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怀安诗社的社会背景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赵翼《论诗》亦云：“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2]都指出了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联。的确，文艺创作活动是不可能脱离社会时代而独立存在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都是这个时代现实精神及其发展必然性的表现。它们或者呼唤新的社会理想出现，或者表现特定现实中人们的生活与努力，或者揭示出这一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即使是那些以古喻今、想象未来的作品，也无不打上特定现实的烙印，难以脱离现实生活的母胎”。[3]怀安诗社的创作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古人云“知人论世”，[4]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解读怀安诗社与怀安诗，下面试从世界局势、国内形势以及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现状这三个方面对怀安诗社成立与运作时期的社会背景稍作探析。

一 怀安诗社成立前后的世界局势

20世纪的前五十年，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为动荡与混乱的时期，也堪称人类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时期。使人类遭受巨大损失和极大苦痛的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这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7.28—1918.11.11）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消散，世界上的法西斯势力就已蠢蠢欲动，四处挑衅生事，于是逐渐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早在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就通过制造事变，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随即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而形成了二战在世界上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随后，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求助。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普遍奉行所谓的“绥靖政策”，所以中国政府并未得到国联方面的积极响应和有效应对。这种局面使日本更加嚣张，无视国际舆论而自行其是，遂逐渐加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所点燃的第一把熊熊的侵略之火，并且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几年之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又通过卢沟桥事变，既而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不但使中国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欧洲的法西斯势力也不甘示弱，纷纷主动出击。他们首先把战争的矛头对准了周边的国家，如意大利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5.10.3），接着以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吞并。而其周边的所谓资本主义强国却视而不见，甚至于容忍纵容，这全面暴露了列强的软弱无能，进一步助长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再如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的西班牙的国内战争（1936.7.17—1939.4.1），也是由于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势力的援助而成功复辟帝制。还有法西斯势力最为强大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更是不甘寂寞。它入侵奥地利（1938.3）不久，便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领土要求。随后通过“慕尼黑阴谋”（1938.9）以及其他政治手段，德意志第三帝国便顺理成章、冠冕堂皇地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这使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都得到全面提升，从而促成了二战的直接爆发。

1939年9月1日，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突袭波兰，这场卷入了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多亿人口、造成九千多万人伤亡的、世界上战争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正式开始了。从此以后的六年时间里，地球上几乎处处烽烟四起，几乎到处都是流血和伤亡，人类文明遭到人类自己所创造的科技进步成果的沉重打击和巨大破坏，不禁令人扼腕叹息。但这次大战也使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变动，“经过这次大战的洗礼，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独立，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5]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也正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注：确切地说应该是二战之中国战场的民族抗日战争）的洗礼，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综上可知，怀安诗社成立的1941年9月，正是世界上到处烽火蔓延的二战时期。这种战争底色，使怀安诗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决定了其在主流基调上绝不会是一个纯粹吟风赏月、孤芳自赏的文人社团，而是有着世界眼光与政治担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团体。诸多怀安诗人的作品，不仅关注中国的民族抗日战争，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着世界局势，关注着敌对势力与友邦力量的此消彼长。怀安诗社社长李木庵撰写的《怀安诗刊》序言便是最好的注脚：

一国兴亡，视乎民气；民气升沉，系于士志；士志激越，发为心声。诗词歌曲，皆心声也。时至今日，四海横流，法西肇祸于西欧，倭寇逞暴于东亚。吾国积弱，首遭侵陵，大好河山，竟成破碎。国中志士，敌忾同仇，义愤所激，恒多泣血椎心，歌哭无地。西北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五载以还，相率艰苦奋斗之中，不无慷慨悲歌之士，披襟述怀，吮毫抒愤，情无间于儿女，而敷陈时艰，痛心国难，志不失为英雄。意切共鸣，言出自由，或创作，或译述，辞在雅俗之间，体无新旧之限。不以地囿，相应声同。积篇成帖，随期公布，俾草木天籁，合成巨响；涔蹄浅沼，汇为洪流，既可扬民族之性，亦以振中国之魂。则心声所及，国运可回；军歌与战鼓齐鸣，吟坛共战场并捷。直可辅翼武功，岂徒目为文艺！[6]

