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游幕学者在不同时段的数量变化

乾隆和嘉庆两朝及其不同时段，政治形势、社会环境、文化政策、学术风尚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身处其间的游幕学者也必然相应地会发生某些改变，不同时段内出游幕府的学者及其数量也会有所不同。为了能够体现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整体面貌和不同时段的数量变化，有必要将乾嘉时期划分为若干时段，对游幕学者在不同时段的数量与分布进行定量统计和对比分析。

我们的做法是：以5年为一个时段，将乾嘉时期85年分为17个时段，对每个时段的游幕学者的人员和数量进行统计，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有些学者游幕时间较长，跨越不同时段，在每个时段各作一次统计。

（2）有些学者游幕时间不详，根据其所依幕主当时所任官职的时间，以及同时在幕的幕宾的相关记载，与游幕相关的活动发生的时间等相关资料，大致推定其游幕的时间段，纳入统计范围。

（3）个别学者暂时无法确定其游幕时段，列于表中最后一栏，计入游幕学者总数，但不进行排序。

根据上述统计规则和乾嘉时期380名游幕学者的相关资料，得到如表1.1所示的统计结果。

为便于分析，同时也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在各个时段的分布及数量变化，将表1.1的数据用曲线图表示如图1.1所示。

乾嘉时期虽然处于清代三次游幕高潮的第二次高潮期，相较于清初而言，大部分时间内游幕都比较兴盛，但在不同时段，游幕学者的数量分布存在明显变化。图1.1显示，乾嘉时期学者游幕的整体曲线有明显的波动，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在第六时段（1761—1765）有一个明显的低谷，在第十三时段（1796—1800）则有一个明显的高峰。第一时段（1736—1740）只有23名游幕学者，此后，游幕学者数量逐渐增多，到第四时段（1751—1755）达到44名，形成第一个小高峰。随后游幕学者的数量又逐渐回落，到第六时段（1761—1765）只有19名，形成一个低潮期。之后又逐渐回升，从第八时段（1771—1775）开始，游幕学者的数量持续保持在40名以上，到嘉庆初期的第十三时段（1796—1800），游幕学者的数量达到123人，形成乾嘉时期学者游幕的最高峰。第十四时段（1801—1805）游幕学者的数量稍有减少，但仍达76人，形成乾嘉时期学者游幕的第二高峰。最后三个时段虽然游幕学者的数量仍比较可观，曲线位置高于乾隆前中期（第一至第八时段），但与第十三、第十四两个高峰时段相比已明显减少。

总体来看，嘉庆时期学者出游幕府比乾隆时期兴盛，嘉庆时期 25 年的游幕学者达到359 人次，平均每年约有14 人次；乾隆时期60 年的游幕学者则为459 人次，平均每年约为8 人次。从整体趋势来看，乾隆时期游幕学者的数量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而嘉庆时期游幕学者的数量在最初的 5年达到最高值，然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从时段来看，乾嘉时期游幕学者集中在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即第十至第十六时段（1781—1815），每个时段的游幕学者均多于50人，尤以嘉庆初期的第十三、第十四时段（1796—1800、1801—1805）为最多，而乾隆初期的第一、第二时段（1736—1740、1741—1745）和乾隆中期的第六、第七时段（1761—1765、1766—1770）游幕学者的数量最少，其他时段游幕学者的数量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5]

纵观幕府发展史，幕府的兴盛几乎总是伴随社会的动荡，清代出现的三次士人游幕高潮，均在清代社会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6]那么，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数量变化是否也与此期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乾嘉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平定大小金川、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两平准噶尔、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1762—1769）征缅、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再平大小金川、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1788）平定台湾林爽文、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1789）平服安南、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1790—1792）两征廓尔喀、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平川楚白莲教、嘉庆五年至十五年（1800—1810）平定南部沿海蔡迁。

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事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广大内陆地区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经济文化发展仍然比较繁荣，清朝的统治虽有走向衰落之势，但尚属稳固。而且，上述战事的发生与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数量变化也未表现出必然的正相关。如乾隆时期第三时段（1746—1750）发生了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事，游幕学者的人数从前一时段的25人上升至39人；但是，第五时段（1756—1760）虽然发生了两平准噶尔和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两次战事，游幕学者的人数反而由前一时段的44人降至36人；第六、第七时段（1761—1765、1766—1770）虽然有持续8年之久的征缅战争，游幕学者的人数却降至整个乾嘉时期最少的19人和23人；而第九、第十时段（1776—1780、1781—1785）基本没有战事发生，游幕学者的人数却持续上升。嘉庆时期前15年（第十三至第十五时段）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平定白莲教和蔡迁），若以第十三时段（1796—1800）有战事发生而致游幕学者人数达到123人，那么，第十四时段（1801—1805）叠加了两次战事，游幕学者的人数反而只有76人，第十五时段则下降至56人。可见，上述历史事件的发生与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数量变化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导致不同时段游幕学者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那么，影响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在不同时段数量增减的因素有哪些？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考察乾嘉时期不同时段的政治、社会形势和学术文化环境，还需要从游幕学者自身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幕府和幕主两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因为游幕学者何时出游，并不完全取决于游幕者个人，还要受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和学术文化导向的影响，以及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各级幕府及其幕主对游幕学者需求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对乾嘉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学术文化环境、幕府的类别和职能、幕府的形成时间及其所在地、幕主的需求和幕府的学术环境、游幕学者的来源地与游幕地、幕中的活动内容、游幕学者的生活境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专题讨论，然后再来解答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