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研究

“选堂气象”及其养成原因

——以《偶作示诸生》的文本释读为中心

赵松元

一 导言

对饶公诗词艺术之特色和成就，钱仲联、季羡林、苏文擢、罗忼烈、夏书枚、刘梦芙、杨子怡等诸多专家学者都做了深刻阐述和高度评价，都是深中肯綮之论，令人信服。本人亦曾著文数篇，对饶公诗词艺术做了粗浅的论述。近年来，越读饶公的著述，越品饶公的书画，就越感觉到饶公的诗格、书格、画格之高风绝尘，卓荦不凡，其与饶公高贵之学术品格交相辉映，自在呈现着一种充盈浩然的精神气度。对这一精神气度，过去虽有所感触，但没能展开探析，一直心有憾焉。在此，拟提出“选堂气象”这一命题，并以解读饶公传诵颇广的五律名作《偶作示诸生》其二为中心，对“选堂气象”做一粗浅的探讨。

“气象”一词，含义颇为丰富。从诗学视野来看，“气象”或可用以形容创作主体的精神气韵，或可用以指某一时代、流派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特质，或可用以指构成文艺作品的艺术美的基本要素，或可用以指文艺作品所创造的一种特定的审美形态与艺术境界[1]，而浑厚、雄阔、壮美，则应是“气象”所具有一个根本性的审美特质。如学界常以“盛唐气象”来表述盛唐诗歌的审美风范，认为盛唐气象是盛唐蓬勃向上、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和雄大魄力与雄浑深厚、刚健明朗的艺术审美风貌的呈现。另外，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宋儒曾提出“圣贤气象”，用以形容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十五位圣贤的风度、风范。这些对本文提出“选堂气象”的命题有所启发。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无论是读书做学问、吟诗作赋还是点染丹青，都与生命存在、心灵安顿有关。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选堂诗歌之所以格高神远，独步天下，就是因为他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融会而成的正大、清旷、高迈、独立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韵，创造出清奇雄迈的审美特质[2]，这种超卓非凡的风范气韵与独特的审美形态，即是我们所说的“选堂气象”。窃以为，这一“选堂气象”，无论在当代诗界、艺界、学界，均具有重要的典范性意义。而《偶作示诸生》其二，作为饶公五律最负盛名的作品，其艺术审美价值就在于集中地抒写了饶公的“选堂气象”。

二 “选堂气象”的诗学呈现：《偶作示诸生》其二的文本释读

更试为君唱，云山韶濩音。芳洲搴杜若，幽涧浴胎禽。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

《偶作示诸生》共二首，收在《选堂诗词集·羁旅集》中，此为第二首。兹录第一首如下：“一雨消残暑，行歌杂醉醒。浮云欺白发，沧海有玄亭。诗于裁狂简，心随入渺冥。要令参造化，何事苦穷经。”这两首五律诗，是饶宗颐1956年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时，与学生游于海上，弹琴而作。当时饶公四十岁。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所谓“知者不惑”，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在“三十而立”之后，经十年之学，又上层楼，到四十岁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有了深刻的识见和理性的精神，因而抵达了不惑不迷清澄独立的境界。四十岁的饶公已抵达“不惑之境”，饶公通过这首诗，抒写了自己的学术文化追求和对学生的殷殷期望，展现了他的大智慧，大境界，表现了他高迈独立、正大清旷的精神气象，从而生动诠释了四十而有不惑之智的真义，与此同时，也艺术地呈现了选堂诗歌独特的艺术风貌。

首联：“更试为君唱，云山韶濩音。”这起始二句，承第一首而来，点明示诸生之意，而气格高古不凡。“更试”句，言再一次向诸位学生敞露心扉。本来是“讲”，是“说”，但饶公这里用一个“唱”字，这固然是与弹琴有关，但更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富有诗意。而由这一“唱”字，就很自然地引发出“云山韶濩音”句。这一句化用元好问《欸乃曲》:“停桡静听曲中意，好似云山韶濩音”的诗句。“云山”，江淹《萧被侍中敦劝表》:“臣不能遵烟洲而谢岐伯，迎云山而揖许由。”故知“云山”寓有高蹈出尘，远离世俗之意。饶公此处以“云山”修饰“韶濩音”，寄托了高迈出尘、超越世俗的情怀，同时也凸显了“韶濩音”的高亢和美好。

