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陶文鹏

李桃的书稿《从萧门到韩门——中唐通儒文化研究》即将付梓问世了，她请我写一篇序。李桃是我们文学所的年轻学者，她的导师蒋寅先生是我的挚友。我年届八旬，老眼昏花，思维衰退，行文迟钝，但仍想向年轻人学习新知识，汲取朝气和灵气，所以欣然允诺作序。

李桃书稿的研究内容聚焦在唐宋变革时代。唐宋变革或曰唐宋转型，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从经济、政治、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风俗等方面论述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一百年来，在中国和日本、欧美的史学界和文化界引起较大反响，产生诸多有关的学术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李桃博士也要从唐宋变革的视野来研究中唐文学和史学，可见其眼光独到，有胆有识，有一股要在大课题老课题中突破创新的锐气。她焚膏继晷，研读了大量有关唐宋变革的论著和唐代的文献，从中发现在唐宋变革初期，即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从萧颖士及其子弟到韩愈及其子弟一共七代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成员都具有同一种共性，这就是他们在礼官身份、史官身份、传奇作家、经济人才、幕府智囊、地方循吏等各方面展现出来的“通儒”特征。而这种“通儒”，迥然有别于盛唐时期以二张、孙逖、裴耀卿、杜甫等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儒”。于是李桃进而推导出萧—韩流派成员作为中唐通儒代表，如何开启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士人身份转型，从而在旧课题中找到了前人和今人尚未专门研究的新角度、新领域、新问题，为论著的学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胆识兼备的李桃力求透视中唐通儒在思想、政治、科举、文学、社会变革中的种种表现，分析他们身上延续士人传统的共性和作为有别于盛唐文儒的通儒型官僚群体的个性，尽量避免重复前人和今人对这个流派中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写作中充分辨识与论证通儒身份特征，并与北宋士大夫官僚形态和宋学的特征相比较，寻找二者的相似、相通、相同之处，从而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出以萧—韩流派成员为代表的中唐通儒对北宋官僚士大夫形态和宋学形成的影响。这是李桃书稿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创新。

在这部书稿中，李桃表现出了她对文学理论的重视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现当代学术界对文学流派有诸多不同的认识。刘扬忠先生在《唐宋词流派史》中提出，文学流派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基本条件和因素：“一、必须有一位创作成就卓特、足为他人典范且个人具有较大凝聚力与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作为宗主；二、在这位领袖人物周围或在他身后曾经聚集过一个由若干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并各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追随者组成的作家群；三、这个作家群的成员们尽管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采，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李桃认为：“这种流行的看法将流派的三个要素归结为领袖、追随者和一致的艺术风格三点，强调了流派审美理念的统一，但忽略了流派成员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更接近群体而非流派的概念。”李桃又引述郭英德先生《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一书中关于文学流派的论析，指出：“郭先生将文学流派视为文学社团的高级形态，高级之处的关键在于作家之间的密切交往、互相切磋并由此形成的理论兴趣和创作风格的一致，这个定义强调创作上的自觉性，没有突出流派代际间的连续性和承继性。”李桃还引述了许总先生《论宋诗的宗派意识》一文，指出许、郭二位先生都认为宋代的江西诗派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流派，也是文学流派真正成熟的标志。但他们的看法忽视了中唐从萧李到韩门弟子这一文人群体具有的流派性特征。其后，李桃又评论了201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辞典》，指出这部辞典解释了并称的文学家、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思潮、作家群、文学社团，以及文学体裁等，可谓兼容并蓄；然而只有少数条目涉及了文学流派的真正指向，如萧李、韩柳、元白，只对流派的代表成员加以简单介绍，并没有从传承中讨论流派的发展。因此，该辞典不适用于文学流派的专门研究。李桃在寻找、发现和认定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萧—韩流派的过程中，明确了文学流派的定义，即：流派成员生活在一段相对连续的历史时期内，以血缘姻亲师生等方式完成代际传承，几代成员之间有着明确的宗主师承关系，在艺术思想、文学理念、创作风格乃至性情喜好、社会身份上相似相容，并通过大量的作品和一以贯之的理论在当时和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她从这个定义中分解出文学流派的五个要素，并指出其中较为明确的师承关系和传承时间上的延续性这两项将文学流派与松散的文人并称、文人集团清晰地区分开来，成为构成文学流派的最重要特征。从以上的叙述，可见李桃的文学史研究有两个很可贵的特点：其一，她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流行的观点，自己努力钻研，直到形成真知灼见。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其二，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有不少学人只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而忽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与运用，也忽视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学习与运用。由于欠缺理论素养，其研究成果多是就事论事，没有理论的概括、提升与创新。而李桃舍得投入大量精力学习和运用文学理论，使我欣喜地看到了她这部文学史论著闪射出理论的绚烂光彩。

