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潮：左拉及“梅塘集团”

埃米尔·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西方自然主义理论大厦的建构者，其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埃米尔·左拉1840年4月生于巴黎，是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左拉（Francesco Zola）的独子。他的父亲来自一个牧师家庭，17岁时便在意大利炮兵部队服役，并在尤金（Eugene）亲王的指挥下为拿破仑作战。拿破仑倒台后，因无法忍受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专制政权，他干脆移民到了法国，并成为一名工程师。1839年，弗朗切斯科与一位希腊裔姑娘结婚。1842年，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了法国南部小城艾克斯，从事运河的建设工作。五年后，他因胸膜炎去世。

父亲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钱，他去世后的前几年对这个家庭而言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1857年，左拉的母亲搬回了巴黎，埃米尔·左拉在巴黎的圣路易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中学生左拉钟情于文学，当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拉马丁、雨果和缪塞。中学会考未能顺利通过，他迫于生计四处求职，初尝谋生的艰辛。没有固定工作的年轻人饥寒交迫，通常只能用面包蘸植物油充饥，有时甚至在租住的阁楼上捉麻雀烤了吃。毫无疑问，他体验到了贫穷的滋味，对巴黎底层贫民的生活有切身的了解。

1862年，左拉受雇于阿歇特（Hachette）出版公司，间或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他利用闲暇时间开始写作，四处投稿。1864年，左拉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作品充满幻想和抒情意味。翌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La Confession de Claude，1865），写一个女子的堕落与悔悟，被认为“有伤风化”，警方搜查了他的办公室。1866年初，左拉为不连累出版社而辞职，从此步入职业作家生涯。《克洛德的忏悔》仍具浪漫色彩，但已现出写实端倪。

在涉足文坛之初，左拉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文化的潮流——风是朝着科学的方向吹的，人们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对事实和事物的精确研究中去。1865年1月，龚古尔兄弟发表了《杰米妮·拉赛朵》的前言，虽没有使用“自然主义”这个词，但制定了一些对当时的小说创作至关重要的原则：小说不仅必须写“真实的生活”，必须是“科学的”，还要把“社会调查”与“当代道德历史”结合起来。《杰米妮·拉赛朵》给左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快便写了一篇很长的热情评论，并进一步阐发了龚古尔兄弟在序言中所表述的原则。关于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左拉后来称：真实并不是艺术的终点，自然主义试图更精确地描述日常现实，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实现道德目标的最佳方式。[139]在推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展开的过程中，作为始终站在风口浪尖的领军人物，左拉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指斥此前法国文坛流行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正是众多天赋中那种‘聒噪的自我标榜’的天分，使得埃米尔·左拉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吹着号角，扛着主宰这场运动的旗帜。”[140]也正是经由左拉的推动与大力阐发，科学主义才不但成了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且成了自然主义作家将自己与传统作家相区别的标牌。主动地从当代科学主义风潮中汲取精神营养，从理论到创作，自然主义文学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