“韶濩”，指汤乐，泛指雅正之乐。或以为指舜乐和汤乐，误。汤是商朝开国君主，汤建国后，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对那些亡国的夏民，则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汤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因而历史上有“成汤之治”的说法，汤也被称为“圣人”。《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襄公·传二十九年”：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按：汤入夏宫，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可见，《韶濩》是赞美成汤之贤的音乐。

在这里，饶宗颐化用元好问“好似云山韶濩音”句，表明他想要宣示给学生、传授给学生的，是最雅正的高古不凡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由此二句，我们可以见出饶公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责任感、使命感，并能感受到饶公心灵世界洋溢着一股正大、高古之气。

颔联承上而展开。“杜若”句出自屈原《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古诗十九首》之“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亦是从此二句化出。杜若是经常在屈原作品中出现的香草之一。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歌咏了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秋菊、薜荔、菌桂、芙蓉等二十多种香草香花，缤缤纷纷，芳芳菲菲。诗人或采以为佩饰，或制以为衣裳，或朝饮花瓣之坠露，或夕餐秋菊之落英。甚至遭遇挫折，失意退守的时候，也要“复修吾初服”，保持自身的芳馨香洁。在屈原作品中，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忠奸双方。在此诗中，“杜若”更多的是象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弘扬的高洁人格。饶公化用楚辞意象，字里行间飘逸着一种骚雅芳洁之气，这真是饶公之“深得骚学”的生动呈现。

胎禽是鹤的别称，古代鹤有仙禽之称，又相传胎生，故又称“胎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白鹤是具有丰富象征内涵的文学意象。第一，白鹤的鸣叫之声象征君子才华之杰出。《诗经·小雅·鹤鸣》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诗以白鹤高亢的鸣叫之声，比喻君子才华。汉代以后诗歌中，常以“鸣鹤”或“鹤鸣”喻君子，如陆云《鸣鹤诗序》云：“鸣鹤，美君子也。”因而，古人常用“鹤鸣之士”象征修身洁行而有令名时誉的君子。第二，白鹤的洁白羽毛也能喻指君子人格之高洁。第三，白鹤性喜游憩于远离尘嚣的深谷或洲渚。山林水泽之灵气孕育了白鹤的优雅和高贵，这也象喻君子特立独行的品性。第四，白鹤有特殊的飞翔能力，“飞则一举千里”，自由自在，不受拘束。这也可以比喻追求自由、高飞远举的人生理想。总之，白鹤汇集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是他们高洁脱俗特立独行精神人格的化身。 《周易·遁卦》云：“遁世无闷”，意谓远离世俗而心无烦忧。“幽涧浴胎禽”一句，描绘出白鹤在远离尘俗的、幽寂宁静的山涧沐浴洗涤的纯美画面，隐然有士君子绝去凡俗、自持自修、淬炼人格之意，正是秉承中国诗性文化精神而凝练出的动人诗句。

此联借助杜若和白鹤这两个传统的意象，渲染一种清奇旷远的境界，既象征性地写出饶公自己精神追求之崇高美好，同时也寄寓了饶公对学生涵养芳馨高洁性情的期望，而这正是饶公清旷芳馨、高洁不凡的人格气象的诗学表现。

颈联“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饶公的名句。这两句气魄沉雄浩大，境界雄浑高迈，可以说是饶公自信、自在、自由、自足的学问境界、生命境界的夫子自道。如果说前一联是得清奇之趣，那么这一联则有雄迈之美。关于“万古不磨”，饶公自己曾解释说：“万古不磨”意指“不朽”。是怎样的“意”才能不朽呢？饶公又解释说，

中国人讲“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中国人讲德，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德”很重要，“德”第一，然后立功、立言。

“万古”包含过去、现在、将来，是一个指涉永恒的时间概念。饶公认为，真正能够万古不朽的是中国传统的“三不朽”思想，而最重要的是“立德”。“德”是中华传统的礼乐文明的核心。《周易·系辞》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德”堪称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显然，饶公之重“德”，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饶公鲜明地揭示出自己卓尔不凡的人生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学生的期望——希望学生追求“不朽”，在立功、立言的同时，更注重立德，锤炼出清澄、高迈的德性和操守，表征着饶公所持守的价值理念及其对伟大的理想人格的希慕和追求。这种德性和操守，其精神实质就是一种天地间的浩然正气，饶公曾在27岁时（1944年）创作的《囚城赋》中写道：“日月可以韬晦兮，苍穹可以颓圮。肝脑可以涂地兮，金铁可以销毁。惟天地之径气兮，历鸿蒙而终始。”显然，“万古不磨意”，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这几句的高度凝练，显示出饶公对德性与操守高度重视。总之，“万古不磨意”这一句，承前而来，既与首联之正大高迈气息相通，又是以清旷芳馨、高洁不凡的人格精神为内涵，着意标举了一种“历鸿蒙而终始”的浩然正气和伟大德性。

