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是我的同事，今年四十九岁了。他个子不高，背有些驼，头发已经花白，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平日里他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老余的办公桌在我们办公室最角落的位置，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案卷，一台老旧的电脑显示器上贴着几张便签纸，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开庭日期和医院复诊时间。
去年夏天，老余的老婆带着十岁的儿子去郊外玩。那天特别热，他们在景区门口等不到正规出租车，就上了一辆黑车。后来听交警说，那辆车的超速行驶，车子在盘山公路上失控，撞断了护栏，翻滚着坠入了山谷。老余接到电话时正在整理案卷，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掉在了地上，纸张散落一地。
老余的老婆脊椎严重受损，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儿子命大，只是多处骨折，但右腿落下了残疾，走路时一瘸一拐的。老余从那天起就像变了个人，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说话时声音沙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这一年多来，我经常看见老余在法院和医院之间奔波。早上开庭，中午赶去医院送饭，下午回来继续整理案卷，晚上回家做饭、擦洗、翻身。有次我去医院看望他们，正碰上老余在给妻子按摩腿部肌肉。他的动作很熟练，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病床上的女人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医生说要多活动，不然肌肉会萎缩得更快。“老余头也不抬地对我说，声音平静得可怕。床头柜上摆着半碗已经凉了的粥，旁边是几瓶药和一卷绷带。孩子坐在旁边的轮椅上，正在写作业，右腿打着石膏，悬在半空中。
前几天加班到深夜，我听见老余在楼梯间打电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他说：“妈，您别着急，我明天就去接爸复查......药吃完了？我下班顺路去买......“原来老余的岳父因为女儿出事哭瞎了眼睛，岳母受了刺激，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现在两位老人也住进了老余那个不到六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上周五下班时，老余叫住我，说想聊聊。我们去了法院对面那家小面馆，就是以前常去的那家。老板看见老余，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给我们多加了半份牛肉。老余的手一直在抖，筷子夹起的面条又滑回碗里。
“我......“老余突然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我想离婚。“说完这句话，他的眼睛突然红了，像是有火在烧。但很快，他又摇摇头，苦笑着说：“算了，当我没说。“然后低头猛扒了几口面，汤汁溅到了他皱巴巴的衬衫上。
我知道老余的挣扎。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做早饭，帮妻子排便，给孩子穿衣服，喂岳父母吃药，然后赶在七点前到单位。中午休息时间跑医院，下午开庭时强打精神，晚上回家继续面对一屋子的病人和永远洗不完的衣服。他的工资要付医药费、康复费、孩子的补习班，还有那个黑车司机根本赔不起的赔偿金。
上周我去他家送材料，看见阳台上晾满了尿布和床单，在风中无力地飘动。客厅里堆着轮椅、拐杖和各种药盒。老余的岳母坐在沙发上，不停地问：“我女儿呢？她怎么还不回来？“老余蹲在地上，正在给儿子做腿部按摩，头也不抬地回答：“妈，小玲在医院呢，很快就好了。“而他的妻子就躺在里屋的床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上的霉斑。
老余的手机闹钟响了，他看了看时间，匆忙起身：“该给爸滴眼药水了。“他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佝偻，走路时左腿似乎也不太灵便——那是去年冬天在医院楼梯上摔的，当时他太累了，眼前一黑就滚了下去，但第二天还是瘸着腿来上班了。
面馆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家庭伦理剧，男女主角为了谁洗碗吵得不可开交。老余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那笑声像是从裂缝中挤出来的，听得人心里发酸。他掏出钱包付钱时，我瞥见里面夹着一张全家福，是出事前拍的，照片上的人都笑得很开心。
走出面馆时，夜已经很深了。老余站在路灯下点了支烟，火光在他憔悴的脸上跳动。我知道他不会真的离婚，就像我知道他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一样。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已经被生活磨得所剩无几，但他还是会继续扛下去，直到再也扛不动为止。
“明天见。“老余掐灭烟头，朝公交站走去。他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在空荡荡的街上显得格外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