19世纪60年代末，左拉连续推出《戴蕾斯·拉甘》和《玛德兰·费拉》。这两部小说（尤其是第一部）在文坛及社会上引发剧烈反应，标志着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法国正式拉开了序幕。在这两部作品中，左拉开始尝试从生理学角度去观照人的感情和行为。《戴蕾斯·拉甘》在题材的选择上同以前的小说相比实在说不上有多少新意——戴蕾斯和洛朗私通后谋害了其夫卡米尔，并且制造了他溺水而意外死亡的假象，但他俩最后却也终因难以摆脱的悔恨和恐惧而双双自杀。作品的新颖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一般题材的独特处理——左拉从生理学中获得了全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左拉笔下的戴蕾斯和洛朗，与其说是有思想、感情和意志的人，倒不如说更像只是由血肉、神经、欲望组成的生物体。在这里，没有诗情画意的爱情，没有英武豪迈的举动，只有本能。本能使他们不顾一切地结合在一起，又使他们在黑黝黝的罪恶感中分道扬镳并一同走向毁灭。在这本书的再版序言中，作者说，“戴蕾斯和洛朗是两个没有理性的人”，“生活中的每个行动都是他们肉体要求不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他们所犯的谋杀罪是他们通奸的结果。这种结果之于他们与狼残害羊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内疚——姑且这样称吧，纯粹是一种机能的混乱，是紧张得爆裂的神经系统的一种反抗。灵魂是根本没有的。……总而言之，我只有一个愿望，通过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和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女人，研究他们的兽性，甚至仅仅研究他们的兽性。……我仅在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死尸身上所做的分析工作。”这篇“序言”（1868）乃左拉最早的自然主义理论宣言。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左拉都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人物。就创作实绩而言，其1871年至1893年写下的、由20部长篇所构成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Les Rougon-Macquart，1871-1893），无论是从宏大的规模还是就自然主义艺术特质的体现，均无人堪出其右。就理论建树来说，影响整个世界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规范，也基本上都是由他提出和表达的。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推进方面，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以莫泊桑、于斯曼、亨利·塞阿尔（Henri Céard，1851-1924）、莱昂·埃尼克（Léon Hennique，1850-1935）、保尔·阿莱克西（Paul Alexis，1847-1901）等为核心成员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组织“梅塘集团”，得名于他们定期聚会的场所——左拉在巴黎郊区“梅塘”的别墅。在“梅塘集团”核心成员以普法战争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集《梅塘之夜》（Les Soirées de Médan，1880）发表后，莫泊桑因其中的《羊脂球》（Boule de Suif，1880）受到好评而扬名文坛。

左拉独辟蹊径的两部新作引起文坛震动，同时也招致攻击。他不为所动，继续沿着新辟的道路进发。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左拉开始构思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一套既有连续性又各自独立的大型作品，这就是《卢贡-马卡尔家族》。从1868年着手写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La Fortune des Rougon，1871），到1880年，左拉共完成9部小说的创作，其中第七部《小酒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书是法国第一部描写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的小说——这个主题在左拉之前没有被涉及过——这也许解释了小说最初发表时受到如此多关注的原因。小说与《贪欲的角逐》（La Curée，1871）、《土地》（La Terre，1887）等一样围绕着金钱展开，而且金钱的匮乏在左拉的笔下加之于底层工人时显得尤为残酷。绮尔维丝仔细想过多少钱能让自己得到自由，为此她含辛茹苦创办了自己的洗衣店。当她接近想象中安全的阈值时，丈夫古波从屋顶上坠落并摔断腿，她的一切开始崩溃。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左拉赞扬了绮尔维丝的活力与勤勉。但其活力与勤勉似乎难以持续，绮尔维丝在不断的失望中变得越来越消极，最后酗酒，自暴自弃。即便绮尔维丝最后堕落到出卖自己的肉体，作者也并未在道德上对其做丝毫的谴责，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展现生活越来越沉重地压到她身上直到轰然倒塌的过程。

《小酒店》的空前成功不仅使左拉一举摆脱了长期的经济窘困，买下了巴黎远郊的梅塘别墅，而且也使得自然主义声威大震；很快，第九部《娜娜》再次轰动一时，进一步确立了自然主义在法国文坛的主动地位。1882年起，《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以几近每年一部的速度进行，至1893年《帕斯卡医生》（Le Docteur Pascal，1893）脱稿，这套历时25载、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皇皇巨著终告完成。

