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歧路灯》文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学界对《歧路灯》文献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徐玉诺、董作宾等一批知名学者。1924年，洛阳清义堂石印本《歧路灯》问世，标志着《歧路灯》钞本时代的结束。然而，由于此本“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18]，因此在版本和校勘方面着力有限。1927年，朴社排印本《歧路灯》出版，此本经冯友兰、冯沅君点校，是《歧路灯》流传史上第一个经过学者校勘的印本。其间，冯友兰为《歧路灯》数次致函徐玉诺询问李海观生平及《歧路灯》稿本下落。徐玉诺先后撰写《〈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19]《墙角消夏琐记》[20]，对李海观生平及《歧路灯》版本进行调查、考证。同一时期，冯友兰撰写《歧路灯》序言、董作宾撰写《李绿园传略》，对李海观生平及《歧路灯》的流传情况皆有论及。以上论著成为《歧路灯》文献研究，乃至《歧路灯》研究的奠基之作。
1980年，栾星点校本《歧路灯》出版（本书简称“栾校本”），为研究和阅读提供了通行校本，居功甚伟。栾星点校本《歧路灯》建立在其所搜集的九部钞本和二种民国印本的校勘基础之上。在点校本所附《校勘说明——代跋》中，栾星首次向学界介绍了这十一种《歧路灯》版本的概况。其后，栾星撰写了《〈歧路灯〉及其流传》[21] 《李绿园家世订补》[22]《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23] 等文，并编纂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24] 等资料，进一步推进了《歧路灯》文献研究进程。在20世纪80 年代初的《歧路灯》研究热潮中，文献研究成果还包括胡世厚《〈歧路灯〉的流传与研究概述》[25]、刘济献《徐玉诺与〈歧路灯〉》[26]、郑逸梅《〈歧路灯〉小考证》[27]，等等。然而，由于栾校本所据钞本损毁过半，又无新钞本可资借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当学界将关注点大量投射在《歧路灯》时，版本研究却一度停滞。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与逐渐走向多元化的《歧路灯》研究进程形成反差的，是文献研究的缓慢进展，与文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称其“薄弱”并不为过。近二十年来，《歧路灯》版本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见《歧路灯》钞本的发现和利用。栾星所使用的九部钞本，确定存世的只有“乾隆庚子过录本” （河南省图书馆藏《歧路灯》钞本）、安定筱斋钞本、晚清钞本甲、晚清钞本丙四部。所幸的是，一些新的存世钞本逐渐被学界发现和利用，例如国家图书馆藏钞本、上海图书馆藏钞本等。这些钞本为《歧路灯》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拓宽了《歧路灯》文献研究的空间。
（二）《歧路灯》版本系统的构建。关于《歧路灯》的版本系统，20世纪80年代，栾星提出的“新安传出本”系统、“宝丰传出本”系统二分法成为学界通行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28]、徐云知《〈歧路灯〉版本考》[29] 等成果，沿袭并丰富了栾星对版本系统的划分法。近年来，栾星“新安传出本”、“宝丰传出本”二分法所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一部分学者重视。例如，王冰《〈歧路灯〉版本考论》指出：“按有无《家训谆言》对《歧路灯》版本进行分类的做法，不符合版本演变的实际情况。”[30] 并提出“国图本系统”、“上图本系统”二分法，成为继栾星之后提出的第二种《歧路灯》版本系统划分观点。
（三）关于《歧路灯》流传问题的探讨。例如，刘畅《〈歧路灯〉传播与接受之难探因》[31]《从〈歧路灯〉的传播接受看明清中原出版业的发展》[32] 二文探讨了《歧路灯》在清代社会的流传。孙振杰《〈歧路灯〉的传播研究》[33] 专论《歧路灯》在近现代的传播与接受。王以兴《〈歧路灯〉弟子过录本的时间辨误及其他》[34] 对栾星关于“乾隆庚子过录本”的判断提出己见，等等。
（四）对栾校本校勘讹误的订正。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逐渐有学者撰文，或依据文史常识及汉语语言规范，或通过校勘上海图书馆藏《歧路灯》钞本（部分成果还参校了河南省图书馆藏《歧路灯》钞本），对栾校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订正。例如，余辉《〈歧路灯〉校注的问题》[35]、王恩建《〈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36]、苏杰《〈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37]《〈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38]《略论〈歧路灯〉文本流传过程中的窜改》[39]《〈歧路灯〉校勘评议》[40]、崔晓飞《〈歧路灯〉栾星校注本献疑》[41]、王冰《〈歧路灯〉词语校勘补遗》[42]、刘洪强《栾星本〈歧路灯〉校勘疏漏举隅》[43]，以及拙作《栾星校注本〈歧路灯〉校勘疏漏补遗》[44]，等等。
