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异壤时期中州的文化自觉

从“靖康之变”，到元朝混一寰宇，长达150年的南北分裂，使得中国南北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不小的歧异，萧启庆与李治安皆有相关论述。[19]文学作为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文变染乎世情”，[20]出现了南北差异，所以12、13世纪的南北文学皆自北宋文学发展而来，却出现了较大的歧异。这种差异性在元朝混一南北之后并未立刻消失，反而因为南北交流激增而更加凸显，之后随着南北文化日益交融才逐步消解。作为本书考察重点之一的“中州文统”，正是在南北对峙过程中形成，又在南北合流过程中先凸显，后消解，最终退场的。

金朝与南宋的“学术”都源于北宋，初时因同源而多有相近，乃至相同之处。特别是金朝与南宋立国初年，不约而同地推崇“元祐学术”来收敛人心。金亡后，刘祁（1203—1250）《辩亡》言：“（金）及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故征索图书、车服，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21]回顾了金朝初立时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褒崇元祐诸正人”以顺民心。

但是因地理、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南北“学术”发展出现了差异。而士人作为文化精英，逐渐察觉了这种差异性，甚至进一步追求与对方相异的文化特质，以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同时，由于双方文化同源，南北士人又倾向于各自追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构建自己的“道统”、“文统”或“文脉”，来证明自身文化的正统性。

南宋初年，同属“元祐学术”的“苏学”（或因苏轼出身蜀地而称“蜀学”）与“程学”（因二程在伊河洛水之泮讲学又称“伊洛之学”“洛学”）在南方都有所发展。但是“程朱之学”注重道统、师承，强调“尊王攘夷”，重“华夷之辨”，与当时南宋重构正统的政治、社会需求相吻合，终成为南方学术的主流。[22]而在北方的金朝，道学（义理之学）并不兴盛。如萧启庆指出的那般：“一方面由于道学在北宋两度受到禁锢，势力不大。一方面由于主要人物大多南迁，滞留北方者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早期协助金廷吸收汉文化的儒士多半出身辽境，熟谙汉唐经学，而对理学十分生疏。直至金季明昌（1190—1195）前后，朱学始传入北方，金儒对其既有接受，亦有抵制（李纯甫曾公开著书驳斥，赵秉文、王若虚亦有质疑）。并未建立师承传授体系。理学之真正被北方学者所接受是在金亡之后。”[23]

明清以降“重南而轻北，内宋而外金”的偏见，[24]导致了“在儒家学说的大传统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属于金朝的学者的位置”，[25]常使人产生错觉，认为金朝似乎并不在中国文化传统序列之中。实际上，12—13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士人，与同时期的南方士人一样开始在文化上寻找王朝正统性的依据。正如《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所总结的那般：“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26]这些自认为是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的北方士人虽拙于义理之学，却在诗文方面构建了自己的统绪，也就是“中州文统”。由于金朝立国不过百余年，这一文学统绪的构建实际上到了王朝衰亡时期才完成。但南北对峙的情形并未随金朝灭亡而结束，所以“中州文统”构建完成后，还是成了大蒙古国时期以及元朝前期的中州文坛的主流诗文理念。

如此看来，南宋遗民家铉翁所说“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所指即对峙期间，南北士人为各自政权的正统性寻找依据而构建的不同文化统绪，也就是江南之“道统”与中州之“文脉”。当然，为了方便理解，本书还是使用“中州文统”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