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是靠马克思主义建党、靠马克思主义立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党就会失去灵魂、失去方向、失去生命力，最终失去其所从事的事业。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

这句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成败兴衰、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否的头等大事，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清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回答“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

坚持与发展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坚持是前提和基础，不坚持，就会偏离、放弃、背叛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就无法坚持，发展是坚持的支撑和保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僵化、歪曲、修正。

一 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中国才有出路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时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振兴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中国梦，使中华民族再创辉煌？这是中华民族一切有志之士的一个共同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作为的英雄人物，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提出种种救国方案。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吸收部分西方文明思想，提出具有农民起义局限性的革命方案，虽然轰轰烈烈，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但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林则徐发动的禁烟运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禁销鸦片阻止西方列强荼毒生灵的行径以恢复中华民族的生气，但这条路也走不通。林则徐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学习西方文明的中国高级官僚之一，后来又有了李鸿章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和武器，然而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求富求强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洋务运动是在保持原有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走一条引进西方工业化之路，也走不通。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曾经给国人带来希望，日本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式革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日本强盛起来了，中国许多有志之士东渡日本，向日本学习，试图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改良解救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结果依旧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孙中山发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旨在救国救民的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进步，但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归于失败呢？究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除了一些旧式农民起义方案外，其他的民族复兴方案，其指导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主要学习对象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西方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指导下，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可以成功，而旧中国却不能成功，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为什么在中国失灵了呢？

这是由国内外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国内外条件不允许中国建立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把封建落后的中国变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永久地控制、剥削中国，绝不容许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要维持和强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为了维持旧制度，帝国主义列强势必要与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勾结，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强大起来，中国资产阶级必然成为一个软弱的、依附性的阶级，担当不了革命的领导重任。因此，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注定解救不了中国。

历史告诉我们，在旧中国，运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走改良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走不通，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救中国，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1919年的五四运动，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导致中国共产党成立，导致中国人民选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

五四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和发展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矛盾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趋势受到处于十月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世界局势，以及旧中国继续延续甚至更加恶化的黑暗现实，特别是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等思想武器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三民主义也无法解救中国。那到底什么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而是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救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比较、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革命道理，冲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藩篱，冲破旧民主主义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的精神羁绊，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想武器，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道路。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人民从此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是被中国革命成功的实践所雄辩地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 今天，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有人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但认为现在时过境迁，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管用了，对此，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断的大的历史时代，时代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理论最高峰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的总体上来说，人类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未来一定会走向更美好、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这个历史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深信不疑，坚定不移为之一代接一代地不懈奋斗。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大的历史时代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正处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正处在资本主义逐步走向灭亡、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该时代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至今，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已经经历了第一个历史阶段，走过了第二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在第三个历史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确立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战胜了封建主义，在世界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资本主义自其诞生时起，就在不断生成自己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阶段。由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完全暴露出来了，阶级对立、两极分化，工人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已经完全登上政治舞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已经充分展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对该阶段的特征作出了科学的判断。

第三个阶段是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列宁当时所看到的垄断资本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业已发展成为国际性、以金融垄断为主要形式的垄断资本主义。为此，列宁所判定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两个时期，先后具有了三种形态，目前正处于第三个时期。列宁判断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列宁认为当时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段，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列宁的判断切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性变化的实际特点，资本主义由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内外交困局面，呈现出走向灭亡的趋势：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战争与革命，由此引起连锁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中国革命在内都发生在这个环节，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列宁所作的历史性判断是正确的，不仅符合历史，而且引导历史，为历史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在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的历史进程又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对时代的阶段性特征的变化应该作出符合新的历史特点的判断。如果还是停留在原有的判断上，无异于守株待兔，势必影响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无法作出适时反应和调整。

我们党对历史时代阶段性特征的判断的改变，是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西方“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东西对抗、美苏争霸还是国际形势的主要方面，进入七八十年代之后，国际形势逐渐发生变化，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由两个超级大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美苏两霸争夺变成了一霸独占，国际形势发生逆转。针对新的世界格局，邓小平同志第一个作出准确判断，认为总的历史时代没有变，但有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变化，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个前瞻性判断抓住了我国发展的有利战略机遇期，决定了我国内政外交总方针的重大转变，据此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国策，构建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判断只是对今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对比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科学分析，并没有改变对总的历史时代特征的判断，必须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的科学判断，否则就会得出另一种结论，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概括的历史时代已经改变，得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样的错误结论。

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4]后来他把南北问题进一步概括为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5]。1990年，他再次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6]1992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7]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8]他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比喻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9]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十分警醒地认识到，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倒，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就不会结束，这就是国际大局势大走向的基本现实，是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博弈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历史时代总特征的科学结论而得出的判断。

从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认识到以下几点基本思想。

第一，不管苏东怎么变化、国际形势怎么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与斗争的国际格局并没有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同全世界人民之间对立这一根本的时代性质并没有改变，全世界广大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这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说过时代的性质改变了，变成“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了。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从此消失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能说明其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依然起作用、依然不可克服，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总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相反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加剧。