李桃的学术专业是文学，但在她这部文学史论书稿中，我发觉她对唐代史学、礼学、政治、经济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对史学尤有兴趣。她在书稿中评述中唐萧—韩文学流派的主要成员，从第一代到第七代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血缘和师承、交游对象，还有他们的主要代际关系，都显得了如指掌。她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她在书稿中畅达地论述唐玄宗到宪宗朝知贡举礼官对萧—韩流派形成的影响，又论述了流派礼官对中唐复礼中兴的意义；她为我们介绍这个流派出任过史官的众多文人，进而论证史家家传和师承观念与萧—韩流派形成的关系，再探讨流派作家的史作及其历史观。她还给读者介绍作为循吏的萧—韩流派作家，如刘晏、戴叔伦、刘长卿、张继、穆宁等帝国经济之才，介绍萧颖士、李华、吕諲、杨炎、陈兼、权皋、李舟、元结、李翰、柳浑、杜佑、权德舆、皇甫湜、韩愈、杨凝、柳冕、王建、樊宗师、杨巨源、崔群、沈传师、沈亚之、孙樵等人，都是唐代幕府的智囊；而流派中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如独孤及，独孤及的萧门同道戴叔伦、弟子唐次，还有韩愈及其弟子李翱，他们在担任治守一方的郡、州、道行政长官时都善政于民，在恢复国计民生的事业中成为功留青史的循吏。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三者紧密联系，彼此发明，相互影响。李桃具有文、史、哲三个学科的知识储备，使得她能够承担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中唐通儒文化研究这个大课题，并且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优秀成果。

让我这个一向坚持文学本位研究的老人更欣喜的是，李桃并没有忽视文学研究。这部书稿的第三章第三节专论萧—韩流派礼官对中唐科举文风的改变；第四章第五节专论流派作家的史官意识对古文运动的影响，都立足于文学本位研究。尤其是第五章“作为传奇创作者的萧—韩文学流派作家”共三节：第一节“从小说到传奇——流派作家的传奇创作”；第二节“交织的身份与创作思想——史家与传奇作家”；第三节“实录—传闻—虚构：流派作家与渐变的传奇文体”。这一章专论流派作家很多成员兼为传奇创作者，他们的创作与唐传奇从初盛到定型同步成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该文体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使传奇文体发生了由实录到传闻再到虚构的渐变。最后，以文为戏、娱情至上、文辞瑰丽成为传奇文成熟的真正标志。其中，流派第四代代表人物沈既济在其代表作《任氏传》中“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使这篇传奇的狐女任氏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在爱情故事中表现出丰富的情感活动，通篇故事曲折动人，语言典雅瑰丽，具有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这一章为唐传奇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我认为是全书最具文学审美性、创新性的精彩篇章。

一部优秀的文学研究专著，应当是构思缜密，结构严谨，有条不紊，层层深入的。李桃这部书稿就有这些优点。开篇是绪论，提示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明确地告诉读者全书的研究内容统摄在通儒的概念之下。正文第一章论述从盛唐文儒到中唐通儒的演变；第二章论述由中唐通儒组成的萧—韩文学流派的形成；第三、四、五、六章，分别研究作为礼官、史官、传奇创作者和循吏的萧—韩文学流派作家；第七章研究唐宋变革视野中的萧—韩文学流派。第七章层层递进，第一节先介绍唐宋变革的多元内涵；第二节论述从中唐通儒到北宋官僚士大夫的身份认同；第三节则着力说明萧—韩文学流派对北宋官僚士大夫政治形态和宋学形成的影响，从而比较完整地体现出对萧—韩文学流派亦即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中唐通儒文化研究。

最后，我还想指出，李桃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也彰显于她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巧妙运用之中。这部书稿在七章正文中，一共加入了她精心制作的七个表格，即：二十四史中的“通儒”所指的具体人物及其特长；萧—韩文学流派从第一代到第七代的核心人物、血缘师承关系列表；流派中的礼官列表；流派中的史官列表；流派二代宗主独孤及的诗文语料对前四史的引用情况；流派中的传奇创作者及成文时代；流派成员入幕时间及幕府主。这七个表格为书稿所论述的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使读者一目了然。此外，李桃还在书稿后附录了萧—韩文学流派成员活动年表，计四万余字，其治学用功之勤，心思之细，让我感佩不已。

以上，是我对李桃这部书稿的赞赏。古谚云：金无足赤，玉有微瑕。我也感到书稿有一些缺点。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高峰，尤其是唐诗，是唐代文学最辉煌的成就，因此闻一多先生称唐代为“诗唐”。但这部研究中唐萧—韩文学流派的书稿对这个流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论述仅有“传奇”一章，就显得单薄。书稿中有“流派作家的历史观”篇目，却没有“流派作家的文学观”专节。流派中除了被人们作了较多研究的韩愈、柳宗元外，还有独孤及、戴叔伦、梁肃、权德舆、李翱、张籍、王建、皇甫湜、孙樵等人，难道他们没有具备中唐通儒特征的文学观与诗文创作成果吗？整部书稿，只引证了传奇作品《湘中怨解》中穿插的三首楚调诗歌和杜甫的《忆昔》，可见著者忽略了题材与思想内涵丰富深厚、艺术表现高超的唐诗。我想，只要认真深入地研究，是可以在萧—韩流派成员的诗歌中找到展现出通儒特征的作品来研究的。当然，作者在绪论结尾提出，流派成员对中唐佛教发展和转型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这部书稿文笔畅达，但尚可精练些；为了使人读来更有兴味，一些过长的文言引文可略作删节或换成著者转述的白话文。在说到传奇文典雅瑰丽语言时，应引出一两段小幅原文予以赏析。文学研究论著应该更有文学性、审美性、可读性，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观念，希望能引起著者的注意。

最后，我这个“80后”的老者，衷心祝愿“80后”的年轻学者李桃在学术园地上更加辛勤地挥洒心血汗水，收获更硕大甜美的蟠桃！

2022年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