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

斯密生前只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后人在斯密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哲学问题论集》（1793）。斯密曾有十多卷未完成的手稿，在去世前不久，他说服自己的朋友把这些手稿销毁了。他的一个学生于1763年所做的笔记在1895年被发现，经E.坝南整理编辑出版，即《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另外，1958年斯密关于修辞学和纯文学的讲义被发现，格拉斯哥大学在1976～1983年出版的《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全集》（六卷）是斯密著作最完整的版本。

（一）《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成名作。在斯密的有生之年，《道德情操论》又经历五次修订，第二版发行于1761年，第三版发行于1767年，第四版发行于1774年，第五版发行于1781年，第六版发行于179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斯密仍专心对其进行修改完善，足见其对该书的重视。

《道德情操论》是因应英国社会的急切需要而写的。进入18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市场经济在国内兴起并逐渐走向成熟，这也是卡尔·马克思在英国成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商品，而不在市场经济相对不成熟的德国研究的主要原因。当时的英国，渐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使工场手工业极为发达，中世纪被禁锢的人身自由和致富动力得以释放，个人追求自身权益的冲动和愿望十分迫切。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既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又带来一些误区，如金钱至上的重商主义，甚至像当时孟德维尔推行一种极端利己主义，提倡“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这时，斯密在感情论的基础上，把合宜性作为他的伦理学主体，激烈地批判了孟德维尔的极端利己哲学，称其是“放荡不羁的体系”和十分有害的学说。

《道德情操论》主要讨论道德的力量，研究通过限制人们的自私而把人们组合成一个可以运转的社会。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该书是情感伦理学的早期代表作，对现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有重要影响。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对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休谟等人的情感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以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学说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以“同情”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其中所阐述的“同情”既包括怜悯，还包括对他人幸福的同感。在斯密看来，同情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特质，而且每一个人都具备，无论是高洁的圣人或是卑劣的顽徒，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同时也制约着人们对个人财富和名声的过度追求。斯密认为，同情具有目的性，旨在让双方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人与人之间对彼此的好感，从而引导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同情”为基础原理，斯密还对正义、仁慈、良心等伦理范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全面地构架了自己的伦理体系。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2]

（二）《国富论》

《国富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富论》为斯密亲赴欧洲各地考察，于1776年发表的一部影响人类历史的创世巨著。这是人类首度针对政治经济原理进行逻辑严谨的科学论证。斯密总结了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批判地吸纳了它之前的重要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了系统描述，是现代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国富论》以“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百科全书”“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经典”“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部书之一”“影响人类文化进程的100部经典之一”等评价而享誉全世界。《国富论》影响了人类政治经济的演进方向，即使是现今庞大复杂的社会，其运作方式仍然依循《国富论》的模型原则。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财富的来源和经济发展的原理，并且说明财富在社会各阶层自然分配的秩序。他不仅强调市场机制的无形力量，还强调经济体系存在表面现象与内部实质联系的双重性。

《国富论》的体系结构。《国富论》全书分为五篇。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论资产的性质、积累和使用；第三篇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即商业体系与农业体系；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说明哪些是君主或政府的必要费用，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以让一般社会成员为整个社会应该承担的费用做出贡献，究竟是什么理由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都举债度日以及其债务对整个社会的真实财富，亦即对整个社会土地与劳动每年的产出会造成什么影响。《国富论》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下七个方面。[3]

第一，劳动分工。斯密在开篇就提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4]斯密认为，各种生产力的最大改善起因于分工，并运用制针厂的例子对专业分工的作用进行了说明。斯密认为，分工提高产出数量的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每个工人重复完成一项工作提高了熟练程度；二是工人不需要从一项工作转向另一项工作，节省了劳动时间；三是各项工作由于分工而被简化和程序化，有可能产生提高生产率的机械发明。

