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20世纪70年代新一轮动物解放运动以来，新兴的“人类—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HAS），有时亦作“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人与动物关系学”（Anthrozoology）[1]，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进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成为西方学界的热点和前沿领域之一。然而，有研究者表示，我们正忙于解决有色人种、女性、穷人、残障或儿童等群体压迫，没有闲情逸致顾及所谓的动物问题。对此，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支配着其他冲突最为关键的政治冲突就是人的动物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人与动物的区分，因此“更紧迫的事情是致力于这个区分的探讨，追问究竟以何种方式将人与非人、动物与人类分离，而不是在那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上、在所谓的人权和人的价值等问题上表明立场”[2]。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更直接地点明了动物问题的重要性：动物问题“本身的确很重要”，“同时又具有战略意义”，说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当前不少人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任重而道远，说这个问题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它关涉其他核心概念，如人的本性、人的起源和未来、伦理、政治、法律、反人类罪及种族灭绝等[3]。由此观之，动物问题涉及道德、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层面，值得我们共同去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