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相关研究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观点认为，国际贸易的利得主要来源于由专业化生产与分工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提高，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通过资源由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效率高的出口部门，出口的集中与专业化更能够发挥该地区或行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致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国应该集中、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在本国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然而，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出口的专业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效果会由于部门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在“正确”的部门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则能够促进该国的产出增加，但是如果在“错误”的部门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则不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Hausmann等，2007）。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产业内贸易、FDI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实践的快速推进，以美国经济学家Krugman（1979、1980、1981）等为首的众多研究者开始将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市场结构理论纳入国际贸易领域，通过引入规模经济、垄断竞争以及差异性产品等范畴，将国际贸易利得的来源扩展到规模报酬的递增以及产品的多样化等。其中，产品的多元化是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产品多样化的纳入进一步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对二者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贸易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众多学者开始对出口产品多样化进行相关研究。本部分将对产品多样化概念的界定、产品多样化的测度方法以及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这几个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打好基础。

一、产品多样化概念的界定

截至目前，关于产品多样化的内涵，理论界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产品多样化概念的界定不同。Lancaster（1992）认为，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产品的多样性是指某一个特定的产品组中一定数量的不同产品。例如，在同一个部门中那些具有不同品牌或者是不同式样的产品。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由于单个消费者追求消费的多样化，不同的消费者之间由于具有不同的偏好而需要消费不同的产品，因此厂商就可以通过创新生产一些不同式样的产品或者是与其竞争厂商的产品存在差异性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多样性偏好，并增加自身的利润。Bils和Klenow（2001）认为产品多样化的范围很大，产品多元化不仅是指已有产品在样式上的改进、特性上的创新以及已有式样产品质量的提升，当新式样的产品不能完全取代已有式样时，这种完全意义上的新产品种类的增加也属于产品多样性。Broad和Weinstein（2004）认为，产品多样化可以包括宏观层面的产品多样化、中观层面的产品多样化以及微观层面的产品多样化三个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产品多样化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有产品的种类数目；从中观层面来看，产品多样化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某一行业的产品的种类数目；而从微观层面来看，产品多样化是指一个厂商的不同品牌或者不同式样的产品。

此外，也有学者基于特定国家的产品贸易流来定义产品的多样化水平，并将其分为水平层面的产品多样化和垂直层面的产品多样化。其中，水平层面的产品多样化不单单是指产品种类范围的扩大，还包含不同产品在比重方面的合理分布。例如，Imbs和Wacziarg（2003）就将水平层面的产品多样化定义为“所有产品的比重趋近于某一特定分布（例如，均等分布）”。而垂直层面的产品多样化是指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以及技术有所提升，包括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向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转变（Herzer和Lehnmann, 2006）。

二、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度量

产品差异性概念提出后，众多经济学家开始采用多种指标对产品的多样化水平进行度量。最早从理论上对产品多样化水平进行测度的指标大多是基于间接层面，例如，Hotelling（1929）采用产品之间的空间距离来度量产品的差异性，认为任何一种产品在产品特征空间上均具有唯一的一个位置，如果两种产品在产品特性上相距的距离越远，则表示这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异性越大。Hufbauer（1970）假设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与价格分布呈正相关关系，指出可以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出口产品单位价格的标准差与产品单位价格均值的比值来度量出口多样化。然而，由于产品价格容易受到贸易结构和运输成本的影响，因此其度量方法受到了诸多质疑。Owen和Wren-Lewis（1993）以及Muscatelli等（1995）均提出可以使用投资额占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产品种类的代理指标。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投资额的多少代表着该经济体投入到产品中的资源的多少，而产品的多样化水平又与资源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有学者采用产出、研发投入等变量作为衡量产品种类的代理指标。

尽管以上这些对产品多样化的间接度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品多样化水平的高低，但是这种间接度量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并不能够准确地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种类数，因此这些间接指标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还有学者采用直接计数的方法来衡量，但是这种方法受到产品分类标准的影响较大，并且简单地把出口较少的产品类别与出口量较多的产品种类等同对待，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体的出口多样化程度。

近年来，随着细分贸易数据可获得性的便利，关于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测度变得相对更加容易。由于关于出口多样化概念的界定不同，导致多样化的测度指标也存在多样性。从目前来看，最为常用的测度出口产品多样性的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Feenstra指数、出口集中度、出口的扩展边际，这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具体来看：