第二，经济利益的和谐。斯密认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倾向于追求个人的利益，商人追求利润、工人追求工资。但表面混乱的经济生活中隐藏着一种自然秩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个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看不见的手”的关键是竞争，雇主为了得到最好的工人而竞争，工人为了最好的工资而竞争，消费者为了消费商品的权利而竞争，竞争的结果是资源被配置到最有价值的方面，使经济运行充满效率。从经济和谐的目标出发，斯密主张国际贸易中的自由放任。

第三，有限政府。在斯密看来，利益的和谐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必要的和不受欢迎的，政府是浪费的、腐败的和无效的，并且是对整个社会有害的垄断特权的授权者。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主要行使好以下三个职能：一是保护社会免受外来入侵，二是建立司法机构，三是建立和维护私人企业家不能有效供给的公共工程和机构。

第四，价值理论。价值理论在《国富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斯密其他经济理论的基础。斯密提出了两种价值理论：第一种是劳动价值论。斯密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第二种是三种收入价值论。斯密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也构成了斯密分配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五，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斯密区分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认为市场价格是指商品出售时的实际价格，自然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时企业家不再出售这种商品的长期价格。市场价格取决于短期供给和需求的偏差，而自然价格取决于长期成本，并且市场价格围绕着自然价格而波动。

第六，工资理论。斯密认为工资有三个层面：工资的总水平、工资随时间的增长和工资的结构。对于前两个方面，斯密用工资基金理论加以说明。工资基金从短期来看是固定的，而从长期来看是逐步增长的。年平均工资=工资基金/工人人数。最低的工资率必须使一个工人和他的家庭生存下去，并且能不断地提高劳动供给。与此同时，斯密提出了效率工资的问题，将工资与工作表现结合起来，认为高工资可以增强工人们的健康和体力，激励工人尽力工作。

第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斯密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并强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斯密将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看作推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基本因素，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一个前进的过程。

（三）《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关系：“亚当·斯密问题”

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吸引着学者深入研究。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即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情心（sympathy）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具体来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国富论》中，则把人们的行为归纳为自私，从利他的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对于“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同情与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则力陈利己与自私，两者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对立，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大著作之间、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两大体系之间没有根本对立，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都是斯密“道德哲学”庞大体系的组成部分。[5]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斯密的学术研究历程，以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写作与修订来看，两部著作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都是斯密在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并按照统一的思路来修订的。而且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修订和再版始终是交替进行的，斯密始终坚持两种人性的观点，其道德哲学与经济思想是融为一体的。《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出版，《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直到斯密逝世。《道德情操论》再版五次，《国富论》再版四次，每次再版，亚当·斯密都进行了修订工作。如果他认为利己心与同情心矛盾的话，肯定早做修改了。对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答案：斯密认为“理应如此”[6]。

第二，从学科分类来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融为一体的。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道德情操论》属于伦理学，《国富论》属于经济学，两者分属不同的学科。而在斯密时代，按照当时苏格兰的学科分类法，两者同属于“道德哲学”学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正式讲授这门课程，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又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在同一课程讲义的基础上，斯密形成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也奠定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学术思想体系上的统一性。

第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利己心和同情心是统一的。两部著作所倡导的同情心和利己心分别是斯密道德论和经济论的起点，他是在充分肯定利己心的基础上讲人的同情心。首先，斯密在两部著作中都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自私是人的本性，认为在经济社会中人都是理性的，决定他们行为的是自己所能获得的利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常常提到人的利己本性，如在第二卷第三章中提到“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只要讲到同情心，斯密都是将其与人性的另一面——利己心连在一起的，并且他先肯定利己心。其次，在斯密关于人性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提出的利己心和同情心指的是同一个人的人性，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利己心和同情心在人性中是并存的，只不过人性中的主导倾向是利己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性中还必须有同情心，通过同情心来抑制利己心。[7]

第四，《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通过“看不见的手”有机连接起来。“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过一次，但是斯密并没有明确阐明它的含义。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抓住这只“手”的实质——市场机制，进一步说是客观经济规律。在《国富论》中，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社会目的；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性的，平衡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