文獻方面的常識性問題外，還爲《國語》作了人名、地名的索引，爲文本所涉及天子、國君以及重要卿大夫也作了世繫，此外還提供了《國語》所載涉及的背景，對釋義進行了補充，列出了參考文獻。這種歸納和整理是我們中國的學者都很少去做的，但桂湖村卻做得十分認真、扎實、系統，爲我們了解日本研究《國語》的狀況提供資料參考，也爲我們的研究提供幫助。
另外，《國譯漢文大成·經史子集》第十七卷收入林泰輔譯注的《國語》。該書在1923年由東京共同印刷株式會社刊印發行。書的前面有前川三郎的《國語解題》，首先從書名、卷數、作者、體裁等幾個方面介紹《國語》的基本情況，然後又引用了後儒的評價，最後對《國語》的流傳、韋注等問題做了詳細的說明。
其他日本學者如冢本哲三、大野峻、常石茂等也有對《國語》的整理編輯。其中冢本哲三編輯的《國語》收入《漢文叢書》，由東京有朋堂書店於1927年發行。該書前有中村久四郎的《國語解題》，類似於序言。內容是簡單介紹《國語》的文獻學常識和在日本的流傳概況。大野峻編輯的《國語》收錄在《中國古典新書》（1969年）和《新譯漢文大系》（1975年、1978年）第六十六、六十七卷。常石茂編輯的《國語》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大系》（1972年）第七卷。
前文談到鈴木隆一編著的《國語索引》，則是一部工具書性質。該書以黃丕烈《士禮居黃氏叢書》中所收《國語》明道本爲底本，1934年在東京出版，1967年再版。
《國語》輯佚方面有新美寬編，鈴木隆一補，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年出版的《本邦殘存典籍にょゐ輯佚資料集成》。
針對《國語》的性質，貝塚茂樹和谷口洋都曾發表論文探討。1957年贝塚茂树在《东方学》（第14辑）发表了『国語に現れた説話の形式』（《〈国语〉中所显现的说话之形式》）一文，1998年谷口洋於《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0期发表了『国語·論語における“語”について』（《有关〈国语〉〈论语〉中的“语” 》）一文，對“語”的認識大概是受到中國學者的影響。池田秀三的《韋昭注經學——尤以禮學爲中心》對韋昭經學思想進行研究。
除日本漢學家對《國語》有研究外，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20世紀二十年代作《左傳真僞考》，通過對文法的分析，認爲《左傳》和《國語》文法雖然相近，但不像是一人所爲。德國學者鮑吾剛編有《國語引得》二冊。法國和俄羅斯的學者主要是翻譯《國語》。1985年法國學者安德烈·荷爾曼翻譯的《國語》由巴黎法蘭西學院高級漢語研究所出版發行，是爲法文版本。這個譯本卽《國語：關於諸侯國的言語一：周語》，由荷米·馬蒂加以補充，是一部很重要的《國語》西文譯本。1987年前蘇聯學者塔斯金將《國語》譯成俄文，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也是一部重要的介紹和注釋《國語》的西文譯本。[118]
新加坡學者林徐典1990年發表《國語的人物、結構與語言》、1991年發表《論〈國語〉的思想傾向》。
以上是對《國語》文獻研究歷史和現狀的簡單梳理，當然還不夠全面。據郭萬青統計，截止目前，《國語》研究的論文共有500餘篇。2000年以來的論著數量較1909—1999年這90年間的總量還多。這其中不乏重復的研究，儘管難有創建，儘管有些新觀點難以立住，儘管水平參差不齊，但都是學者努力嘗試的成果，值得肯定，令人欣喜。所謂衆人拾柴火焰高，每位學者學術思想的火花匯聚在一起就是燎原烈火，我們期待《國語》研究能迎來更光明的前景，取得更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