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李渔确实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存在现象。这不仅仅是指李渔以一人之力涉足多领域的经营与创作，并且都卓有建树，非一般人所能及。而更为重要的是，李渔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个另类。研究那个时期士人生活，李渔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独特的标本。其实当时人已注意到这一点，李渔山阴好友包璿说：
繄惟明之中晚，士名噪当时者，前无若李卓吾，后无若陈仲醇。然卓吾之名多由焦公弱侯重，仲醇之名多由董公玄宰重，若吾笠翁，则无待而兴者。即世之推重笠翁也，故不乏弱侯、玄宰若而人，然吾不知谁为弱侯、谁为玄宰矣。[1]
这表明，李渔士名之噪，虽可与李贽、陈继儒比肩，但绝非像李、陈一样，靠借重于他人成名。李渔的盛名来自于个人砚田笔耒的辛劳，不是人为的奖掖推重，正所谓“无待而兴”。这种“无待”既可理解为与当时上层士夫交游圈的疏远，也可看作是与主流文化和既成的文学状态的疏远。
鼎革之后，李渔的思想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于那个时代作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思潮。在思想上，李渔既没有明代中晚期思想界、学术界与文艺界那种奇崛浪漫而又狂飙突进的激情，也很少有鼎革之际民族主义情绪引发的深沉悲哀。在思想和创作上，他以颠倒传统、喜新尚异的言论与构思，出之于应世媚俗、游戏神通的喜剧风格。他的作品，庄严与诙谐并存，道德与滑稽同在，以其独特的风格面世，并且行世颇捷、广受欢迎。相对于明末清初的主流文化而言，李渔的出现似乎是个异数，但又无不与这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息息相关。只不过他所依赖的不主要是士大夫精英文化，而是当时流行于中下层的世俗文化。鼎革之后的李渔游荡于士与民、士与商之间，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标新立异的言论与创作鸣惊当代，却又因其备受诋毁和非议，这种现象本身已在昭示李渔身上复杂的身份特征和不同寻常的个性因素。
然而，在李渔身后，学界对李渔作综合研究的其实很晚。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为亚东版《十二楼》作序《李笠翁与十二楼》，实开李渔生平研究之先端。而在此之前以至于整个有清一代，李渔研究停留在散碎的道德评价以及简单的生平介绍的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兴起李渔研究的热潮到如今，李渔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人员之多、成果之多有目共睹。总的来看，戏曲和戏曲理论的最多，论文专著数不胜数，小说诗文词的研究也已经起步，在李渔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论文有赵文卿《李渔生平事迹的新发现》、袁震宇《李渔生平考略》、黄强《李渔移家金陵考》等。专著也较多，往往涉及李渔生平与创作的许多方面，有黄丽贞《李渔研究》、肖荣《李渔评传》、单锦珩《李渔年谱》《李渔交游考》、崔子恩《李渔小说论稿》、黄强《李渔研究》、沈新林《李渔评传》《李渔新论》、郭英德《李渔》、徐保卫《李渔传》、张晓军《李渔创作论稿》、俞为民《李渔评传》、黄果泉《雅俗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等等。在国外，一些汉学家如日本的冈晴夫、伊藤漱平，美国的韩南、埃里克·亨利、德国的马汉茂都有专著或论文问世。时至今日，李渔研究的局面渐趋热闹红火，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忽视李渔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应有的复杂与生动。或者说忽视李渔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在不同时期发展演变的实际，往往将之一体化统而论之，大大偏离李渔的真实，违背“知人论世”的研究原则。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比如对李渔的政治态度，论者往往将鼎革时期李渔的政治态度作为评价的重点，而忽视鼎革之前及顺治八年以后的政治意识，尤其忽视康熙十二年三藩叛乱时李渔的政治表现。其实，李渔的一生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鼎革之前；顺治初到顺治七八年移居杭州；杭州之后。其政治态度凡三变：在崇祯后期，李渔为诸生，此时正值盛年、血气方刚，所做诗文充满了为忠为孝的儒生情怀和慷慨轻财的豪侠之气；在甲申之乱至顺治七八年之间，是李渔政治态度和情感极为复杂的时期，在逃难和隐居的过程中，李渔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呈现很不稳定的状态，等待观望中的李渔，他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实用而多变的；顺治七八年移居杭州之后，李渔已经成为清朝的顺民。由于生活之需，他经常周旋于缙绅官员之间，写了不少应酬赠答诗文，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他的政治倾向。三藩之乱时，他的作品有不少反映其反对叛乱、褒扬忠臣、维护清王朝“王土”统一的政治立场。但他并不具有恒定的政治操守和政治情结，他的政治倾向往往具有实用多变性，显示出市民哲学的特征。不仅如此，李渔的商业意识的形成、对传统医学的认识、颐养哲学的形成等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弄清楚李渔经历与思想变化的事实，不加分析地把李渔鼎革之际的思想意识概而论之，其结论就会出现大的偏失。