《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所谓“自然史”，即谓作品乃是“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141]。这样的立意，对文本的效应有二：首先，作为结构枢纽，以一个家族的血缘延续使整套作品保持连续性；其次，提供生理遗传之历时性研究的对象。左拉认为，小说家是人的情欲的知识的法官，情欲有其内在决定因素。卢贡-马卡尔家族许多成员特异的情欲，源于家族的病理遗传。小说写了家族五代人（重点是第三、四代）的命运。第一代阿黛拉薏德·福格患有癫狂症和痉挛症，先是嫁与精神正常的园丁卢贡为妻，生一子；丧夫后与精神不健全、酗酒成性的私货贩子马卡尔姘居，生一子一女。卢贡一支，后代多数健康正常，不少人挤进了社会上层；马卡尔一支，后代大多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或酗酒倾向，多数人沦入社会底层。左拉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决定了他把生物性当作观照人与社会的基本角度，也就是说，生物性是他描写人与社会的前提。《娜娜》和《家常事》（Pot-Bouille，1882）从性本能的角度展示贵族与资产者的道德沦丧；《小酒店》把劳动者的堕落归因为酒精中毒；《人兽》（La Bête Humaine，1890）主人公因家族遗传而成为嗜杀狂；《萌芽》（1885）的反抗斗争源于阶级的生存竞争；《崩溃》中的战争带有生物界那种盲目地互相残杀的意味。总之，左拉在这套小说中“要展示的就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怎样互相联系、互相争斗，并形成一个具有生物性联系的社会，这个社会又怎样制约这些人”[142]。显然，“自然史”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起点和贯穿始终的主线。

所谓“社会史”，是说整个小说系列乃是对整个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社会生活的研究。“左拉，描绘了一个处于极度痛苦状态的社会，而龚古尔兄弟则关注于追踪个别案件中的异常情况。”[143]从1851年“政变”起（《卢贡家的发迹》），至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止（《崩溃》），《卢贡-马卡尔家族》反映了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分散到各阶层的家族成员活动的描写，作品几乎描绘了法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刻画出1200多个人物，提供了“一个充满了疯狂与耻辱的时代”[144]的极为生动形象的风俗长卷。在这幅巨型画卷中，人们首先可以从政治生活和道德风貌方面，看到第二帝国的腐朽本质。《卢贡大人》（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1876）、《贪欲的角逐》等作品，勾画了大小官僚结党营私、玩弄权术、既倾轧又勾结的丑恶嘴脸；《金钱》中，权贵们私生活的糜烂供出了灵魂的卑鄙，拿破仑三世一夜风流一掷十万，高等检察官与金融家为一个女人而像狗一样狂吠；《娜娜》更展示了精神、道德的普遍堕落，妻子公然与情人来往，兄弟轮番邀宠于娜娜，翁婿在同一妓女床上鬼混。其次，垄断组织这个标志着第二帝国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突出现象也得到表现，如《妇女乐园》（Au Bonheur des Dames，1883）和《饕餮的巴黎》，就形象地描绘了大百货公司、大菜市场的发展壮大与垄断形成的过程，展示了它们雄厚的物质力量与新的经营方式，同时也表现了旧式小经营者在强大压力下破产的命运。再次，伴随着垄断企业的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也在法国涌现，《金钱》就反映了这种新的社会特征。主人公萨加尔通过组建“世界银行”，垄断金融，操纵股票市场，但最后在竞争中败北，使得千百万储户被拖入绝境。最后，在描写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同时，左拉也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小酒店》中洗衣女工绮尔维丝一家悲惨的生存境况，让人触目惊心；《萌芽》不仅写了矿工艰苦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更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是家族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对暴力、巨大和鲜艳色彩的坚持是左拉自然主义的一个特质。自然主义不仅是对体验广度的探索，还是对体验强度的实验——对那种超越一切的难以言喻的体验进行探索。卢贡人冷酷无情，他们的成功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欧仁瞒骗了他的政敌；萨加尔以牺牲小投资者为代价换取了短暂的成功；莫瑞的成功也以牺牲小商人为代价；而艾蒂安·朗蒂耶成为领导人的代价，是其那些被皇帝士兵射杀的朋友们的生命。“左拉或许是第一个清楚地揭示了攻击性和性欲之间的联系的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成功的卢贡人不单只有具有高度侵略性的类型，他们还都是有着异常强烈的性欲的人。”[145]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表达性欲的方式往往是强奸。《金钱》中的萨加尔尽管醉心于金钱，以至于无法在其旺盛的性欲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但他还是让卡罗琳夫人在其办公室里为他“工作”。是的，他们因强烈的欲望而成功，但也终将被自己的“欲望”所吞噬。骗子进了监狱；政治家与帝国同归于尽；失败的画家自杀了；杀人狂落得惨烈的下场；身价昂贵的妓女可怕地死去……萨加尔说出了秘密：“这是导致我堕落的唯一原因。也正因如此，我总是搞坏我的身子骨。”[146]《卢贡-马卡尔家族》设定的中心地点是巴黎。左拉将它描述为病变的中心，一个疾病重重的心脏是无法支配四肢的。治理的重中之重必定是巴黎，《崩溃》的最后一幕是巴黎的燃烧——“烧得像一团巨大的牺牲的火焰”。左拉在作品中描绘了这个注定灭亡的世界在火焰、烟雾和灰烬中走向毁灭的景象，极具幻想色彩，让人印象深刻。[147]