再看“中流自在心”句，“中流”指水流的中央。舟行水流之中，任风急浪高，但我有我的定力，我有我的坚忍，我有我的智慧，因此我与别人不同，我自能保持一种自在心，我自能平平常常地、稳稳当当地面对一切、超越一切。对此句，饶公自己亦有解释：

这个“自在”，是佛教的话。我写《心经简林》，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是观世音一样。……“自在”，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中流”，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按：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啊！[3]

这一饶公的自我言说，表征着他在文化和精神上的自我承受和担当，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写作“中流自在心”的本意，足以见出饶公心灵世界中深植着佛禅智慧，表明40岁的饶公，即已养成了不惑之智，在心性修养上已接近甚至达到了大自在、大自由、大平常的生命境界。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流自在心”所指涉的精神境界，在2008年11月9日的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国学大师饶宗颐》中，饶公在与主持人的对话中又有补充：“在不朽中找你自己的自在。这自在就是今天讲，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这种独立的精神。……自己站得住的，独立的精神，做艺术，做学问，这是重要条件。”饶公说这一段话时，已92岁，距《偶作示诸生》之写作，已有52年，在历半个世纪的人生沧桑后，饶公特别强调这样一种砥柱中流而自在自由的生命精神，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独立、自在的品格，与清澄、高迈的操守，是饶公从小就开始淬炼、修养并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精神追求，并融会在他的学术研究、诗文写作和艺术创作之中，弥漫着高古不凡的“选堂气象”，其为学、为文、为艺，之所以有清气，有逸格，根本原因在此。这“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二句，短短的十个字，带给我们的早已不仅仅是清净之境的诗意美的享受，诵读之际，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撼动人心的人格力量。那是一种特立于宇宙间永不磨灭的凛然浩大的清正之气，是一种任时间的洪流如何冲刷、任人世间如何沧桑变化都依然无法使之迁移的清高伟岸的人格。[4]

尾联：“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这两句，与首联照应，又关合海上弹琴事，见出饶公为诗立意布局之高妙。“天风吹海雨”，这里诗人是用天风海雨的意象形容一种恢宏阔大的境界。“伯牙”是春秋时人，以精于琴艺闻名，他和知音钟子期的故事广为流传。此二句暗用《二香琴谱》的一个典故：“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而不成。成连云：‘我师方子春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俱至海上，成连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汹涌，林岫杳冥，萃鸟啁啾。悄然而悲曰：‘先生移我情哉！’援琴而作水仙之曲，遂为天下妙。”饶宗颐欲于“天风吹海雨”的阔大壮美境界之中来鼓伯牙琴（亦可如此理解：饶公欲将“天风海雨”的宏大壮美气象融入琴音之中），表现出他清朗高旷的人格气象，亦如当年成连授琴于伯牙一样，是勉励和希望诸生能养成大胸襟、大境界，将高雅的中国文化传承下去，将学问“接着做”，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有学者认为，饶公于诗，“大抵以古风及绝句为其所长，又以长篇之歌行及七绝为最优”[5]。此一评论有一定道理。但饶公的律诗成就亦不可忽视。像这首五律，围绕示诸生之意旨展开，化用韶濩、芳洲、杜若、幽涧、万古、中流、天风、海雨、伯牙琴等一系列的文学意象抒情写意，兴象高妙，蕴藉深厚。全诗立意布局，颇见匠心。首联振起，开宗明义，高唱入云，显得宏阔、高远，见其正大高迈之性；颔联承上而来，言锤炼人格，一片幽洁芳馨，有清奇旷远之趣；颈联为转，转出一片新天地，吐露怀抱，追求万古不磨，表现出清澄、高迈之德性、操守与自在、独立的精神气韵。尾联照应首联，再点出自我期许和勉励学生之意，以清朗高旷、宏大壮美之意象，关合全诗，而余音绕梁。全诗首尾照应，起承转合，章法井然。另外，诗歌语言清雅而兼有雄健之美，善于用典，自然妥帖；至于对仗则能于奇崛中见工稳，精警不凡等，这些无不显示出这首五律的不同凡响。

