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中，文艺学与译介学最早对互文性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来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也陆续出现相关成果。随着互文性理论本身的发展以及学界对该理论认识的加强（主要是中西互文性理论的对话越来越频繁、深入），古代文学领域利用互文性理论展开研究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从最早的诗词研究（狭义互文性理论中所确定的基本互文形式在古代诗词创作与批评话语中最容易找到契合点），扩展到文论研究（基于中西交流的需要对本土互文话语所进行的梳理、总结），最后才进入小说研究领域。古代小说研究对于互文性理论的热情滞后与我们对该理论的认识局限有关，也受我们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深度所限。不过，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研究者自觉以互文性视野观照古代小说的情况发生较晚，但不排除此前的某些研究已经触及互文性研究的实质，如传统的母题研究、渊源研究、影响研究都多少涉及互文性中的吸收、转换等意义生成方式。所以这一类成果也应被视为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的前期探索。
一 整体研究
总体而言，由于理论本身内涵的丰富以及观照对象的庞大，对古代小说进行整体互文性研究的成果并不丰富，目前仅有李桂奎先生2021年新著《中国古典小说互文性研究》问世，成为古代小说领域互文性研究的代表之作。李桂奎先生自2011年《“互文性”与中国古今小说演变中的文本仿拟》问世之后又相继发表小说互文性研究相关论文近20篇，研究既涉古代小说的重复、仿拟、脱化等具体互文手法，也有针对中西互文异同以及古典小说整体互文特点所展开的系统思考。其中以《中西“互文性”理论的融通及其应用》（2016）、《中国古典小说“互文性”三维审视》（2015）等为整体互文性研究之代表。前者通过对中国传统互文观进行全面梳理打开其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对话窗口，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展开宏观思考，并提出和表达以此为契机“重写小说史”“重写文学史”的目标与憧憬；后者则提出古代小说应从“互文之道”“互文之技”与“互文之效”三个维度展开互文性研究。这些观点为我们后续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方向性指导。此外，笔者《互文性视阈下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现状与思考》（2014）、《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的多维思考》（2014）等论文也试图从整体上探索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的类型和范畴。
二 专题、个案研究
与整体研究的相对冷清相比，以专题、个案形式对古代小说展开互文性研究的做法在学界表现得比较活跃。这是因为相比整体研究的庞杂，选择单部作品或者单个互文现象进行切入更具操作性，也能够保证研究的深度。截至目前，学界出现3部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专著，分别为拙著《〈三国志演义〉互文性研究》（2019）、杨森《明清刊本〈西游记〉“语图”互文研究》（2019）、陈昕炜《中国古典小说序跋语篇之互文性研究》（2018）。《〈三国志演义〉互文性研究》虽只涉个案，但对经典文本的内外互文特征以及相关评点中的互文意识进行了系统描述，初步勾勒了小说互文性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明清刊本〈西游记〉“语图”互文研究》从语—图互文的角度描述特定历史时期内小说文本插图在形式上的演变，并分析了这种演变所反映出的地域差别以及创作主体的差异，同时探索小说流布国外后所形成的民族审美异同，进而对明清刊本《西游记》的艺术价值进行评价；《中国古典小说序跋语篇之互文性研究》则主要从语言学视角重新解读和发现古典小说序跋的存在价值。从语篇互文性的角度探讨小说序跋的语篇间性，挖掘序跋语篇具有的指定性和自由性篇际关系，并从篇际关系出发解读序跋语篇的文体特征与功能类型，得出古代小说序跋语篇是一个具有边界互文性、承载多元互文空间场域的结论。也有一些专书研究著作中部分涉及互文性问题，如竺洪波《西游释考录》（2017）中就有专节（如第二章第一节“现代西方文论视域与《西游记》成书考察”）从热奈特的“互文六法”出发，对《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种种互文现象进行了对应分析；第三章第五节则认为《西游记》的美学风格中有“复调”的元素。除这些专著外，以单篇论文形式形成的专题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知网显示近600篇，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说翻译中的互文性问题
这是目前以互文性理论为工具研究小说最为热门的话题，以语言学者的热情最高。小说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化，更是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经过翻译的作品能否充分展现原著的文化内涵，如何配合目标语言的语境习惯达到信达雅的效果，是所有翻译工作者面临的难题。不过，古典小说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几部重要长篇，这方面的研究以《红楼梦》个案为多。如冯全功《论文学翻译中的互文翻译观及其应用——以〈红楼梦〉复译为例》、朱耕《异化的表达：〈红楼梦〉诗词英译的互文性》、苏艳飞《论互文性给翻译造成的困难：以〈红楼梦·金陵判词〉典故英译为例》等；王超《互文翻译视角下〈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是少有的关注《三国演义》翻译问题的成果。