第三，我们仍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判断的总的、大的历史时代，其时代特征实质上仍然是新的社会形态与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社会形态、两条道路、两大力量的反复较量。目前，在和平、发展两大主题上的较量，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和平、要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发展，但它们更要霸权，反对其他国家发展，反对中国发展，蓄意动用武力干预他国内政，挑衅发动局部战争，因而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反对力量。这两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在较量中不时出现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局面，既斗争又联合，也有策略上的妥协，双方对立，但也有争取发展的共同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极其复杂的角斗局面。总体上，资本主义走向衰落，但目前还是强的，毕竟还有老本可以吃；社会主义是新生的力量，但还是弱的，毕竟起点相对较低，起步相对较晚。

第四，两种社会形态、两条道路、两大力量的较量，必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反复交锋和较量，而这种较量又同当今复杂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诉求，同当今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同全世界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共同要求纠缠在一起，同求和平、求发展的利益争斗纠缠在一起，变得更为复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掩盖其贪婪的本质，往往披上普世的、人权的、全人类的、中立的、抽象的外衣，用来蛊惑人心，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极具迷惑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断的历史时代根本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过时，这就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客观事实。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始终是我们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南

20世纪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对此，邓小平同志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0]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1]

马克思主义并不过时，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显著的阶级性之外，其科学性在于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不过时。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不枯竭、永远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根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根本所在。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是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是推动理论不断发展的动力。从马克思实践的观点，到列宁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强调实践，强调要根据实践的变化特点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毛泽东同志讲过：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2]

邓小平同志也讲过：

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13]

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具有生命力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具有生命力的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始终要与常新的实践相结合，实践永无止境，推动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创新的实践不断为理论提供源泉和发展动力。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同时又需要创新的理论指导，正因为有实践作源泉、作动力、作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才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在于它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而是永远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种发展性，是由实践性带来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实践、实践、再实践，同时也就需要对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常新，理论也常新。恩格斯强调：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只有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窒息自己的生命力，成为静止不变的、封闭的体系，而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他还说，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适应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这是不行的。[15]邓小平同志1979年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16]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17]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时代新篇。

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同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创造性这一点，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就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是停留在某个固定水平上，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思考和研究新问题，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理论基础上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摆在面前的挑战是，怎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有过探索，但没有彻底解决，按图索骥、完全按照书本上说的去做，行不通；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也行不通，怎么办？只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是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力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基础上的科学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科学的、正确的，是指南，是思想方法，是有生命力的。毛泽东同志说：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18]

所谓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得出的一般结论，是科学的、正确的原理。最后，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具有历史局限性，也并不说明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讲，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任何一个理论形态也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某些具体结论必然受到各自所处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制约，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它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揭示，个别结论和论断的过时并不说明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点是不可动摇的，一旦动摇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就会蜕化变质，必然会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山崩地裂的改变，出现历史性倒退。这是前车之鉴，而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假设。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实践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解决了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继之而来的是第二个问题：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样态度的问题，是原封不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拿来、生搬硬套地指导中国实际，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中国实际，这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但离开了中国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党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另一种是错误的态度，其表现有三，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右的表现，企图用别的什么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是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00多年前讲过的话，现在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生命力。当前右的表现，就是企图用民主社会主义、用历史虚无主义、用新自由主义思潮、用普世价值观、用宪政民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当前有一种经验主义倾向在滋生蔓延，只相信自己有限的经验，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教条主义或者叫本本主义，就是一切从书本出发、一切从条条出发，脱离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这三种表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在党尚处于幼年、不成熟时期，很容易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消化不良、照抄照搬的毛病。在党的历史上，曾犯过几次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教条主义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但无论是右或“左”，都以理论脱离实际为主要特征。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带来重大挫折，危害最大的就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表现极“左”，危害极大，教训极其深刻。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欺骗性极强，王明教条主义危害，几乎亡了党、亡了革命。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了王明教条主义，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不断取得胜利，中国革命最终取得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错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段弯路，从思想路线上说，“左”的错误也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没有创造性，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没有创造性，工作也就不可能做得有声有色，有所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必须在数国同时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结论。列宁如果不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前进一步的话，就不可能有俄国革命的成功，即使成功也要拱手相让。列宁分析了当时他所处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更加不平衡，形成了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发生，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这就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主义只是解决了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夺取政权、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中国的同志自己身体力行去探索，去求解答案。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东方、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落后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搞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要不间断地搞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要走一条和中心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不同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走了一段弯路，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损失。实践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说，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中国化的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国内考察、出国访问和国际论坛等多个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战略高度，立足国际国内发展大局，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继往开来，面向未来，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围绕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围绕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四风”、转变作风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明确回答，作出深刻论述，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进一步升华了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是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贡献。

历史的经验和新鲜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中国，就要坚持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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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系作者2015年1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2月2日。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5]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7]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