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饶公在四十字的尺幅和五律体式严整的平仄格律之中，表现出酣畅恢宏的气势，呈现出清奇雄迈的审美风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饶公选堂的正大、清旷、高迈、独立的胸襟气度与人生境界，从而令我们可以生动体认“选堂气象”。这一“选堂气象”中，有诗意的情怀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也有哲学的智慧和宗教的精神，生动活泼而内蕴丰厚。它既是20世纪诗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型，更堪称现当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人格典范，堪与古之圣贤气象相映生辉。艺术地表现出这一“选堂气象”，正是这首诗最大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而必须说明的是，这种“选堂气象”之诗学表现，不是孤立现象，它贯穿在饶公选堂整个诗词创作之中，构成选堂诗学的一个共同的审美特质。试举例如下：

平居思九子，志节较区区。亦复嗤二曲，土室署病夫。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瑶人宅中陪瑞徵丈饮酒》）

亭亭磐石山，娲皇昔所捐。其下临清流，独立得天全。（《登磐石山同巨赞上人》）

二作见写于抗战时期的《瑶山集》中。前者诗人以“平居思九子”与“亦复嗤二曲”相对，并以“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的精警之句，鲜明地表达出据德守志、独立超卓的精神气度。后者之对磐石山的生命感发，亦正是选堂精神品格的象征性表现。

风霜正与炼朱颜，异域山川剪取还。看击鲲鹏三万里，可无咳唾落人间。

此诗写于1976年，为当时诗人于《西海集》编录之后的自题七绝。充分显露了选堂的创作追求、胸襟气度和审美取向。

高楼俯大荒，浮云任变化。隐几万卷书，亦足藏天下。茗搜文字肠，洁宫守智舍。浩歌送北风，俛焉俟来者。（《选堂晚兴》其一）

这首五言古体，与《偶作示诸生》作于同年。诗人立足高楼，这一“高楼”，实则是用比兴之法，点出诗人自己在人生、社会和宇宙之中已经拥有一个精神的思想的制高点，站在这一精神高度上，以“书”自足，以“智”自守，俯瞰大荒，任浮云变化，任北风凛冽。胡晓明教授指出，“这正是饶氏以知性主体的心灵超越尘世的一帧写照”。再如《论画再次履川风字韵》：

待从宗炳振玄风，昆阆尽纳方寸中。旷怀直追千载上，懒将恒岱较雌雄。坐究八荒生百态，心花竞放浅深红。山川贲华终待汝，光悬日月何熊熊。兴来手补乾坤缺，乘桴欲谒扶桑公。寸缣苍莽露崖崿，人天凑泊非凿空。

此为七古，为论画之诗，饶公在此，酣畅淋漓地抒写了自己高旷、雄奇、超迈之胸襟气魄，格高意远，境界雄阔，气象万千，诵之令人拍案叫绝。

姜伯勤教授指出：“对自在心的追求，对大智慧的追求，对超越精神的追求，贯穿在诗人的许多诗篇中。”[6]这一断语颇有眼力。以上我们仅仅从饶公千余首诗中，随手拈出几首，或为五绝、七绝，或为五古、七古，无论体式各异，题材不同，都与五律《偶作示诸生》一样，表现出饶公的丰满充盈、高迈独立的精神生命和雄浑清逸的艺术风貌，表明在饶公诗学世界中，“选堂气象”不是偶然流露的，她显然是饶公诗歌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审美特质。只不过，《偶作示诸生》表现得更集中、更典型而已。其实，不独诗歌有“选堂气象”，饶公的词、赋、书、画乃至学术研究，也无不表现出“选堂气象”,“选堂气象”确乎已成为选堂饶公在近现代直至当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审美范型和人格范型。

三 “选堂气象”的养成原因

上文我们通过对《偶作示诸生》其二的审美解读，大致体认了“选堂气象”及其审美特质。

那么，饶公的这一“选堂气象”是如何养成的呢？

1.“选堂气象”之养成原因，在于饶公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在于饶公担荷着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与使命意识。

