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唐通儒的礼学、史学、吏能特征

活跃于中唐政坛的士人大多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并且重视诗赋文采，因为他们在盛唐文儒风范影响下成长，并且很多人在开天时代受到过文儒大员的提拔，如果没有天宝战乱，他们会和先辈们一样怀揣着礼乐治国的理想，用经史礼法之学和斐然文采打造自己的前程。很多早期还未能从自主意识上进入通儒角色的中唐士人都带有明显的盛唐文儒特征——轻视吏事、高悬儒法礼乐治国之心。以主要活动在天宝时期的萧颖士为例。他青年时“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为扬州参军也，丁家艰去官；为正字也，亲故请君著书，未终篇，御史中丞以君为慢官离局，奏谪罢职；为河南参军也，僚属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责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故，其高节深识，皎皎如此”[21]。透露出颖士因授小吏而郁郁不快的心情。他的理想是“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22]，或者“思文陛下，光五圣之嗣，启运应期之符，吊人伐罪之义，制礼作乐之本，郊天禅地之位”[23]。因此在期冀以儒家经典礼义致君尧舜的理想破灭后，萧颖士转而学习孔圣人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另一位天宝大儒元德秀以德行著于时，“以为王者作乐崇德”乃“天人之极致”[24]。元德秀的从弟元结，自谓“少不学为吏，长又著书论自适”[25]，都是承袭初盛唐文儒高谈王霸、不屑吏事的表现。然而现实却是在他们初入仕途之时，国家政体遭逢重创，礼崩乐坏，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让后来的一部分中唐士人迅速成长，并激发出救世之志，他们把前半生所学的经史奥义用于民生政事，讲求务实之风，成为朝廷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在礼制复兴、图强除弊、经济改革、恢复生产等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彻底完成从文儒到通儒的转变。

蒋寅先生在《大历诗人研究》中指出：“贞元后期，烽火稍歇，矛盾的焦点就转移到典礼方面来。如果说大历至贞元前期，是由刘晏盐铁转运府中的人才充任政治、文学舞台上的主角，那么贞元后期则是由权德舆周围的由礼官出身的人才充任政治、文学舞台上的主角。”[26]权德舆，贞元后期政坛盟主、文坛盟主，通儒典范，他是从萧颖士、李华门下弟子到韩柳之间传承的重要人物。权德舆左右围绕着一批礼官出身的文士，如冯伉、陈京、张荐、韦武、柳冕、李伯康、韦夏卿、陆质等，这些人作为礼官的职事责任与社会角色使得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革新有一种比其他官员更强烈的使命感和实践精神，他们的政治活动、文学活动代表了时代对礼制复兴的思考和诉求。权德舆本人作为文坛盟主，在礼部侍郎的职任上三掌贡士，加重试题中经义与时事考核的分量，所题进士、明经、崇文生等策问凸显功利与吏能，体现了通儒在中兴时期论文讲究经国济世的价值取向。另外，柳冕、杨绾等人也先后有批判科举考试轻经义、重浮华的奏疏，为天下文士的进学之路指明通经致用的新方向。通过新的标准获得官职的士子们不但可以解读经书，依经取义，更可以发挥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作用。这个转变为中唐士人以时代精神追求儒家的先王之道，联系社会现实重新确立儒学传统价值观念开辟了道路。权德舆本人对文学政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形式十分重视，他赞扬后辈邱颖“而之子世父冠貂蝉，叔父冠惠文，皆以清词重当世。则文学政事，子之家法”[27]，就出于这样一点。另外，德宗朝的禘祫祭祀之争，也卷入大量精研礼学的中唐通儒，分为以独孤及、柳冕、陆质、张荐和独孤及的弟子陈京为代表的太祖神主派，和以儒学世家出身、时任山陵使的颜真卿和韩愈为代表的献祖神主派。透过看似不相容的礼法争论，在执着于以何代君王为神主的表象之下，是中唐礼官们从不同思路巩固皇族权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

史学一向有以古鉴今、思齐内省的作用。古代社会对史官的要求很高，需雄文、博学、通识兼备，他们不仅能掌握历史知识，还能够贯通古今，通晓历史发展、变化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充当统治者的政治顾问，能在中唐承担这种重任的非通儒不可。中唐通儒代表杨绾、崔祐甫都曾任监修国史。杜佑、李翰大历五年前后同在淮南韦元甫幕，共同讨论史家巨著《通典》撰写的体例和意义，以施政体、建皇极为己任。独孤郁、韩愈、李翱、蒋乂、蒋係、沈既济、李汉都曾以文艺德行出众者的身份担任史馆修撰。史学家柳芳，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与萧颖士友善，乾元年间与韦述续成吴兢国史，李华称赞其“该练故事”，他的这部史作给《通典》《旧唐书》等史书提供了初唐历史唯一的重要资料。[28]中唐通儒们把史官意识带入立言立功的行动中去，把“文用”功能在史学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所提倡的重实际、讲沿革，可付诸实用的史学在乱后重振期显得格外活跃。

吏能是中唐通儒与盛唐文儒最大的区别。中唐通儒不但追随前代文儒的精神气息，从恢复礼制、文章复古、史法龟鉴等方面做出中兴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奋战在王朝政体的“基层”，与那些身居高位、终极理想是辅佐君主皇图霸业，成就礼乐之邦的盛唐“大人物”相比，中唐通儒更懂得夯实民生基础的重要性。前文提到的大唐财相刘晏，天宝末拜度支郎中，领江淮租庸事，上元元年（760）至广德二年（764）任度支使、判度支、盐铁转运诸使，大历十四年（779）至建中年间任盐铁转运使并判度支，三度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新唐书·食货志》）。在这二十多年间，他一手确立了天下财赋分理、院场相望的财政机构基础，奠定了唐后期百余年东西财赋分掌制的基本态势。[29]刘晏着力提拔重用的戴叔伦，是萧颖士的得意弟子，“以文学政事，见称萧门”，“早以词艺振嘉闻，中以材术商功利，终以理行敷教化”[30]。像戴叔伦这种以文才出道，可以胜任转运使判官、转运使留后官等财赋系统职位，又在容州等地方官治理岗位上获得嘉奖的人，最可称得上中唐通儒的代表。叔伦的萧门同道独孤及，被很多研究者划为盛唐后期的“文儒”代表，但事实上，独孤及除了文学和儒学、玄学功底深厚，在乱后新的政治环境中也能很快适应，发挥通经致用的实干才能。他历任濠、舒、常三州刺史，熟练处理地方政务，精于吏治，还积极进行地方税务改革，开创“两税法”先声，这样的吏干型官吏是治理地方的基石，也是国家复兴、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以上提到的诸位称得上通儒的中唐士人，在师承血缘、门生座主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家传、师承都被通儒身份背后的思想观念统摄，并且在礼官、史官、传奇作家、循吏等身份上有诸多相似相容之处，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