（二）从母题角度涉入互文性研究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基本的叙述单位，即指日常生活或社会现实领域中的典型事件”[50]，母题虽与主题、情境、类型等几大核心概念一起隶属于主题学理论范畴，但其研究内容既涵盖当下文本对源文本的继承、吸收、变形等具体方式，也触及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些都是互文性理论的重点关注对象，所以我们将这类研究归于广义的互文性研究。在此方面，大连大学的王立、刘卫英伉俪用力最勤、成果最夥。王立先生首先意识到互文性理论对于“解读小说文本架构具有极大启发”，因此在母题分析中自觉地运用互文批评的相关方法。其专著有《〈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2011）、《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2006）、《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2001）等，代表性论文有《重读剑仙聂隐娘——互文性、道教与通俗小说题材母题》（2001）、《〈聊斋志异〉中的反暴复仇母题——蒲松龄互文性意识和古代中国向猛兽复仇故事》（2006）、《明清小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及渊源》（2007）等。此外，刘惠卿《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2013）、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2008）、朱迪光《信仰·母题·叙事中国古典小说新探索》（2007）等专著，以及《明清小说宝物描写若干情节模式研究》《明清小说中的喷火兽母题佛经来源及其异国情调》《明清小说神授法宝模式及其印度文化渊源》《古代神魔小说中的宝瓶崇拜及其佛道渊源》等论文都属于在宏观互文性视野之下从母题入手对古代小说进行的研究。
（三）从引用、镶嵌、戏拟、脱化等具体转换方式切入小说文本的研究
这类研究全部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力图从单个文本打开突破口，题目虽小却能对具体问题形成深入透视，为整体研究积累经验。由于接受前沿理论的便捷，海外学者在运用互文性视角审视古代小说方面走在前列，20世纪高辛勇《从“文际关系”看〈红楼梦〉》、安如峦《从互文性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1997）等论述最早在此领域打开局面；陈维昭《〈儒林外史〉的互文、戏拟和反讽》（1999）则是国内学界最早进行小说互文性研究的成果之一。随着对互文性理论认识的加深，近20年来针对经典小说的互文性研究个案越来越多（目前所有的互文性专题研究也都集中在经典名著上）。据不完全统计（以小说名与互文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近20年来《红楼梦》互文性研究成果总量近百篇（98），《三国演义》互文性研究成果25篇，《水浒传》19篇，《西游记》52篇，《金瓶梅》14篇，《聊斋志异》13篇，《儒林外史》7篇，另外《歧路灯》《林兰香》研究中也时有互文性思想的涉及。其中以陈洪《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2013，被引26次）、周建渝《文本互涉视野中的〈石头记〉》（2011）、李桂奎《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2016）、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2016）等影响较大。不过，这类统计的困难在于很多研究成果并未在标题上体现其互文性研究特色，或者有的学者仅按传统的比较研究、影响研究思路对小说展开分析，但其具体内容实际已触及互文性本质，如杜贵晨《小说与历史撞衫的意义——〈歧路灯〉“全生灵”与〈庸闲斋笔记〉“焚名册”比较》（2013）、巫晓梦《〈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的新思考——兼谈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相似笔墨”与“影响”说》（2018）、王明珠《〈林兰香〉与〈红楼梦〉的梦幻书写》（2019）等。
（四）考察古代小说语—图之间的互文关系
广义互文性对文本的界定非常包容，巴赫金认为：“如果宽泛的理解文本，释为任何的连贯的符号综合体，那么艺术学（音乐学、造型艺术的理论和历时）也是同文本（艺术作品）打交道。”[51]图像作为独特的文本形式与文字文本共同构成读者的阅读对象，文字的画面表现既能反映绘画者对小说内容的理解，同时也对后续读者产生次级影响。插图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破解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意义生成与接受情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近20年来学界关于古代小说语—图互文的研究出现专著1部（杨森《明清刊本〈西游记〉“语图”互文研究》，2019），论文约15篇（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000—2010年仅3篇，2011—2019年为12篇。统计结果显示了研究热度的持续增加。这些成果中以于德山《中国古代小说“语—图”互文现象及其叙事功能》（2003，被引28次）、张玉勤《论明清小说插图中的“语—图”互文现象》（2010，被引46次）两篇论文影响最大。胡小梅《明刊“三言”插图本的“语—图”互文现象研究》（2016）、马君毅《崇祯本〈金瓶梅〉“语—图”互文关系初探》（2016）、拙文《古代小说语—图互文现象初探——以插图本〈三国演义〉为例》（2015）也属这方面代表。
（五）在阐释学、接受理论范畴探索小说评点及其他小说研究中的互文意识
小说评点为我国古典阐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既与史传论赞存在一定渊源，也与在训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土阐释传统密切相关，具有突出的民族色彩。评点家在批评过程中特别热衷于为小说寻找各种互文本（对读文本）进行参照解读，这与诗词批评擅长的“推源溯流”法非常相似。有学者曾将“推源溯流”法归纳为三个构成部分：渊源论（推溯作品的渊源）、文本论（考察作品特色）和比较论（通过与其他文本进行比较以确定地位），[52]无论是追溯渊源，还是将阅读对象置于比较空间，都强调此文本与彼文本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互文性理论重视文本间性的具体表现。据统计，近年出现相关论文近20篇，其主要研究结论有：小说评点家除了擅长为小说文体寻找互文项，并通过建立作品之间的对话抒发其主体意识之外，还偏爱在小说内部寻找结构上的各种“对应”章法，在重视文本间性的基础上将关注点扩展到“文内互文”形式（李卫华《文文相生：内互文性与外互文性——一个比较诗学研究》、拙作《毛宗岗小说评点与“互文”批评视角略论》《〈红楼梦〉脂评中的“互文”阐释策略》等），同时评点家的批评话语又多向戏曲、绘画理论进行借鉴，进而反映出评点家在叙事以及意境问题上的看法与追求（张伟、周群《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的意象化书写及其互文指向》《互文：小说评点中品评标准的画学透视》、张晓丽《文化诗学语境下的中国小说评点关键词研究》等）。除了评点文本之外，有些特殊的小说研究方法也表现出明确的互文意识，最典型的如索引派红学，陈维昭《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2001）在20世纪初就提出：“索隐派红学在自我确认上接近于狭义的互文性，但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广义的互文性。”“索引红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激发多维的诠释空间，但其操作规则却激发了索引的众多可能性。”[53]