19世纪80年代初，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戏剧中的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1881）等一系列文论，完成了自然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左拉看来，现代作家最重要的品质便是“真实感”。对“真实感”的追求，使自然主义文学叙事的基本立足点定位于“感觉体验”。这首先意味着——在挣脱了形而上学之绝对观念的统辖主导之后，自然主义作家文学叙事的起点是“作家的感觉体验”。即左拉所谓“分析以感觉为先导，感知来自观察，描绘始于感动”。感觉，正是所谓“主体”与所谓“客体”交汇融合之处；感觉印象的叠加，在主体内部积淀为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这是发起并主导自然主义叙事的核心元素。显然，左拉的所谓“真实感”是在个体之人与世界的融合中达成的，并由此获得了它自身特有的一种“真实”品质——它并非纯粹客观的现实真实，而只是感觉中的现实真实。

为了达成这种“真实感”，左拉明确提出了作家创作“非个人化”主张，要求作家叙事时应该像科学家进行实验分析那样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超然中立的立场。左拉的“非个人化”主张与现代主义作家的“非个人化”主张在理论旨趣上是相通的。将叙事主体“隐匿”起来的企图为自然主义叙事技巧的革新提供了动力，他们所创造的“转换叙事角度”“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等叙事手法均被现代主义作家所发扬光大。

家族史小说刚完成，左拉又着手第二个小说系列的创作。在不长时间里，《卢尔德》（Lourdes，1894）、《罗马》（Rome，1896）和《巴黎》（Paris，1897）相继问世。这套称为《三名城》（Les Trois Villes）的三部曲，以批判宗教、提倡科学表达了作家追求进步事业的思想。

1894年，法国发生了犹太青年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出卖情报而遭迫害的冤案。在仔细研究了有关材料后，左拉投入了声援德雷福斯（Dreyfus）的斗争，连续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1898）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军界和政府的欺骗。左拉因此被判入狱和罚款，被迫出逃伦敦并侨居英国一年之久。在这场捍卫正义的斗争中，作家所表现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良知，使其以人权斗士的形象留芳青史。

侨居伦敦期间，左拉开始写作最后的小说四部曲《四福音书》（Les Quatre Êvangilles）：《繁殖》（Fécondité，1899）、《劳动》《真理》（Vérité，1903）、《正义》（Justice，未完成）。与其以往不避现实丑恶秉笔直书的小说有所不同，在这个作品系列中，左拉重在宣示人类正义、和谐、团结的理想。左拉在谈到这套作品时说，他已经解剖了四十年，晚年该做一点梦了。显然，晚年的左拉文风陡转，叛离了其自然主义的文学理念。

1902年9月28日，左拉在巴黎寓所煤气中毒，不幸逝世。葬礼上，法国大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盛赞左拉用丰富的作品和高尚的行为给祖国和世界带来了荣誉。1906年，法国民众在先贤祠为左拉再次举行了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