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初中州士大夫概念的提出

“中州士大夫”，在金末和元代文献中有所专指。以往学者罕有措意。“中州士大夫”不是一个泛泛的地缘群体范畴，而是在金朝末年出现并与元朝同始终的一种群体性认同。

使用“中州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名称，能够避免以往研究中概念界定的缺陷。以往史学界、文学界在研究13、14世纪历史时，常常使用“北方儒士”“北方士大夫”“北方汉族士人官僚”“北方文人”等名词，有时又加上“金元之际”“金末元初”“宋末元初”这样的时间定语，也还是令人疑窦丛生。这些名词，在地理、身份、时段方面都存在界限模糊、概念不清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关于这一群体的个案研究非常丰富，[23]而较为整体性或群体性的研究仅有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毛海明《北方汉族士人官僚与元代前期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其研究的对象实际上颇为庞杂，从身份上包含了蒙元时期北方汉地世侯、官吏、文人等，从族属上包含汉、契丹、女真、畏兀儿、唐兀、蒙古等。至于“北方”，是一个相对方位概念，地理范畴可大可小，可以指华北，可以指漠北，也可以指漠北加华北。因此，“北方”“汉人”“官僚”“士人”“文人”等用词都不是很妥帖。

至于文学界，近年在查洪德、张晶等学者的呼吁下，[24]元代地域文学研究以及人物研究颇有进展。北方文坛与文人相关研究多有成果，代表性的有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2）、张建伟《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任红敏《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之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以及一些文人个体研究。[25]文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作者个体，最终呈现的是个体的累积，倾向于认为一个群体内的构成较为复杂，因此很少探究群体的共同特征。当然，也有些学者的研究从整个元代着手，涉及了群体的研究，如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第5卷、赵维江《金元词论稿》等书都提到了金亡后成长的一代文人，可惜着墨不多，多将其视为金末文坛的延续，一笔带过。[26]其中，赵维江将元世祖中统建元至仁宗延祐（1260—1314）称为“北宗词持续繁荣和南北词风交会阶段”，将此阶段的词人分为“金亡之后成长起来的北方士人”与“混一后南宋入元士人”。赵维江指出：“金亡后成长起来的士人，本来缺少前辈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又由于政治态度的转变，故上一阶段词坛上那种浓重的‘丧乱’之感和有着不与新朝合作意味的避世情绪，在其作品中已经减弱。”[27]他未将金亡后成长起来的士人仅视为前一辈士人的延续，反而进行了区别，并指出北宗词创作在这一时期有新的变化，这已是难能可贵。

本书研究的主体是元初中州士大夫。首先要明确“中州士大夫”这一概念的界定。“中州”“中州士大夫”成为北方汉地士大夫的自称应该在金元之际，因与南宋的交流增多而产生，在传世的金代文献中并不常见。而就现存史料来看，“中州士大夫”专指金朝统治区域的士大夫，应该是金朝末年出现的。元好问在《中州集》中介绍金兴定二年（1218）进士王渥（？—1232）云：“正大七年（1230），朝廷与宋人议和，择可为行人者。仲泽以才选。凡再至扬州制司。宋人爱其才，有中州豪士之目。”[28]王渥，字仲泽，太原人，称他为“中州豪士”，则“中州”显然不是狭义的河南一带，而是指称金朝统治区。可见南宋末年，时人已用“中州”来指称金朝。郝经（1223—1275）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使宋，1260—1274年被贾似道软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其间郝经所写的《使宋文移》中也常用“中州遗士”指称金亡后入仕蒙古的士人。[29]而且，卢挚撰写的《翰林侍读学士郝公神道碑》中记郝经之言：“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守节不屈，尽其在我者。岂能不忠不义，以辱中州士大夫乎？”[30]可知郝经已经自称“中州士大夫”。