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中国自近代到现代的学人之对中华文化命运都抱有一种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历史的使命感。饶公亦是如此。他对中华民族之文化所持有之感情，极真切、极深厚、极突出，同时，他以“弘毅”之心，自觉地肩负着一份厚重的责任。只要稍稍对饶公其人、其学、其诗、其文、其书、其画以及琴道等有所了解，我们都能充分感受到饶公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正是这种感情之深厚，这份担当之厚重，这种抱负之宏大，使他能登高望远，举首高歌，使他能一心问道，超拔流俗，卓荦不凡。郭伟川先生曾在论及饶公取得巨大学术成就和艺术成就的原因时，指出：“这首先是导源于其对中国文化艺术深厚的感情和自觉的历史使命感。”[7]此语颇为精当。正是从这深厚感情和使命意识出发，饶公全部的学术研究中，作为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始终贯穿着饶公对民族文化深厚的感情及其对华夏文化精神执着探究。饶公1991年出版有文学史论集《文辄》，在小引中，饶公标明此论集为“中国精神史探究之一”，其言曰：

一九七九年，余编次史学论文，命名曰《选堂集林》。其它有关文学、书画、音乐、宗教等论著，亦吾国精神史之重要对象，将次第整理，继为文林、艺林等之辑，而卒卒未暇。……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

这一段话，言虽短，而气象极博大，饶公道出了自己治学之根本精神，这对于我们理解饶公学术与选堂气象之内蕴十分重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主要就蕴藏在传世的经典之中，所以饶公对民族文化经典高度重视。2001年，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上，85岁的饶公发表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关于经典的重要意义，他有一个表述：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的思想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

在演讲中，饶公展望未来：

我充满信心地预期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的世纪。

在演讲中，在传统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基础上，饶公创造性地提出了“求真”“求正”“求是”的新“三求”，并以其为追求的三大高远目标：

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合的互联网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此后，饶公在多次访谈中都强调做学问“求是”“求真”“求正”。直到2016年3月2日，100岁的饶公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接受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采访，还特别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题词“求是、求真、求正”，并同意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顾问。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季羡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中国孔子基金会承办了季羡林研究所，我很欣慰。季老为《儒风大家》题词“传承经典，经世致用”，我看很好，在具体落实上，我也送你们几个字，做杂志，弘扬中华文化，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最重要了。尤其是要做到“正”。“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不正的人，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但一个人，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联系以上这些材料，对读这首诗，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饶公的学问世界与生命精神之蕴蓄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厚关系及其传道、弘道的自觉意识与使命意识。胡晓明曾指出，饶公的诗歌，“俨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 ‘华严楼阁’，俨然而为宝相庄严的文化世界”，其“次韵的诗学，以及选堂一切绘画、书法、音乐与文章创作中强烈的摹古精神。正是与历代诗人画家相呼吸相依承，共同维持高贵的精神品质，求其文化世界之悠长而久大”[8]。这一把握堪称中肯。这首五律，一开始说“更试为君唱，云山韶濩音”，到最后说“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正是饶公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责任感、使命感，与心灵世界中正大、高古之气的自在流露。

2.“选堂气象”之养成原因，在于饶公树立了“三不朽”的学术理想，及其恢宏博大的气魄，激发出的旺健的创新精神。

饶公与同时代学人相比，门庭要轩敞，格局要宏大。200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繁体字版；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简体字版。全书共14卷20大册，总字数达10477000，收入著作80种，译注一种，论文520篇，诗词1400余首，散文、骈文、赋约400篇。涉及史学、目录学、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宗教学、中外关系史、经术、礼乐、文学、诗词学、艺术学、潮学等，由饶宗颐先生亲自校订，集其主要著作之大成，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饶公这一学术研究之广度，与其宏大壮伟之胸襟怀抱相契合相辉映，在20世纪学人中罕有所及。从前文的文本释读中，我们已知悉饶公有高迈、独立的人格精神，并以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为其学术理想，这种独立人格、学术理想与其强盛的学术原创力相激发，使饶公之学术研究，总是焕发着一种充沛的活力、首创之精神和博大之气象，因此，饶公屡屡创新，取得卓越之学术成就，有力推动了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

首先，饶公以宏大之气魄和创新之精神，加上其锐敏的学术触觉，在学术研究中，勇于探索，随时接受新东西，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开辟新领域。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小引》中，饶公自述云：

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致其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于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9]