笔者认为，在目前《歧路灯》钞本文献的研究中，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既有的研究成果对《歧路灯》的存世钞本搜集未尽，对于《歧路灯》的存世钞本亟待展开全面考察。由于《歧路灯》自问世以来，长期以钞本形式流传，存世钞本是序跋、评点等文学史料的重要载体，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学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歧路灯》的存世钞本是今人推求《歧路灯》原本风貌、归纳《歧路灯》钞本间文字演变规律的唯一证据。每一部流传至今的《歧路灯》钞本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特定流传阶段中、特定传抄条件下的文本风貌，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目前，对于学界已知钞本的研究有待深入，而一些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存世钞本尚未被发现和利用，对这些新见钞本的研究亟待开展。
其二，对于《歧路灯》存世钞本缺乏全面、细致校勘。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歧路灯》钞本系统的考察大多围绕小说题署、序跋、回数、回目等小说文本外在因素。然而，在小说长期传抄行世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歧路灯》版本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对存世钞本的搜辑和校勘。只有全面校勘《歧路灯》的存世钞本，厘清钞本间的异文及其性质，才能够确立符合学理依据的《歧路灯》钞本系统划分依据，由此构建《歧路灯》的钞本源流系统，进而归纳钞本系统间的文字差异及文字演变规律。
其三，对于《歧路灯》的成书与早期流传中的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索。囿于文献材料，在既有的研究中，一方面，对于《歧路灯》流传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关于《歧路灯》稿本下落的推测、《歧路灯》的早期读者与评点情况、“乾隆庚子过录”活动的考察，等等，研究者或语焉不详，或争议较多；另一方面，诸如吕寸田评点、张廷绶题识等重要史料，在此前的研究中从未被发掘和利用，理应引起重视。因此，对于《歧路灯》早期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有待结合新见史料作进一步讨论。
以上，也正是本书所致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歧路灯》钞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对《歧路灯》文献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歧路灯》存世钞本具有不同程度的版本价值、校勘价值和史料价值，在栾星所见钞本亡佚过半，且缺乏专门研究的情况下，对现存世的十余部《歧路灯》钞本进行综合考察，颇为必要。这不仅是进一步研究《歧路灯》的基础性工作，同时，版本研究本身也是《歧路灯》研究的重要环节。
其次，有助于《歧路灯》的点校和整理工作。可靠的文本不仅为一般读者提供更接近作者创作的文字风貌，更可为不同领域的专业研究提供可信底本。对于《歧路灯》的点校和整理工作而言，由于现存世的《歧路灯》钞本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字上的脱、讹、衍、漏，甚至杂糅底本、篡改文字等问题，对底本的甄别、对异文的辨析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因此，《歧路灯》钞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全面校勘《歧路灯》存世钞本，界定钞本间的异文性质，厘清存世钞本的源流关系及文字演变过程，为今后整理一个更为完善的《歧路灯》新校本，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乃至诸本异文的处理，提供学理依据。
最后，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而言，《歧路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书与传抄过程，存世钞本间的异文极有可能保存了作者晚年的一部分修订痕迹；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长期传抄过程中小说文本的变化。因此，《歧路灯》钞本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尽可能地一窥小说文本在成书和传抄过程中的情节文字演变规律，为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古代小说传播研究提供一个较为特殊的实例。同时，《歧路灯》钞本中的部分案例，亦可为古代小说钞本文献的校勘工作提供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