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金代“国朝文派”到金末元初“中州文统”

一般文学史的研究者都认为，金代文学发展大致经过了“借才异代”、“国朝文派”和元好问之集大成三个阶段。[27]而元好问实际上是跨越金末元初、承上启下的人物。

“借才异代”一语，出于清代学者庄仲方（1780—1857）：“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始言文，太宗入宋汴州，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28]也就是说，金代初期的文学，是借助于辽、宋遗留的人才和典籍而形成的。“借才异代”虽然是清人的总结，但实际上金人已经有了类似的观念。金元之际元好问编《中州集》，有云：

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宇文虚中）、蔡丞相（蔡松年）、吴深州（吴激）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溪（党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萧贡）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29]

显然金人已经认为金初文士领袖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皆“宋儒”，此即对“借才异代”的认知。而据元好问所述，“国朝文派”这一观念的首倡者是金朝中后期名臣萧贡。萧贡的这番议论显然是当时人的共识。与萧贡同时代的名臣赵秉文给党怀英写的神道碑中也有类似总结：“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于时赵黄山（赵沨）、王黄华（王庭筠）俱以诗翰名世，至论得古人之正脉者，犹以公为称首。”[30]认为金朝的文章统绪是自宇文虚中至蔡戡，而后由党怀英所弘扬。

“文派”一般而言指的是文章流派，比如我们熟知的清朝的“桐城文派”，但如萧贡这般以“国朝”命名一个“文派”极为少见，而且其所认为的“正传之宗”的三人——大定年间的蔡珪、明昌年间的党怀英与时人赵秉文——并无师承关系，诗文理念也并非完全一致，而仅是金朝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和主文盟者。所以此处的“文派”应该是诗文发展之脉络，亦可称之为“文脉”。而萧贡所提出的“国朝文派”，是为了与由宋入金的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人相区别。以“国朝文派”与“宋儒”相对，体现的是金朝士人的政治认同，也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州”在诗文方面发展的独立性，开始追寻“古人之正脉”，以构建自己的文学传统。

而后，元好问进一步构建了中州的“文派”或“文脉”，明确地将其追溯至唐代：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柳开）、穆（穆修）、欧（欧阳修）、苏（苏轼）诸人，斩伐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

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王安石）之余波，声律则刘（刘歆）、郑（郑玄）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蔡戡），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宇文虚中）、吴深州（吴激）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党怀英）、王内翰子端（王庭筠）、周三司德卿（周昂）、杨礼部之美（杨云翼）、王延州从之（王若虚）、李右司之纯（李纯甫）、雷御史希颜（雷渊），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赵秉文）一人。[31]

元好问所说的“唐宋文派”显然不是现在文学研究中常说的明朝嘉靖年间的“唐宋派”这一文学流派，元好问想要指称的是自唐代韩愈，至宋代柳开、穆修、欧阳修、苏轼等人，然后到金朝蔡珪的这一文学发展脉络，强调的是金代文学与唐宋文学之间的渊源与传承。元好问着意构建起的这一“文脉”，包含着强烈的正统意识，从“国初因辽、宋之旧”，“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等句可以读出他在强调金朝的正统性，强调金朝文学的正统性。

“唐宋文派”在元好问的语境中是一个跨越数百年的长时段概念，“国朝文派”又是萧贡提出的，且金亡后再称“国朝”已不合时宜，所以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又使用了“中州文派”一词。[32]如前所述，“中州”在金元之际主要用来称呼曾为金朝统治的北方汉地，以“中州文派”指称从蔡珪、党怀英、赵秉文乃至元好问自己的文学发展脉络，甚为贴切。但为防止“文派”一词出现歧义，本书将使用“中州文统”来指称南北分裂后北方汉地独立发展而来的文学，特别是诗文方面的传统。元好问《遗山集》中本就有“文统”的说法，如《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文统绍开，天意为可见矣”，[33]《送高雄飞序》“自文统绍开，俊造骈集”等。[34]而且“文统”一词不仅意味着文学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州文统”与江南朱熹等人构建的“道统”相对应，甚至也可以视为北方汉地的“道统”。毕竟在中国古代，文与道之间很难彻底分离，如包弼德所言“唐代的文是一个政治和学术模式”，[35]实际上而后的宋辽金元明清各朝的“文”也都与政治和学术密不可分，元好问自身也常使用“道统”一词，其含义与“文统”的区别不大，如《闲闲公墓铭》“道统中绝，力任权御”，《东平府新学记》“道统开矣，文治兴矣”，[36]《博州重修学记》“况草昧之后，道统方开”等。[37]但是“道统”一词已是道学常用语，加之元好问等人主要从诗文方面构建其文化统绪，因此本书采用“文统”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