“中州士大夫”这一自称在元代应该一直存在。南北混一之后，江南士人也常以“中州士大夫”“中原士大夫”等词称呼北方汉地士大夫。如江浙名士戴表元（1244—1310）《东平赵氏述》一文记载东平人赵焕（字仲文）大德九年（乙巳，1305）为江东廉访司掾，行部至信州时，请戴表元为其叙述家世，自言：“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乱，宗族世次俱莫能稽考。”[31]四川士人蒲道源《跋李希仁所藏王山木草书诗词手卷》言大德年间王利用（字国宾，号山木，通州潞县人）为兴元路（今陕西汉中）总管时，“尝得侍燕闲，闻其称中州前辈士夫名节风谊，且评其文章翰墨之妙，则公之自负从可知矣”。[32]

乃至元末，这一称呼依旧为南北士人所用。如大都人宋褧《志勤斋序》记载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单周臣在大都的交游时说：“周臣为带下医，有声京师，所与交皆中原耆旧名公卿才大夫。”[33]台州人陈基（1314—1370）记载：“初江南内附，中原士大夫多不乐仕南方。”[34]

统一之初，虽然许多“北人”对南下任官心怀戒惧，但仍有不少元初中州士大夫宦游江南，其中一些杰出人物因此为江南士人所熟知。江西士人徐明善《西洲诗集序》：“西洲胡君少有诗名东南，长而中州巨公，如卢疏斋、姚牧庵，皆翘企誉赞。”[35]以“中州巨公”称呼卢挚（号疏斋）、姚燧（号牧庵），意指此二人乃中州士大夫的佼佼者。黄溍（1277—1357）记述，邓文原（1258—1328）在杭州“开门授徒，户履常满，中州士大夫多慕而与之交，徐文献公琰、高文简公克恭知公尤深”。[36]徐琰（？—1301，谥文献）是山东东平人，而高克恭（1248—1310，谥文简）是家居燕京的畏兀儿人，皆被视为元初中州士大夫的代表。

其次，对学术界而言，“元初”这一时间概念的弹性较大，有时指的是“金末元初”，有时指的是“宋末元初”，相互之间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差。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在至元八年（1271），但通常人们习惯性地将此前的“大蒙古国”时期也归为元朝历史的一部分。因此，“金元之际”，实际上多指“大蒙古国”时期。比如，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一书所论的“金元之际”，是指成吉思汗开始攻金（1211），到忽必烈建国号（1271）这一时间段。[37]而“宋元之际”则主要指南宋灭亡（1276）前后的几十年，一般而言也就是忽必烈在位期间（1260—1294）。当然也有跨度极大的，比如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以金朝灭亡和延祐重开科举为政治标志，将“宋末元初”限定在13世纪30年代前期至14世纪最初的15年，共八十余年。[38]本书使用的“元初”这一概念，兼顾“金元之际”与“宋元之际”。因为这一代中州士大夫基本生长于大蒙古国时期，即“金元之际”；活跃于至元、大德年间，即“宋元之际”。他们是“金遗民”的子弟辈，又与“宋遗民”同处一个时代。于他们而言，金朝基本只是上一代的记忆，而南宋是被征服的“南纪”[39]，“我元”[40]才是他们认同的“国朝”。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中州士大夫是大蒙古国—元朝自行培养的第一批士人，而不是自前代王朝“借来”的人才。因此，本书所用的“元初”，既为时段之限定，也暗含有“元朝初代”中州士大夫之意。

总之，元朝混一之后，在南北文化统合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元初中州士大夫。他们与大多数南宋遗民同辈，但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于文坛南北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推进了南北文化统合。本书将以这一群体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这一群体在此之前不受学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史料过于零碎。相较于同时期的江南士人，元初中州士大夫所留下的文集数量较少，许多人的生平事迹，我们只能根据现存史料尽力考证，方能厘清。所以本书使用的史料不仅囊括了存世的元初中州士大夫及其同时代江南士人的诗文集，还包括了元代中后期，甚至明朝初年南北士人的诗文集，以及明清时期的大量方志、石刻资料。本书考证了一些前人由于史料过于零散而未关注的重要人物，如陈邃、徐琰、王德渊、余恁等；厘清了文学、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事件，如“雪堂雅集”“二十二年罢南台事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