在这里，饶公简略概括了自己的学术作为，说得特别谦虚，但亦充满自信与自尊。饶公治学，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既有中国传统学问的深厚修养，又旁通西学之门径，特别还富有旺盛的原创力，故能得“预流果”，置身时代潮流的最前列，置身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中外关系史等20世纪世界显学之中，走在学术的最前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有力推动了20世纪学术的发展，成为树立中国学术自尊心的一个辉煌典范。因此，能在诸多学术领域先人着鞭，处处体现一种首创精神。

在目录学上，率先编出词学目录《词集考》；率先编写《楚辞书录》，首先提出建立“楚辞学”的倡议；在宗教史上，是最早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的人；是最早论述南诏禅灯系统的人；在考古学上，最早研究《日书》，最早研究楚帛书，最早从汉简中整理出唐勒的佚文，1980年发布于日本九州；在金石学上，首次编录星马华文碑刻，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首次系统介绍和利用法国所藏唐宋碑刻墓志；在敦煌学上，率先开展对敦煌白画的研究；系统研究敦煌书法，出版《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日本东京），这是第一次将敦煌书法系统整理编辑出版；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并撰写第一篇研究论文；在文学研究中，首倡“发问文学”概念；首次辑《全明词》；首次提出刘勰文艺思想受佛教影响；首次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揭出“势”的范畴；首次研究陆机《文赋》与音乐的关系；首次从文献根据上揭示韩愈诗歌受佛经文体的影响。此外，饶公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中国学人中，第一个翻译、介绍和研究西亚《近东开辟史诗》；第一个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最早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率先编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首次利用日本时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源自唐代；首次撰写宋金元琴史，[10]等等，填补学术史空白处，不胜枚举。皆足以见出饶公学术规模之大，学术成就之高。而且，饶公不仅是大学者，还是杰出的诗家、赋家、书家、画家、琴家，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皆取得卓越成就。由此足以见出饶公生命力之强盛、创造力之旺健。

其次，饶公治学精神之卓异，还表现在自尊自信的精神意志和不盲从、不苟同、不媚俗的独立品格上。

在《与彭袭明论画书》中，选堂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媚俗之念，切宜捐弃。一艺之成，求之在我；我有所立，人必趋之。毕加索即能把握此点，往往杜门数月，敢蹈洪荒蚕丛之境，遂尽创辟崭新之能事。作品一出，而天下震骇。画道变化无方，良由才大足以振奇而不顾流俗，永不求悦于人，而敢以己折人，此其所以独绝也。

窃以为，这一席话，此虽为论画之语，而实可作论诗、论学看，它既贯穿着选堂宏大的气魄、独立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可以视其为“中流自在心”的一个“补注”。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诗词书画的创作，都要有“中流自在”的气魄、精神，敢于“蹈洪荒蚕丛之境”，才能“尽创辟崭新之能事”，并由此进入“独绝”的境界。在《华学·发刊词》中，饶公说了这么一段话：

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弃。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

这一段话，可谓语重心长，在指出近世学术史问题的同时，鲜明地表现了饶公自在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饶公一方面高度重视传承，重视前人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则又不为贤者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建基于细密之考证，敢于匡正前人的误判，而时有精警之论。如在法京世界文字会议上，饶公发表《汉字与诗学》的论文，纠正H.Poud对汉字偏重象形的错误，真知灼见，令人折服。陈寅恪先生论王国维之学术，概括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季羡林先生在《饶宗颐诗学论著选序》一文中，曾借用这一“二重证据法”，来评价选堂治学的特点，十分确切。饶公之治学，确实在很多方面继承了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的风格。譬如，他用马王堆帛书考订《易经》，用战国铁器和马王堆丝绸论证楚文化，用出土汉简结合《汉书·艺文志》辑补唐勒散佚的赋作，等等，都是如此。在其背后，表现出来是饶公通大义、持正论之独立不移的人格精神。曾宪通先生指出：“先生治学严谨而不拘泥，渊博而虚怀若谷，著作宏富而又汲汲求新，故能高蹈独步、无往而不利。”[11]诚哉斯言！

姜伯勤对饶公的学术精神有一通达之论：

近世以来吾国许多著名学者和诗人，都有一种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强烈使命感。但由于历史和个性的原因，一些近世大学问家的人生及其学术作品中，也时而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我们回顾饶宗颐先生近数十年来追寻中华文化精神的轨辙，除了同样赋有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外，还有一种清明豁达的气象。饶先生诗云：“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在这两句诗的多层含意中，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宗颐先生以多年的探求找到了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因而得“大自在”。[12]