（六）古代小说与当下大众文化的对话
古代小说流传至今，不仅为现代读者了解古代文化提供了契机，其流传接受情况本身也构成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崇尚文化多元、去权威、去经典的当今社会，古代小说并不一定以严肃的文本形式或经典身份参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而很可能以新的面貌和特征呈现，影视翻拍、网络改编、游戏开发、综艺呈现等都有可能成为古代小说与现代社会进行对话交流的方式。在影视作品大受欢迎的今天，小说文本与影视剧作之间的互文关系，同题材影视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亦成为古代小说的研究方向之一。王瑾《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文本策略——〈大话西游〉再思考》、项仲平《〈红楼梦〉电视剧改编的互文性研究》、彭玲《新世纪〈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现象研究——基于文化创意视域》等论文可为代表。影视翻拍之外，网络改编对现代社会的经典传播也起到重要作用，虽然网络改编的内涵非常广阔（涉及影视、文学、游戏、综艺等各大领域），但直接从互文性出发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如王梵锦《〈三国杀〉游戏文本的互文性分析》《游戏〈三国杀〉传播中互文性意义初探》、彭玲《文学经典游戏改编现象探究——以〈三国演义〉为例》、潘链钰《论〈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李可《〈甄嬛传〉与〈红楼梦〉互文性解读》等数篇论文，其观察对象亦比较有限。此外，也有部分成果虽未在标题上明确但其研究内容却与互文性分析表现出本质的一致：如陈飞《〈山海经〉神话形象与当代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0年），李响《网络仙侠小说中传统文化因素运用研究——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2017）等。
三 存在问题与思考
从我们对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现状进行的大致梳理来看，虽然近年陆续有专著和论文出现，但成果仍主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个案与专题分析上，这与互文性理论在现当代小说、外国小说研究领域运用的热度、与此前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繁荣景象颇异，与互文性理论在其他文体（尤其是古典诗词领域）中的运用情况也不同。[54]但互文性视角的引入对于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公认：刘勇强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一文中就特别强调互文性“对于理解话本小说的某些文本特点及叙事策略具有启发性”，并提出互文性是此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55]陈洪在其《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一文中也表示，以互文性视角观照小说，文本中的若干内容如人物的关系、性格的基调、情节的设计、意象的营造等“都可以从文学的、文化的长河中找到血脉之由来”，互文性分析既能为“作品找到向上的文学史、文化史关联；而循此思路，又可把类似的关联向下延伸，突破人为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鸿沟”[56]。无论是广义互文性理论所关注的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还是狭义互文性热衷对作品中意义转换技巧所进行的辨识、描述与分析，都旨在摆脱结构主义对文本的封闭，并超越此前单向历时性研究（如来源和影响研究）所带来的认识局限。互文性内涵涉及的文学命题十分广泛，涵盖“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文学的文体间性问题，批评家地位问题以及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等。[57]如何将这些理论思考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充分结合，从而正确、合理地加以运用？本土互文观虽存在与西方互文性理论对话的条件与可能，但中国小说的互文性研究亦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理论。现有的小说史、文学史书写是否会因为互文性理论的介入而被重构虽不便断言，为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建构相对完整而合理的理论体系却显得必要而紧迫。乔纳森·卡勒认为：“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某些先前的特定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中的参与，是指一个文本与某一种文化的多种语言或意指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那些表达了这种文化的诸多可能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58]这告诉我们互文性研究不仅关心互文本，亦可聚焦互文本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空间。古代小说研究自然也不能就事论事，小说互文现象出现的原因，其具体表征以及读者对之的接受、阐释，乃至古典小说与现代社会的对话交流，这些问题不仅与小说文体自身的发展相关，也时刻与我国传统互文观念保持互动。有鉴于此，本研究虽仍以专题和个案分析为主，但也试图将各专题与个案纳入相对完整、合理的体系、框架之下，为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体系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