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鲁迅先生在1907年写作的《文化偏至论》中指出：

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

此论断在一百余年后仍具现实意义。然而如何去偏颇，得神明，如何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弗失固有之血脉，不同时期的理解各不相同。众声喧哗中，“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始终是必然途径。就中国文论的建设而言，正本清源，在文学经验和理论层面会通古今中西，是唯一的发展之途。

对比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相对细碎、散乱，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形散神凝，拥有自己的体系形态，在当代也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各种形式发挥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文论比作一棵树，围绕情文即情感和文学关系展开的研究就是这棵树的主体，它从“诗言志”这一诗学开山的纲领导源，此后不断发展，思无邪，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发愤著书，缘情绮靡，性灵说等重要理论，无不围绕情文关系向着细密深邃次第展开，直至枝繁叶茂。

不仅在中国，情文关系在中外文学研究中都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近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强调它侧重表现、抒情等特性，突出兴象、风骨、意境等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古代文论的活性因子，这些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并不是主体和根本。无论何种文学理论，均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的文学虽千姿百态，但必然都有属于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审美属性，否则就不能称为文学。古代文论作为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批评，和其他文化境遇、历史时段下的文论在基本问题上也必然存在诸多共同和相通之处。致力于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才能真正会通古今中外，继而在整体上焕发古代文论的生机。这些共同、相通的基本理论问题中，情文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