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梁三老汉梦想的破灭与实现：集体化合法性的确立

柳青的《创业史》[3]一直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典范之作。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建构了不同类型，甚至是不同阶层的农民形象，并通过情节的设置，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化解，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物自身的成长和变化，将故事的主题凸显——只有通过走集体化的运动，才能够使所有的农民摆脱贫困，借此在文学意义上确立了集体化的合法性。正如柳青自己在创作谈中明确说的：“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4]众所周知，《创业史》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建构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他是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勤劳肯干、无私奉献，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大局意识，既继承传统农民的优良品质，又具有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即使如此，柳青并没有直接铺陈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自己的故事。梁生宝的重要性和围绕他展开的集体化叙事，是经由对梁三老汉的梦想实现的艰难过程的叙述而得以完成的。换言之，对本章而言，《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人物的变化更为重要，而他的改变则是通过他个人梦想的实现来呈现的。正是因为他的个人梦想得到了实现，才使他转变了旧观念，认同了集体化思想，集体劳动和集体化运动在文化上的合法性经由梁三老汉这一农民形象得以建立。正如书的扉页上毛泽东给柳青的《创业史》所写的按语：“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述赞成新事物……”[5]

小说在“题叙”中便首先告诉我们，梁三老汉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创立家业，过上富裕中农的生活。更具体地说，他的梦想就是：“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件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6]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小生产者式的梦想，农民能够靠种地，告别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梁三老汉其实就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形象，他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也是建立在小农思想之上的。[7]小说告诉我们他的梦想经历了两次失败，一次是1949年以前，他用了近二十年，尽管他非常勤劳和努力，却仍然没有创立起家业，甚至完全破产，让一家人仍然只能住在茅草棚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另一次失败是在“土改”时期，梁三老汉分得了十来亩田地，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创立家业的梦想。正如小说所叙述的：“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了梁三老汉早已干瘪了的身体。他竟竭力地把弯了多年的腰杆，挺直了起来。……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草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里了。”[8]然后他告诉生宝妈：“告诉你吧！用不了多少年，我年轻时拆了的那三间房就新盖起来了。稍有办法，就不盖草房了。要盖瓦房！”[9]当然，梁三老汉的梦想还是没有实现，小说并没有直接讲述他的失败，而是通过对郭振山这个人物的细节描写，一定程度呈现出土地改革存在的问题，从而指明了梁三老汉的创家立业梦想的不可能。

小说中提及梁三老汉出门恰好遇见富裕中农郭世富盖房上梁：“啊呀！多少人在这里帮忙，多少人在这里看热闹！”[10]而梁三老汉“把自己穿旧棉衣的身体，无声无息地插进他们里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连他左右的人也没有扭头看看新来了什么人”,[11]这时候的梁三老汉因为没有像样的房子和衣服，显然是不能被“发现”甚至不被“放在眼里的”，包括他自己也是如此看待自己，因此他是没有尊严的。实际上，当他刚听说自己即将分到十来亩地的消息时，“他竟竭力地把弯了多年的腰杆，挺直了起来”,[12]这象征着其尊严的获得重新具有了可能性。由此，“尊严”这个符号被柳青纳入进来，成为其征用的对象。实际上，梁三老汉为什么要创立家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有遮蔽风雨的房子可住、有衣可遮体、有充足的食物可果腹，另一方面其实还有着对尊严的需求。正因为没有像样的衣服，所以他只能把身体悄无声息地插进人群中央，并且也正是因为他的不起眼，导致他瞬间被淹没在人群中。所以某种意义上，贫穷让他没有了尊严，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土改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至此其实可以见出，在柳青的叙述中，土改并没有给所有农民带来一种好的生活，更没有带给他们尊严，而由于不同的人对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技能等各方面掌握能力的不同，反倒可能出现新的阶层分化，这也是1949年的土改出现的新问题，郭世富盖房子就是一种很好的说明。郭世富因为有着过往作为富裕中农的基础，所以在土改后越发富裕起来：“现在人家是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几十亩稻地的庄稼主，在三合头瓦房院前面盖楼房了。前楼后厅，东西厢房，在汤盒上的庄稼院来说，四合头已经足了。”[13]事实上，郭世富此刻的生活图景某种意义上有了一些“地主”的意味。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实际上是将地主的生活分配给了农民，每一个农民都试图模仿地主的生活，郭世富如此，梁三老汉对生活的终极想象莫不是如此。也正因为这样，农民分到了土地，向往的都是个人生活的富足，甚至是地主式的生活，这也会使得乡村的互助风气减弱。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郭世富盖房子的时候，那么多村里人在帮他？——“啊呀！多少人在这里帮忙！多少人在这里看热闹！新刨过的白晃晃的木料支起的房架子上，帮助架梁的人，一个两个地正在从梯子上下地。”[14]显然，恰恰是因为郭世富有“房子”：这代表他富有、他有能力，村里人都将他当成了榜样，视其为崇拜的对象，他的生活成为所有人想象更好的生活的模版。

