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本家那边的族长彭先仲终于凑齐九吊钱赔偿金送到彭刚家中。
本家四房兄弟的脸色跟吃了屎一样臭，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彭先仲屁股后面，把强搬走的家具和六只小猪崽子一一物归原主。
清朝的制钱单位为文，千文一吊，或一串，又称一贯，与前朝相同。
清朝初年规定制钱一吊钱(千文)相当于银一两，一文值银一厘。
清中前期，尚未出现白银大量外流的现象，清朝在国际贸易中仍旧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因此白银和制钱的兑换比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大致在雍正以前每一两白银合制钱八百文左右，乾隆中期一两白银约合九百文左右。
白银与制钱的兑换比率崩坏发生于道光年间，道光初年（1820年），白银和制钱的兑换比率尚能勉强维持一两白银兑换一千文左右制钱的水平。
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一千六七百文制钱了。
咸丰年间，银价更是一路高歌猛进，一两白银可以换到两千二三百文制钱。
根据铜钱铜、铅、锌、锡的含量不同，实际兑换比率也会有所出入。一般而言含铜量在六成左右的制钱会比含铜量在五成左右的制钱价值更高一些。
1848年，广西地区含铜量50%左右的黄钱、青钱（含锡），已经到了两千文上下才能换一两白银的程度。
广西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基本是使用吊钱，也就是铜钱进行交易，很少有机会用到银子。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必须使用白银的，那就是交税。
故而银贵钱贱无形之中也加重了小民的负担，毕竟交税时是要把吊钱换成白银。
本家的条件在庆丰村属于不上不下的水平，并不富裕，九吊钱几乎是他们能够拼凑出来的所有现钱。
迎着彭先仲苦苦哀求的目光，从如丧考妣的本家人身上抓下一串串很有分量的吊钱丢进自家的竹筐里。
彭刚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要怪也只能怪他们太不近人情，太过贪婪。
收了钱，彭刚信守承诺，放了耳朵眼睛被捂得严严实实，像两条狗一样被拴在后堂的本家长房和四房。
三个舅舅的到来让彭刚感到安心，来到这个时空以来，他终于得以睡上一个安稳觉。
翌日一早，彭刚伸了个懒腰，头一回认真欣赏起庆丰村的景色。
庆丰村仍旧沉睡在冬霜编织的纱帐中，远端的天幕逐渐裂开一线鱼肚白，几声报晓的鸡鸣穿透薄雾。
等到太阳升起，周围的景象变得清晰，夜晚所结成的白霜也逐渐消融于春日的暖阳之中。
老实说，庆丰村的景色说不上美，除了矗立在村口的五棵百年黄枝油杉，附近坟头上零星栽种的风水树，便再难看到像样的乔木。
村子周围光秃秃一片，倒是西面和北面的莲花山沐浴在朝阳下映衬出的苍翠之色颇为养眼。
至于庆丰村的建筑，分布零散，连瓦顶的土坯房都难得看到几间，更遑论砖瓦房。
庆丰村的住房多是一些形状丑陋的低矮草房棚屋，脆弱得似乎大风一刮就会吹倒。
这些和牲口棚没有太大差别的简陋农舍居住条件自然是谈不上舒适的。
这些房子让彭刚回想起上一世他父亲为躲避超生检查，在后山为母亲和弟弟搭建的临时棚屋。
幼年时他不懂事，出于好奇心，哭闹着要和母亲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在棚屋里一起住。
他只住了两天就被蚊虫咬怕了，不敢再继续住。
而他现在目之所及的这些草棚屋，屋主可是要在如此恶劣不堪的生活环境中住上一辈子的。
以小农经济之脆弱，有清一朝地租苛捐杂税之繁重，对于很多人而言，能在这样的棚屋中安安稳稳地苟且一生都是奢望。
他们中的多数人，最后的结局是沦为一无所有的破产流民，冻饿而死。
庆丰村唯二的两座青砖黑瓦的小院子都属于本地的土家地主周凤章，为庆丰村最像样的建筑。一处住人，一处是周家的宗祠。
很难想象，这竟是石达开口中的贵县富村。
彭刚从竹篾编成的晒箩里拾起一片红薯干送进嘴里咀嚼果腹。
“哥，我们真的要去平在山烧炭吗？”
舅舅们连日赶路很疲惫，还在睡觉，彭毅起得早，轻手轻脚地来到彭刚身边问道。
“阿弟你不想去吗？”彭刚问道。
入拜上帝教，去平在山烧炭，都是他的主意，没有和彭毅、彭敏商量过。
长兄如父，尚且年幼的彭毅也默认彭刚为一家之主，无论彭刚做出什么决定都没有出言反对。
