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篇章结构

本书关注元朝的南北文化统合，需要从较长的时段进行观察分析，因此本书的研究强调金元“中州文学”的连续性；同时，统合的前提是南北文化在元朝统一之初存在歧异，所以本书通过对13、14世纪历史文献的总结分析，提出了“中州文统”“中州士大夫”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与江南道统、士人对举考察。“中州”专指曾为金朝统治区域的中国北方汉地，这是宋金对峙时期金朝的自称，为元朝所沿用。“中州文统”是金元之际的文化巨擘元好问在金朝士大夫的文化自觉基础上梳理、构建而成的北方汉地文化统绪，其主要特征是推崇古文、宗唐复古的诗文理念，为元朝中州士人所承袭。“中州士大夫”，最初是金元时期北方汉地士大夫的自称，混一之后为江南士人所接受，也成为他称。元朝的中州士大夫主要是生长于北方汉地，继承了“中州文统”的内外官吏。关于这两个概念在金元之际的产生与演化，将在第一、二章重点进行分析研究。

本书所谓元初中州士大夫，指的是生长于大蒙古国时期，接受了金源遗士的教导，以元好问完成构建的“中州文统”为师范的，元朝自行培养的第一代中州士大夫。到元朝统一南北时，他们继承了师长的政治、文化遗产，逐步成为政坛、文坛翘楚，成为一时后辈趋慕的对象，传播了推崇古文、宗唐复古的诗文理念，影响了江南文坛。这一群体在大蒙古国时期孕育成形的过程，在至元年间的文学、政治活动也将在本书的第三、四、五章中进行重点考察。

此外，本书关注的“文坛南北合流”，一般而言即南北文坛交流、融合的过程。但事实上，无论中国疆域统一与否，文学风格总是存在南北差异。民国时期，刘师培就著有《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南北声、言之起源，地理环境之差异，来论证南北人民存在性情差异的客观事实，进而说明诗文分南北的必然性。[41]所以“文坛南北合流”，并非指南北文风趋同，而更多的是指诗文理念方面南北趋向一致。本书将结合文史，以史学考证的方法研究分析元朝前期诗文理念的南北交流与趋同过程，同时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南北对峙造成的文化差异以及南北士大夫的不同特质。而这促使笔者对诗词、诗序、文集序等一些常被史学研究者忽略的史料多加关注。事实上，诗词、诗序、文集序是元代士人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其中往往蕴含大量历史信息，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新”史料。本书第六、七、八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元朝文坛南北合流过程中，元初中州士大夫秉承的“中州文统”如何从被趋慕到退场，推崇古文、宗唐复古如何成为元朝主流诗文理念，以及“文道并重”在元朝中期的登场，“治世之音”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当然，中州士大夫群体后继乏力以至于进入14世纪后文坛形势出现南北逆转的形势与其原因，本书也将略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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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之翰：《古今指掌图序》，《西岩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11叶；邓瑞全、孟祥静点校《张之翰集》，《元代别集丛刊》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第171页。

[2] 阎步克：《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86—132页。

[3]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4]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5]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第2—3页。

[6]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第21页。

[7] 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8] 如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俞为民：《元代南北戏曲的交流与融合》，《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2期。

[9] 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28页。

[10] 任继愈等主编《中国哲学史通览》，东方出版中心，2005，第265页。

[11]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3。

[12] 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説』岩波書店、2006、序章第二节；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李庆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159—160页。

[13] 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4]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18页。

[15] 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

[16] 邱江宁、唐云芝：《近十年元代诗文研究述要》，《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17] 查洪德：《元代文学史研究再审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8] 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第340页。

[19] 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20] 比如邱江宁《程钜夫与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一文，过分强调了南人程钜夫对元朝统治江南的作用，夸大了程钜夫南下访贤的成果，而以其为南北文坛融合之开创者更是言过其实。

[21] 虞集：《佩玉斋类稿序》，杨翮：《佩玉斋类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为阅读方便，以下“中州士大夫”一词一般不加引号。

[23] 如白钢《论郝经的政治倾向》，《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李涵：《也论郝经》，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刘晓：《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党宝海：《李槃与刘秉忠文集》，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等等。

[24] 查洪德：《元代文学史研究再审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第5卷，第103页。

[25] 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郭晓燕《王恽著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2）、张艳《胡祗遹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3）等。

[26] 参见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3页；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第5卷，第103页；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68页。

[27] 赵维江：《金元词论稿》，第68—69页。

[28] 元好问编《中州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第327页。

[29] 郝经《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呜呼！中州遗士，锋镝之余，收其惊魂，引其余息，营缉鸠赞，缔和图安，回生意于寒原，泮冰天于雪国，发为阳春，再立元气，而有主上断然行此，虽云天意，亦人力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简称《陵川集》）卷三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再与宋国丞相书》：“第恐伤贵朝积累之仁，失遗黎傒苏之望，启豪杰觊觎之心，种南北杀戮之祸，中州遗士经营启沃之勤无所济，主上兼爱好生、屈己通好之美意无所成，此所以重为之惜，恳恳灌灌，犹以为言也。”《陵川集》卷三八。

[30] 卢挚：《翰林侍读学士郝公神道碑》，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五八，《四部丛刊》影元至正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第18叶A；《国学基本丛书》本《元文类》，商务印书馆，1958，第849页。

[31]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简称《剡源集》）卷二〇，《四部丛刊》影明万历刊本，第9叶；陆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浙江文丛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第419页。

[32] 蒲道源：《闲居丛稿》卷一〇，《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4叶B。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眉州青神县（今四川青神县）人，后徙居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元代散曲家，诗人。

[33] 宋褧：《燕石集》卷一二，第14叶B—第15叶A，《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第210—211页。宋褧（1294—1346），字显夫，大都宛平（今属北京市）人。泰定元年（1324）进士。

[34] 陈基：《夷白斋稿补遗》，邱居里、李黎校点《陈基集》，《元代别集丛刊》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35] 徐明善：《芳谷集》卷二，民国豫章丛书本，第14叶A。徐明善（1250—？），字志友，号芳谷，江西德兴人，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随李思衍出使安南。终以江西儒学提举致仕。

[36] 黄溍：《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文肃邓公神道碑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续稿二十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第23叶A。

[37] 陈得芝：《序一》，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第1页。

[38] 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9] 语出《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928页）用“南纪”指称“南国”，如姚燧《董氏立本堂记》：“燧以士生皇舆一轨之时，诚千载之旷遇，浮游江湖，求观南纪禹迹疆理之概。”《牧庵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叶A；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103页。

[40] 姚燧《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我元自太祖圣武皇帝视丘长春有道，聘为玄门宗……”至元十四年（1277）为安西王府文学时所写。《甘水仙源录》卷八，《道藏》第1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785页下栏—786页上栏；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第592页。

[41] 刘师培：《国学发微（外五种）》，广陵书社，2013，第251—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