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盛唐文儒到中唐通儒

第一节 中唐危机

元和三年（808）科举考试，韩门子弟皇甫湜高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文被列为上等。当时的朝廷为适应时事，复兴国事，选拔人才的标准已经从盛唐时期的诗赋取士向考察治事能力倾斜，旨在发现兼具学识和政能的人才。这一年的对策问难内容涉及儒家治国理念、历史经验教训以及现有经济、军事、吏政等问题的解决方案，皇甫湜的策文针砭时弊，句句刀光直指要害，成为治国理政的名篇。以下摘录数条，可以清晰展示乱后的唐帝国正面临哪些危机：

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百执事奉朝请以进，而律且有议及乘舆之诛，未知为陛下出纳喉舌者为谁乎，为陛下爪牙者为谁乎？……夫裔夷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

陛下省徭役，而输劳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长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则物力何惧乎不丰，劳者何忧乎未艾？

陛下蠲田租以厚农室，而人犹艰食者，生者犹少而费者犹多故也。商乘坚而厌肥，工执轻而仰给，兵横行而厚禄，僧道无为而取资，劳苦顿瘁，终岁矻矻，滨于死而为农者，亦愚且少矣。况乎两税不均，失变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赋，随长吏自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释之劳逸，轻田野布帛之征税，蠲横暴之赋，减镇防之兵，则耕者如云，积者若山矣。

今昆夷未平，边备未可去，中夏或虞，镇防未可罢，若就其功，则莫若减而练之也。今之将帅，胜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众以固权位，行赂以结恩泽，因循卤莽，保持富贵而已，岂暇教训以时，服习其事乎？今若特加申令，使之教阅，简奋勇秀出之才，去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多而无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虚张名籍，妄求供亿，尽设其给，以丰其私。今若核其名实，纠以文法，则五分之兵，又可省其半矣。夫众之虚，曷若寡之实乎？一则以强兵，一则以寡赋。若江淮州郡，远寇戎，属清平，自非具使令备仪注者，一切可罢，以其经费代征徭，荡逋悬，然后慎择长吏，曲加绥抚，不四三年，而家给人和，则横暴不作，赋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于人犹艰食乎？

陛下葺国学以振儒风，而微言犹郁者，盖其所由干禄而得仕者，以章句记读而不由义理故也。若变其法，则可以除其弊矣。

今职备而不举，法具而不行，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养交，为亲戚计迁除领簿而已。与利之臣，专以聚敛计数为务；共理之吏，专以附上剥下为功，习而为常，渐以成俗。标异而圭角者，悔吝立及，和光而淈泥者，富贵立须。虽陛下焦劳聪明，如此之切至，将何益焉？

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令每岁各举所知于礼部，礼部于计偕常选之中，访察推择，得其人，则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则必行殿罚，以惩逾滥，则周之以甯，舜之以封，坐而致矣，乏才之叹，何有于圣朝哉！

今之取士，以文字记读为法，其素履实行，则无门而知，使由文字而进者，往往犯奸赃为枭獍，以成其弊也。乾元以还，版籍斯坏，所以游寄，莫知从来。伏惟敕天下人士，未归者一皆复贯，愿留者则令著藉，置乡校县学州庠，以教训其子弟，长育其才，自乡升之县，自县升之州，自州升之礼部。公卿子弟长于京辇者，则使之必由太学，然后登有司。如是，其幼弱，其壮老，发言举足，云为进取，可得而知矣。然后参以才艺，试以器用，诚取人之急务，伏惟陛下裁之。若资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资荫之常调者，仍宜旧贯，贤能之士，则行臣向者之谋，从有司长吏之举，其赏必行，其罚信焉可也。

臣闻古者山林薮泽，皆有时禁，动作之为，无差《月令》，则六气以序，百祥以来，而生生之类，莫不跻仁寿之域矣。今舍此而不务，杀胎毁卵，伤仁挠和，而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断天下之屠，欲蕃物产而祈福祐，斯亦无谓矣。伏惟陛下动遵《月令》，前训可据之文也；事稽时禁，当代易从之道也。施之而不已，执之而有恒，则帝皇之美，远惭于今日矣。[1]

短短千字，尽数宪宗初期权宦、朝政、赋税、藩镇、吏治、科考、礼法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皇甫湜为他的激切直言付出惨痛代价，凡与此次考试有关联的人，包括皇甫湜舅舅王涯在内均遭贬谪。“贬翰林学士王涯虢州司马，时涯甥皇甫湜与牛僧孺、李宗闵并登贤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语太切，权幸恶之，故涯坐亲累贬之。”[2]

唐帝国如何一步步沦落至此？时光退回五十年。至德二年（757），此时距离安史叛乱已有两年，战火蔓延北方半壁江山，万民涂炭。这一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夺权所杀，又三年，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两大祸首相继死于血亲之手，叛军内部离散，唐军终于迎来战场转机。宝应元年（762）十月代宗继位，命仆固怀恩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走投无路之下于林中自缢而死，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叛乱平息之后的政局再也不复开天时代之盛景。朝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唐朝从此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李宝臣、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等方镇拥兵数万，自治封地，联姻互助，随时准备反叛，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另外，帝国外患不绝，吐蕃从陇右侵入西北各县，又有回纥借平乱之功索封无度，贪得无厌，军费负担逐年升高，朝廷不得不增收重税，民众不堪重负。代宗平庸，面对本已内忧外扰的国家，他却无心整治，苟且偷安，致使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权倾朝野甚至把控军权，元载、杜鸿渐等官员身居宰职却只顾党争倾轧，不图复兴。上元至大历年间，先后有刘展、周智光、杨子琳、朱希彩、哥舒晃、裴志清、李希烈等叛将蜂起，战事频仍，就连侥幸躲过安史之乱的江淮地区也难保稳定发展的局面，致使作为战后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几度停摆，国库亏空严重。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这位满怀励精图治的君主上任之初颁布一系列政令，包括要求中央政府开源节流、罢除朝廷及地方大员的奢侈用度、打击宦官的骄横、积极削藩、任命杨炎分掌经济，初步实施“两税法”等，这些改革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由于过分强硬的削藩政策导致多地兵乱，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政府的主动性和权威，积累了财政和军事资源，给命悬一线的唐王朝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步履维艰撑到元和中兴。

这就是皇甫湜参加策论考试那一年唐帝国所呈现的积弱面貌。在乱后成长起来的中唐士人经历过山河巨变，目睹过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们早已抛弃了盛唐文士高昂的精神气象和飘扬在云端的礼乐理想，而是怀着对政治时局清晰的洞察力和救民水火的决心直面时弊，用时代为他们打造的理性与务实能力来展示从文儒到通儒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