“三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三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三哥这么做肯定有三哥的道理。”彭毅说道。
“去烧炭也比给本家六房当儿子强，他们对自家人都那样，我和五妹如果真到了他们那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对于这样的结果，彭毅已经很满意了。
至少他现在有个能靠得住的亲哥哥，不用看外人脸色过活。
作为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至亲，彭毅早就察觉出彭刚死而复生变化很大，和以前判若两人。
以前的彭刚除了读书之外，对其他的事情不是很上心，也没什么主见。
现在的彭刚不仅有主见能拿主意，竟然还会给他和五妹下厨，给他一种可靠安心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前只有阿爸阿妈才能够给他。
尚处于懵懂年纪的彭毅不明白彭刚为什么变化这么大，难道三哥真的是被冯先生口中的上帝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时候不早了，拾些柴禾去厨房做饭吧，阿舅们一会儿该醒了。”彭刚摸摸彭毅的脑袋，转身去柴房抱起了一捆柴禾前往厨房。
操持完葬礼，安葬好父亲，已是二月末。
死人入土，活人的日子照样要过。
彭刚备好干粮，委托三舅萧国伟、六舅萧国达留下帮忙照看宅院和两个弟弟妹妹。
他自己则与大舅萧国英前往平在山红莲坪实地考察，评估红莲坪山场是否值得入手。
路途中，彭刚好奇地询问萧国英是否认识萧朝贵。
萧国英表示认识，萧朝贵是蒙冲附近的烧炭工，很早就入了拜上帝教，为人仗义、脾气火爆、敢打敢拼、喜欢打抱不平，在蒙冲一带的烧炭工群体中很有威望。
彭刚又问萧国英与萧朝贵有没有什么关系，毕竟二人都姓萧。
萧国英表示浔州府姓萧的来人很多，他与萧朝贵只是凑巧都姓萧，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在平在山东北的铜鼓冲烧炭种山，距离蒙冲足足有七八十里的脚程，两人各自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劳累，想有交集也难。
原主的身体素质很好，脚力却很一般。
这个时代的多数人很少有机会出远门，原主生前的活动轨迹仅仅局限于庆丰村至奇石墟，庆丰村至贵县县城，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点一线生活。
彭刚现在所要去的平在山红莲坪直线距离和庆丰村到贵县县城的直线距离差不多。
不过从庆丰村到贵县县城的路基本是平路，很多路段还是官道，沿路还算太平。
而从庆丰村到红莲坪的路基本是山路，沿路贼寇丛生。
两条路的难易艰险程度不言而喻。
才走到石家所在的那帮村，彭刚就累得气喘吁吁，两腿发抖，感觉双腿已经失去了知觉，不属于自己。
彭刚不得不在那帮村做短暂的停留，以恢复脚力。
那帮村村民对外来的陌生人十分警惕，直到有村民认出彭刚，才放彭刚入村。
这一点很正常，倒不是那帮村独有，彭刚沿途路过的村子对外来的陌生人都比较戒备。
无论是拜上帝教势力、团练势力、天地会势力控制下的村子，还是普通的村子都是这个样。毕竟现在是熟人社会。
上一世彭刚小时候，他们村的村民对进村的生面孔也会留个心眼。
在治安不好的年代，对陌生人保持警惕是必要的生存之道，无可厚非。
石达开大抵已经入了贵县团练，村子里时常能够看到三三两两扛着长矛甚至是土铳的村民招摇而过。
那帮村人身上没有寻常团练身上的流氓习气，反而有那么几分正经民兵的味道，待人说话也比较和善。
这些村民，日后不是石达开麾下的战将，就是石达开的刀牌手。
那帮村水田较少，田地以旱坡地居多，本村最大的大户就是石家。
石家论底蕴和财力都要比庆丰村的第一大户周凤章家要逊色一些，石家宅院的房屋既有土坯房，也有砖瓦房，而庆丰村的第一大户周凤章家，院子和祠堂都是纯砖瓦房。
那帮村也确实要比庆丰村更加穷困。
不过那帮村村民的精神面貌比庆丰村村民的精神面貌好很多。
那帮村的村民明显更有活力和朝气。
这或许和那帮村村民都入了拜上帝教，精神层面的生活更加富足有关。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光之国农村百姓与巴拉特农村低种姓的物质生活同样贫乏。
有主体思想注入的光之国农村百姓精神面貌明显要比巴拉特农村低种姓好一点也是一个道理。
来到石家院子的时候，乌泱泱一大群村民或是在院子里做礼拜，或是在舞刀弄枪、拨弄石锁强身健体，好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