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國語》是成書於先秦時期的一部重要史學名著。全書含八國之語，二十一卷。內容主要是關於周王室以及魯、齊、晉、鄭、楚、吳、越等諸侯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天子、諸侯、卿大夫的言論、事跡等。記事起於周穆王征伐犬戎，卽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止於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卽周貞定王十六年、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前後約五百多年的跨度。分國編次，以事爲引，以語爲主。關於其文獻形式當前學界的普遍觀點是認爲《國語》是以記言爲主的“語”書，[1]我們研讀其文本也不難理解這一觀點。其成書年代通常認爲是戰國初年，最初的編撰者是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劉向曾編定《新國語》五十四篇，或許是《國語》的另外一種版本，很遺憾沒能流傳下來。

《國語》八國之語的語言風格各不相同，有的內容上有重復和前後矛盾之處，如《吳語》和《越語》。也有學者甚至懷疑部分內容爲後世竄入，這些影響了世人對它的重視程度，進而也影響到它的史學地位。但從文本的史料上看，《國語》的記載中包含了很多原始史料，價值極高，司馬遷編著《史記》就借鑒了它的史料。但《國語》各部分的史料價值又不同。王樹民先生說：“以《周語》、《楚語》爲上，《晉語》、《鄭語》、《魯語》次之。”[2]他認爲《齊語》、《吳語》和《越語》三國之語似乎不是最初《國語》的史料，不似上述五國之語那樣符合“語”書的特點。種種跡象表明可能是後人竄入的，所以其史料價值不能和其他五部分相提並論。

在作者問題上，司馬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3]的話將《國語》、《左傳》和左丘明三者聯繫在了一起，而學者在研究《春秋》和《左傳》的時候也往往參照《國語》，甚至視之爲“春秋外傳”[4]，但漢魏之後的學者卻并不十分重視《國語》。晉代學者甚至開始懷疑左丘明不是《國語》的作者。其後，學者對“春秋外傳”的說法也開始質疑了，《國語》準經典的地位也有所下降。《漢書·藝文志》將《國語》列爲“春秋類”，到編修四庫全書它又被歸爲“雜史類”。從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的分類中，也能反映出《國語》地位的變化。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其語言風格不一，行文冗弱少文，內容上又不傳《春秋》經，更爲重要的是其思想龐雜，不被統治者完全認可。《國語》的思想更多迎合了後世儒家的思想，亦雜有其他諸如墨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因素，不能成爲純粹的反映儒家思想的文獻，因此沒能成爲封建科舉考試的必考文獻，世人研讀的不多，影響了它的史學地位。

我們研究先秦史，《國語》的史料不可或缺。自兩漢一直到明代，不少學者評論、研究過《國語》，但他們評論和研究的問題相對集中於某幾個方面，略顯單一。直到清代，學者才將《國語》研究的領域拓寬，涉及到韋昭注解以及對韋注的校勘和補注、舊注輯佚、明道本的校勘等問題。近、現代學者不但對《國語》的作者和成書年代等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還拓寬了研究的領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不足在於研究的問題呈零散的狀況，沒有形成系統。當代學者一方面繼續探討前人遺留下來的諸如《國語》的作者和成書年代、韋昭注辨正等老問題，一方面也在尋求其他角度和領域進行研究。有的論證《國語》的性質、史料來源，有的探討《國語》的文獻類型、版本流傳、不同注本的異同、漢籍對舊注的徵引、清人輯佚的得失等文獻學的問題。也有的學者探求海外漢學界研究《國語》的概貌和成就，也有的研究立足於語言文字學和文學，闡釋《國語》在文字訓詁、語音、文學等方面的影響。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國語》研究有團隊化的趨勢，學者們整合可利用的學術資源，嘗試構建《國語》文獻研究的大數據。可以說學界對《國語》文獻的研究經歷了由不重視到逐步重視的過程，成果顯著且研究的范圍在不斷拓寬。總的說來，研究還是零散而不成體系的。應該看到《國語》尚有很多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兩漢至今，學界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重研究《國語》：

一、《國語》的作者和成書年代。

二、作爲經學邊緣文獻，所謂“六經之流，三傳之亞”，[5]《國語》的價值和史學地位怎樣。

三、《國語》音讀、刊刻。

四、《國語》與《左傳》、《史記》的關係。

五、明道本校勘及刊刻。

六、《國語》韋注的補正、舊注輯佚。

第一個問題，清代以前的學者留下來的觀點雖然很明確，啟人思考，但多是三言兩語，缺少足夠的論據支撐。這些三言兩語的評述又多爲讀書心得，數量不多，卻不能忽視，可爲後學的深層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鑒。清代學者長于考據，有的問題在學界常常能引起論爭。至於其他問題，下文會有專門的章節來具體討論。

緒論先綜述《國語》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然後簡要介紹研究的意義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和運用的方法，最後對參考文獻的編排做簡要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