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赓续不辍：《诗经》的流传
先秦书籍，在秦“焚书”和楚汉战争之后，散失很多，《诗经》由于是口头讽诵的诗，才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诗经》的流传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诗经》最初被称为《诗》，战国后期始称“经”。《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唐杨倞注：“经，谓《诗》《书》。”
在先秦，周人将《诗经》运用到典礼、讽谏、赋诗、言语上，其中还有一些说诗、论诗的内容，这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周人在重大的典礼上都要演奏诗乐，《诗经》中有些诗就是为了祭祀、燕飨典礼之用而作的，如《生民》《公刘》等。讽谏是周人诗歌创作与运用的重要目的，是周人“诗言志”观念的主要内容。
由于《诗经》本身内容丰富而深刻，语言精辟优美，且入韵入乐，便于记诵，因此流传广泛。《左传》中记载了许多赋诗言志的事例，《论语》《孟子》《荀子》等诸子中也有许多引诗论述的言论，这不仅是对《诗》的研究评论，也使《诗》的流传影响更为扩大。
两汉时期，由于尊经，经学正式形成。在西汉文帝时，《诗》首先被官方确认为“经”，被当作治国经邦的政治经典列于官学。由此，《诗经》的流传从古代被当作政治工具用于典礼、娱乐、讽谏、赋诗言志、著述引诗，到汉代的经生注诗，挖掘《诗经》的政教功能，把《诗经》当成“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道德学说，修身养性，治国安邦。
汉代经学最突出的特征是今、古文经学之争，《诗经》的传播也深受其影响。汉代传播教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他们是鲁人申培所传《鲁诗》，齐人辕固传授的《齐诗》，燕人韩婴传授的《韩诗》，这三家为今文学派，被立为官学，也称“三家诗”。还有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授的《毛诗》，因为晚出，属于古文经学派，未被立为官学，只能在民间传授。在这四家诗中，鲁诗创建最早，影响也最大。
《鲁诗》的特点是据《春秋》大义，采先秦杂说，以诗训诂，以诗印证周代礼乐典章制度，将诗作为《礼》的说明。《齐诗》的特点是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诗解说《易》和律历。《韩诗》的特点是继承先秦说诗的传统，断章取义，割裂诗句以作为自己论文的注脚。东汉班固世习鲁诗，但他已经察觉到三家诗的比附曲解，他说，三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而毛诗的特点是将诗和《左传》配合起来，以诗论史。毛诗训诂简明，很少神学迷信的内容。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毛诗一度被立为官学，王莽失败后，便被取消，直到东汉章帝时，才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东汉末年，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故训传》作注。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流传到今天的《诗经》，就是毛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经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诗经》在流传中，多宗毛、郑遗说，郑玄《毛诗传笺》融合今古文之学，被称为郑学。后又出现了三国魏人王肃以维护古文毛诗家法为名攻击郑玄的王学。郑学、王学之争，实际上是门户之见和政治地位的争夺，其学术的意义并不大。
到隋唐时期，由于科举考试有明经取士的标准要求，在唐太宗时，诏令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就成为朝廷的定本与明经科《诗经》教本，代表了当时《诗经》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绝对的权威，在《诗经》研究史、流传史上是继《毛传》《郑笺》之后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诗经》在宋代，地位有些动摇。科举制度改革，考试内容变背诵经文为策论，学风发生变化，疑古思辨成为宋学的主要特征。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王柏《诗疑》等都有批判毛、郑的倾向。而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的《诗集传》。《诗集传》是宋代新说中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朱熹对《毛序》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诗》宣扬他的理学。但不可否认，朱熹《诗集传》在解释词义方面，简明扼要，克服了注疏的烦琐冗长，因此，既为统治者所欣赏，又便于士子们研习。自朱熹以后，宋人说《诗》的，多以《诗集传》为宗。
清代学者对《诗经》研究与朱熹不同，他们注重考据、训诂，和《毛诗》的注重历史、训诂的作风一致，所以把这种治学方法叫“汉学”。而注重发挥义理的朱熹之学，则被称为“宋学”。一方面，清代的“汉学”家在考据、训诂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为代表。另一方面，清代学者突破了汉、宋诸家的旧说，有许多创新的观点，这一派学者以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崔述《读风偶识》为代表。
近代以来，《诗经》的研究和传播，受到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已经没有了经学的藩篱，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主要体现在《诗经》文学、文化研究上，以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和学衡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史学派，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民俗学派，以及胡朴安、张西堂、傅斯年、夏传才等对《诗经》学史的研究，钱锺书对《诗经》创作艺术的评析与中西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后来的学者如高亨、陈子展、余冠英等，结合新时代的文化思潮和文学发展，重新诠释《诗经》，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中国诗经学会成立，它与日本诗经学会、韩国诗经学会及中国港台的《诗经》研究者一起，将《诗经》研究与传播推向了新的高度，使《诗经》研究和传播在新时期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诗经》是包容了周代五六百年间诗歌创作的一部诗集，它本身就是一部艺术化和形象化的历史，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也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即便是要对它进行文学研究，脱离对《诗经》的文化研究也是不可能的。现代有些人强调要恢复《诗经》文学的本来面目，如果从破除封建经学思想和加强《诗经》的文学研究而言这一主张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于《诗经》研究的狭隘化倾向则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学者担忧，这会使这些人的《诗经》研究成了脱离周代文化背景的现代主观阐释。个别学者对于产生《诗经》的历史文化状况知之甚少或一点不知，就在那里“以意逆志”，这实在是应该纠正的错误倾向。《诗经》的性质与我们今天个人的文学、诗歌创作的性质不同，我们不能从一个政教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唯美的极端。这是在谈到《诗经》的流传和当代的研究中不能不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