（一）Feenstra指数

Feenstra（1994）在CES效用函数的基础之上，基于产品净增加的视角（即综合考虑了一个经济体在两个不同时期内新增加的产品与已有产品的消失），提出了一个可以衡量产品多样化水平高低的相对指标。具体而言，他计算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于两个不同时期在共同种类产品上的出口贸易额与这两个不同时期在所有种类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的相对比值，用该相对比值来衡量这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种类的相对变化。具体公式为：

式中，△PV_t，t-1表示在t期与t-1期之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出口的产品种类的相对变化，i为产品种类，I表示该经济体在t期与t-1期内共同的出口产品种类的集合，I_t表示该经济体在t期所出口的所有产品种类的集合，I_t-1表示该经济体在t-1期所出口的所有产品种类的集合。p表示所出口产品的价格，x表示所出口产品的数量。λ_t为t时期集合I产品的出口总额占集合I_t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即1减去在t时期新产品出口总额占所有产品出口总额的比值来表示。如果在t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新产品出口，λ_t的值将会减小。因此，当λ_t<λ_t-1时，有△PV_t，t-1<0，这意味着在此时期新增加的产品数量多于上一期新增加的产品种类，即该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种类在整体上是增加的。相反地，当λ_t>λ_t-1时，有△PV_t，t-1>0，意味着该经济体出口产品种类的减少。

这一度量产品多样化的指标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该度量方法存在一个弊端，即产品种类的变化容易受到出口额的影响。由于Feenstra指数中的产品贸易额采用的是该国或地区当年的贸易额，所以即使当该国或地区的出口产品种类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增加了原有种类产品的出口数量时，反映在该指标上可能也会造成产品种类增加的假象。因此，如果用Feenstra指数来测度某一经济体的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则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不够准确。

（二）出口集中度

出口集中度的测算主要是用来反映所出口产品的比重的分布状况，经常使用的测算指标有赫芬达尔指数、基尼指数以及泰尔熵指数。这些指标取值的大小除了受出口产品种类范围的影响，还受到产品比重是否分布均匀的影响。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出口产品的种类越多，比重分布越均等时，该指数取值越小，说明该经济体所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说明出口仅依赖于少数种类的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陈蓉和许培源，2014）。下面以广泛使用的赫芬达尔指数为例作详细介绍。

赫芬达尔指数最初被产业组织研究文献中用来测度市场集中程度，后来被广泛用来描述某个变量的分布特征。标准化的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H_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出口专业化程度，其取值在0到1之间。x_ijt表示在t年，i地区j行业的出口额，X_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出口总额。n表示地区内所出口的行业的数量。当赫芬达尔指数的取值越接近1时，表示该地区出口越集中，其出口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当该指标取值越接近0时，表示该地区的出口多样化程度越高。

赫芬达尔指数的取值对产品的分类标准较为敏感，如果采用产品种类细分程度越高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水平就越准确。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相关文献中，通常利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细分的出口产品种类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度量，如国际贸易商品的标准分类（SITC）、海关进出口商品编码（HS）等。

（三）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

根据以Melitz（2003）为首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观点，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增长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在集约边际层面上的增加和在广度边际层面上的扩张。出口的集约边际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其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在现有出口企业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沿着已有产品和市场方向的出口额的增加。而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则是指相对于现有的那些出口企业，有新加入的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或者是那些现存的出口企业所出口的产品在种类范围或者在市场范围上有所扩张。对此，Hummels和Klenow（2005）提出了测算这两种出口边际的方法。j表示出口国，k表示参照国，如果j国所出口产品的集合是参照国k国所出口产品集合的一个子集，那么该国出口的集约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可以表示为：

式中，IM表示j国的出口集约边际，EM表示j国的出口扩展边际，本部分重点分析出口扩展边际的计算。对于参照国k的选取来说，以世界作为参照整体以确保出口国j国所出口的产品集合是参照国k国所出口产品集合的子集。m表示进口国，I_jm和I_km分别代表出口国j所出口产品的集合和世界k所出口产品的集合。p和x分别表示出口产品的单价和数量。因此，一国出口的扩展边际EM可以理解为该国与世界所出口的相同种类的产品的世界出口额占所有种类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的比值。如果该扩展边际的取值越大，则表明该出口国所出口的产品与世界所出口的产品重叠的就越多，即该国的出口产品种类越多，出口多样化程度越大。相对于简单的直接计数法来说，此种方法能够很好地体现大的商品类别。但是，由于该指标认为每一类别产品出口的增加都是产品种类的增加，因此该指标可能会高估出口的多样化程度（卢姗，2009）。