其二，以猜想代替论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学术研究不排除合理的推论，但推论又必须符合作者及作品的实际。比如，崇祯二年己巳（1629），李渔父亲去世，作《回煞辩》[2]一文，力辟回煞风俗之谬，倡导孝亲大义之正。李渔的这种反俗之举，有论者认为是出于对父亲的厌憎[3]，进而作出一个大胆的推想：这种厌憎是李渔因没有得到家业继承权而对父亲产生的怨恨。这种论证纯属无稽之谈，考之史实，对回煞淫俗提出疑问和批判的代不乏人，并非李渔独有，李渔《回煞辩》之观点乃当时士人常论。对回煞淫俗持批判态度的士人，事实上并不都是对其父亲有恶感。所以，《回煞辩》并不能证明李渔憎恶他的父亲。相反，李渔倒是个孝子，一个儒家孝道的忠实信徒和坚定实践者。《回煞辩》所呈现的李渔的态度，对了解李渔早期的思想行为至关重要。只有把李渔放到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去，才能更接近其本源的真实。又如，李渔文字中提到过“唐兵三变”和唐代屯田等一些历史史实，与小说《合锦回文传》中提到的史实相似。有人由此认定：《合锦回文传》即是李渔所作。[4]这种推论本身缺乏详细深入的鉴别研究，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象化了的学术态度。如果把李渔《古今史略》《笠翁论古》所涉及的上述史实与《合锦回文传》所述比对参验，就会发现有许多不吻合的地方。再进一步与《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书中所述相比对，就可看出二者所参照的史书不同以及知识视野和史学修养上的差距，从而排除李渔作《合锦回文传》的可能性。
其三，满足于李渔现象与当时主流文化表象之间的比附研究，忽视李渔成长具体过程中环境与教养的特殊性。应当承认，一个作家的出现在历史坐标上都有着横向、纵向的关联。明中叶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哲学思潮、士人风尚等对李渔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但李渔和其他晚明清初的著名士人的不同，在于他是“无待而兴”。李渔身上所表现出的委屈顺世的哲学，实用多变的人生态度，体现了较强的社会边缘化特征：在士与民、士与商之间，既无恒产又无恒业，缺乏明确的社会定位。而之所以如此，与他早年的家庭教养与医商背景不无关系。事实上，在李渔的早期作品里，确有比较浓重的玄黄味，医学的影响随处可见。这包括行文多用医药术语、医理医术来叙述、譬喻、构建情节、塑造人物。即使在他的文学观念中，也能找到医养学说的深刻影响。至于李渔的性观念和性道德，作为李渔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尤与此相关。《闲情偶寄》专列“颐养部”，其独到的防病治病的见解，房室养生的观念，无此教养何以克成？就是李渔鼎革之后的人生选择，也无不受到其特定的人生经历和家庭教养的左右。
鉴于以上的偏失，本书从李渔的一些基本事实入手，选取一些存有争论但又对李渔一生极为关键的问题作比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力求较为详细地客观地描述出李渔思想行为的动态过程，探讨形成这种现象的历史的、社会的、个性的原因。从历史的高度，还原李渔，全方位地去把握李渔，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文章将文献考证与事实描述为一体，第一章探讨李渔早期人生选择的几个关键环节中李渔的心理动因；第二章、第三章从文化影响的角度探讨医学修养与养生哲学等对李渔及李渔创作的深刻影响；第四章是李渔思想观念中几个问题的专论；第五章探讨李渔技艺观念与技艺修养对其创作的影响；第六章论及李渔词与词学；第七章是关于《合锦回文传》《肉蒲团》两篇小说作者的考证。
李渔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他的作品，也留下许多的困惑与遗憾，他的人品道德、他的生活方式至今仍是人们诟病的主要污点。毋庸讳言，今天对李渔人格的评价的困惑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李渔研究本身，折射出了当代人在社会转型期在道德伦理上的困境。对于一个曾经发生过的并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现象，以传统的或是当下的某种概念去匆忙地论定其是非，往往会失之莽撞。在学术界，对李渔道德谴责的论调比比皆是，其实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非学理评价。人们的是非标准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李渔现象作为一个客观存在，不会因为后人的贬抑而汩没。笔者不对李渔作道德评价，只想从基本材料出发，以实事求是之态度，把李渔放到当时的人文环境与时代背景中，尽量客观地把一些基本事实梳理清楚，描述出来，还李渔一个真实。因为对一个研究者来言，真实就意味着真理。
[1] 包璿：《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序》，《李渔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 李渔：《笠翁文集》卷2，《李渔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2页。
[3] 徐保卫：《李渔——超越父权》，《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4] 刘兴汉：《〈回文传〉辨疑》，《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