经由柳青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梁三老汉的贫穷，以及因贫穷导致的卑微并没有因为土改分到了土地而发生改变，他创立家业的梦想再次遭遇了失败，而村中其他一些少数的人不仅创立了家业，还因此在村中获得了地位和尊重。这部分少数人，不只有郭世富，姚士杰也是其中一个，只是虽然他和郭世富一样能干，却因为心狠手辣，在小说中以非正面形象出现，即一个极为卑鄙和阴险的人物。另外，郭振山也是因为在土改中积极斗争，工作认真，所以当上了村长，并一度享有较高的威望，正如小说对他的描写：“那是郭振山！多大汉子高耸在人群中间，就像仙鹤站在小水鸟中间一样，洪亮的嗓音在和聚在他周围的人谈论着什么。他是村里的代表主任、四九年的老共产党员，在村里享有最高的威望。”[15]但是柳青对他的描写和塑造显然并不完美，最后郭振山被叙述为因为土改获得了较多的实利，所以对互助组具有抵触情绪，对梁生宝心怀嫉妒。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了赵树理早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邪不压正》和1955年写作《三里湾》时就极为担心的问题，有些农民因为干部的身份，分得了更多的好地，同时又掌握权力后，形成新的压迫性集团。正如在《创业史》中我们看到，作为党干部的郭振山和一直以来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姚士杰竟然一起在郭世富家做客了。土改并没有让梁三老汉创立家业，他依然贫穷，甚至因为贫穷显得卑微，以至于在人群中没有了尊严，连头都抬不起来。与之相反，土改让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少数人越来越富有。经由如此表述，“土改”所带来的问题得以凸显，其合法性也遭遇动摇甚至质疑。而只有这样，真正的故事：即梁生宝所代表的集体化的故事才得以展开和凸显，梁三老汉的梦想才能够最终实现。

换言之，《创业史》用梁三老汉的两次失败呈现了一个事实：土地改革并不能实现梁三老汉的梦想，只有集体化才能够为其实现梦想。也就是说，梁三老汉“穿一套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必须被纳入合作化运动中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让这位可怜的老人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厚重的小说最后，才能读到这样一段话：“排队买东西的第十七个老汉，个子本来很高大，因为罗锅腰，显得低了，不被人注意。他穿着新棉袄新棉裤……大伙终于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老汉……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个老汉满面很深的皱纹，稀疏的八字胡子……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是梁生宝他爸嘛。”[16]这是一段关于梁三老汉如何被注意和被发现的描写，而刚好与小说开头他去看郭世富盖房子时的描写形成了呼应：“把自己穿旧棉衣的身体，无声无息地插进他们里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连他左右的人也没有扭头看看新来了什么人。”[17]很明显，此时的梁三老汉已经不是昔日的梁三老汉，他穿着新的棉衣棉裤，十分体面地走在黄堡街上已然成为现实，并且他从一个卑微的、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老头，变成了一位在人群中可被瞬间辨识的重要人物，只不过被认同的身份是梁生宝他爹，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是灯塔农业社社主任梁生宝他爹。也就是说，梁三老汉梦想的实现以及尊严的获得，是来自儿子梁生宝，更进一步说，是来自梁生宝所在的灯塔农业社。正如“土改后，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套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18]，与其说梁生宝给父亲圆了梦，倒不如说是灯塔合作社和集体化运动让老人圆了梦，更为重要的是，梁三老汉有了作为人的尊严，所以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19]

由此可见，梁三老汉的梦想只有当被纳入合作化的逻辑之中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方面质疑和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集体化运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梁三老汉的梦想被纳入集体化的道路中时，必然要遭遇被改造甚至被压抑的过程。正如小说所讲述的那样，梁三老汉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一个富裕中农的梦想——有自己的宅院而不是茅草屋，有新棉衣棉裤，有自己的地只管自己种，不用管他人，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听说梁生宝为了互助组去郭县买稻种的事情时，说了句：“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这句话中其实包含着个体围绕个人劳动而展开的对于财富的一种想象。柳青征用了“尊严”这个符号，将这一由个人劳动展开的对于财富的想象进行了改造，暂时性地将他放入了集体化的逻辑之中。正如蔡翔所言：“在1949—1966年期间，当代文学基本成为这一‘集体劳动’的合法性的论证工具——我并不否认这一论证过程有着某种创造世界的合理想象，这也是我在叙述过程中极力张扬之处。但是，蕴含其中的一些深刻的危机也或多或少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遮蔽。”[20]显然，蔡翔论及的“深刻的危机”，便是指那些为了论证集体劳动的合法性，而被压抑和遮蔽的由个体劳动所生发出来的对于财富的想象，比如梁三老汉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民所固有的那种对于发家立业的向往，也包含着农民对土地的难以割舍的个人情感。但是，暂时性的压抑和遮蔽不代表消灭，所以，“集体劳动一方面在生产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在同时生产个人主义，最后，当集体劳动在现实中受挫，这一记忆以及记忆的叙述，就会对这一生产方式提出终结的要求”。[21]于是我们会看到，个人对于发家致富/财富的向往，以及个体劳动的正当性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提出。与此同时，因为集体化运动被中断的历史——1949年的土地改革，成为80年代（尤其是1978年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早期的文学叙述中，我们会看到类似梁三老汉抱有“小生产者梦想”的农民形象重新出现。但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80年代早期的文学叙述中，这些农民的“小生产者梦想”并没有被改造和被压抑，写作者们纷纷呈现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