该序言以世界形势与国内局势为背景，强调了文艺创作活动尤其是怀安诗社诗歌创作行为的政治功能。因为后文对此序言还要加以分析，此不赘述。

二 怀安诗社成立前后的国内形势

就国内形势而言，20世纪的前五十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期。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次年初，革命力量就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变革与进步。随后袁世凯（1915）、张勋（1917）复辟帝制的闹剧昙花一现，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说明了封建帝制在当时已经不得人心。此后，北洋军阀为夺取政权陷入了混战。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与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形成了对峙局面。次年，国民政府就开始了北伐战争。1928年底，基本上统一了中国。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之后，便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2.3.1—1945.8.18）。该政权虽然并未得到国民政府、中共中央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在日本侵略势力的控制下、在十几年时间中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统治范围，这使中国又陷入了分裂与战乱之中。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才迎来了崭新而又伟大的新时代，开辟了新纪元。

自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侵入中国大片领土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便发生了改变。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7]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也曾对此做过精辟的论断，他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8]而以国民政府领导阶层为代表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中华民族遭到日寇武力侵略、肆意欺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不明白或者对此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巨大改变视而不见，违背社会时代的发展规律，高喊“攘外必先安内，乃为亘古不易之至理”，[9]致力于清除国内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其他抗日力量，发动内战，必然是不得民心、遭到社会与时代的抛弃，并走向其最终的、必然的毁灭结局。

可喜的是，此时期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给中国广大民众带来了希望和期待。1917年11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接着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希望，送来了新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正是在苏俄“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开始主动接纳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建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其后，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7.23—31），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如毛泽东所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1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事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三 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2]“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3]这个论题，毛泽东早在1940年1月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无须赘述。其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十年，一般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大革命时期（1919—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多次组织工人暴动，反对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其后与国民党合作，促成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蓄意破坏与共产党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大革命也由此宣告失败。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黑暗腐败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的秋收起义，确定了首先以农村包围城市，接着再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后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武力围剿。后来因为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了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这场跨越11个省、经两年之久、总行程达2.5万里的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1936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为抗击日本的侵略行径，国共便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就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而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华民族便开始踏上了全面抗战的征程。

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便开启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延安时期（1935.10—1948.3）。延安时期长达十三年，横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三个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由失败走向胜利，创造了奇迹，走向了辉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扭转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14]其实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是1937年1月才进驻延安的，进驻以后，延安便成为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意即怀安诗社社长李木庵1941年所作的《怀安诗社》一诗所说：“革命策源成圣地，抚时吟兴动窑台。”[15]

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协议，1937年9月6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首府是延安。辖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的二十三个县与神府特区，人口约150万，面积13万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50年1月19日在西安宣告结束。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她（即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关怀下，团结全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各族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延安，保卫了边区，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带领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致力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树立了榜样，使边区成为模范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6]总之，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新中国的雏形，她在继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17]（1931.11.7—1937.9.6）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均积累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丰富经验，“并造就了大批会搞建设事业的干部，所以后来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故称之为新中国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是当之无愧的”。[18]怀安诗社就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的交际处[19]成立的，倡导者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诗社社长李木庵是边区政府高等法院的院长、检察长，一些重要成员如谢觉哉、高自立、鲁佛民、朱婴、吴缣等都是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由此可见，怀安诗社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可知，就世界局势而言，怀安诗社成立于战火蔓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二战结束后，又继续运行了四年之久。就国内形势来说，怀安诗社成立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其后又经历了人民解放战争，先后经过了两次战火的洗礼，堪称一个浴火重生的文艺社团。其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困难，诸如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打击等。但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最终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对此，怀安诗社的成员都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表现者，更是评判者，故我们今天能够从怀安诗作之中解读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恰如李木庵的《怀安诗社》一诗所说：“怀安社壁题诗遍，留作千秋信史材。”[20]通过以诗证史、诗史相长，能够让我们更深刻、更全面、更辩证地认识怀安诗社以及那个动荡而又伟大的时代。同时，把怀安诗社放置在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中考察，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