三、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只专业化于固定种类产品的生产并出口，那么随着世界经济中新种类产品的不断涌现，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整个世界产品篮子中所占有的份额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因此，只有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产品，才可以确保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市场份额（Saviotti和Frenken, 2008）。并且，对一个经济体来说，不断研发创新并出口不同种类的产品有助于该经济体抵抗外部因素（如技术变革、贸易保护以及国外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改变等）的不利冲击，避免大的经济波动（Kalemli-Ozcan等，2003）。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8）也指出，单一的出口产品结构不仅不能满足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偏好，而且会由于过度依赖少数种类的产品出口而对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较为敏感，致使贸易条件恶化从而降低国际竞争力，最终造成经济不稳定。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出口产品多样化是促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20世纪80年代，Chenery和Elkington（1979）首次考察了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模型，他们认为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出口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变进而实现出口的多元化。Feenstra等（1999）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选取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6个部门在1975—1991年对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对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选取1961—1988年的多国面板数据，Al-Marhubi（2000）对出口多样化的经济绩效进行了考察，发现出口多样性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将带动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5个百分点。国内学者中，韩剑（2009）在新古典生产函数框架下，选取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出口多样化对其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结果表明，虽然不及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产出增加的贡献度大，但是出口多样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既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那么考察如何促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提升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关于产品多样化水平的影响因素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部分学者强调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多元化水平的影响。所谓贸易自由化，是指各经济体通过贸易谈判，约束或取消关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实现各方之间在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Eaton和Kortum（2002）指出，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关税是影响一国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重要因素。Feenstra和Kee（2007）考察了在加入北美自贸区之后墨西哥的出口产品结构，研究指出关税的降低显著促进了墨西哥出口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与之相反，Agosin等（2012）采用泰勒指数和基尼系数以及赫芬达尔指数对79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进行度量后，利用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其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具体作用机制表现为，贸易自由化会降低贸易成本，这会促使该国专业化出口那些劳动生产效率较高或者密集使用富足要素的产品，因此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出口产品专业化，而不利于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他们还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出口多样化具有积极影响。此外，Addison（2003）采用29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越低的国家或地区越有可能借助于增加本国的教育投资来增强国民的技术模仿能力，进而可以促进自身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

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因素。Feenstra等（1999）从企业集团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通过比较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不同的企业集团结构，他们发现越大的企业集团越倾向于出口较少种类的产品。Saviotti和Frenken（2008）研究指出，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发达、位于技术前沿的国家其产品的多样化水平也往往较高，而那些没有新兴产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在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方面均要落后于其他国家。Parteka和Tamberi（2008）在一个包含国家固定效应的模型框架下，通过对1985—2004年60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空间距离是影响一国出口多样化水平高低最稳健的解释变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和主要市场的距离越小，越能促进该经济体的出口多元化。Cabral和Veiga（2010）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就1960—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内48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政治和经济因素对其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效果进行了重点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腐败的能力、政治公开透明度以及产权保护等方面都是影响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影响方向显著为正。此外，经济体内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对其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积极影响也非常显著。Minondo（2011）从产品相似度的角度考察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对其出口产品多样化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相对更容易在其他产品的生产上进行重新分配，扩大产品的种类范围，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水平。

以上文献大多基于宏观层面就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而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众多学者开始将研究焦点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出口新产品及出口新市场的开拓上来。相较于传统的垄断竞争模型，由Melitz（2003）等开创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具有异质性，因此企业之间可以生产不同质的产品。企业的出口成本（包括高额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企业的出口多样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不仅可以促进已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还可以促进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可以在整体上增加经济体所出口产品的种类。随后，Helpman等（2008）对Melitz模型进行了拓展，也强调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其可变贸易成本对企业出口多样性的重要影响。Chaney（2008）通过构建一个多边不对称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框架来考察出口多样化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经济规模、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的员工工资以及多边阻力等是影响出口多样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变量。

国内研究者中，许祥云（2009）选取中国1985—2006年在总体上以及6个制造业行业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出口多样化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从总体水平上来看，人均GDP水平和FDI存量对中国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从行业水平上来看，行业外资资产额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对行业的出口多样化影响显著。但是，其他的外部因素如加入WTO、美国的关税和汇率变动等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不大。钱学锋和熊平（2010）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框架的基础上，选取1995—2005年的HS-6位数编码的出口贸易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200多个经济体在多边层面上、中国与11个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体在双边层面上的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是由出口的集约边际来推动的，出口的扩展边际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贡献度较小，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多边贸易还是双边贸易都是成立的。并且多边阻力、外部冲击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9.11”事件以及出口目的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系数均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