这一段高议，既总结出饶公学术精神之特质，又生动地传达出对“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二句之丰富内蕴的审美体认。

要之，饶公巨大的学术成就与其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所焕发出来的是一种高远宏阔、独立自在的人格气象。以此参读《偶作示诸生》其二全诗，我们更能深切感悟到清旷高迈、独立自在的“选堂气象”。

3.“选堂气象”之养成，来源于饶公养心立德、淬炼超卓人格的自觉追求。

对饶公精神人格之淬炼，我们主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观照。

其一，潮州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的熏陶，加上优良家学的培育、杰出的天赋条件，使饶公从小就养成了清净、独立的个性气质。他6岁开始读古典小说，尤其喜欢武侠神怪之书，并随师习练书法；9岁即能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并通读《通鉴辑览》；十岁能诵多篇《史记》，阅览经史子集，对古代诗文辞赋尤多浏览；12岁从师学习绘画，临写了一百一十余幅任伯年作品。饶宗颐尝自述道：“我六七岁时，image非常多，非常活跃。……我的这种气质小时候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我那时书读得很杂。道家的书、医书、都看，也涉猎了不少佛书。我非常向往一个清净的世界。”[13]由此可见，饶公在少年时期，即已学识与诗心并具，养成清高、虚静、独立、专注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从青年到中年、晚年，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一以贯之，并且越来越充盈，越来越高迈[14]。

其二，以好学之品性，广泛涉猎人类文化知识，并把学问之道与人生之道相融贯。一切之学问、修养、成就，都当由“学”开始。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经近六十年之学，而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成就圣人气象。饶公亦自幼即倾心于学，并凝结成“好学”的品性。在80多岁时，有人曾问他：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根本原因是什么？饶公答曰：“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之所以有一点成就，就是好学而已。”此语足可与孔子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八章）对读。“好学”是美质之士最终成为圣贤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孔子在此乃是以自己亲身的经验道出了“好学”对于一个人成才的决定性意义。圣人之学，是学文、学艺与学道三大方面的融贯，饶公之学，亦是如此。在其学术人生中，他始终是把学问、艺术与人格之锤炼结合起来的，学问之道、艺术之道与人生之道的融贯，这是饶公的一大特质。1993年，76岁的饶公在《论饶宗颐·跋》中说过这么一番话：

五十年间事，真如一梦！自问学无所成，何足挂齿！只有一颗敢于缒幽凿险的童心和勇气，虽逾古稀之年，一谈起学问来，仍然兴致勃勃，可能是“不认老”的表现。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是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底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超出问题以外，蠡测管窥来干寻宝的傻事，往往劳而无功，但有时亦会谈言微中。在治学上我主张要用“忍”的功夫，借佛家的语言来说，六波罗都可派上用场，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知慧”也许在这知识的苗圃茁长，这样逐渐培养出精神上的“自在”。不管别人的讪笑或称誉，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有些人问我如何去做学问？何以对学问死缠不放？我谨以上述数句作为回答。[15]

饶公的这一番“自我言说”，与其少年时期即已养成的清静、独立、专注的精神气质遥相呼应，对于我们解读饶公的学术世界和文化心灵意义重大。要之，饶公之治学，始终是与精神人格的陶冶与培植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为学的同时，饶公特别注重养心立德，培养自在、独立的人格。

其三，广泛涉猎人类文化知识，并善于对人生、社会、历史、宇宙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养成了高度的生命哲学智慧。

选堂在其学术研究和人格完善的追求中，吸收了中外文化的精华，熔铸了宗教性的智慧和情感。选堂游学五洲，学识广大，视野开阔。故其学问世界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像海绵一样吸纳了但丁、歌德、济慈、尼采、巴斯加等巨人的思想营养。如他曾在富兰克福旧居感悟了歌德的“我既为一切，我当捐小我”以及教人“从高处着眼”的思想，从而写下了“小我焉足存，众色分纤丽。着眼不妨高，内美事非细。瞩目无穷期，繁华瞬间逝。持尔向上心，帝所终安憩”（《西海集·富兰克福歌德旧居用东坡迁居韵》）的深蕴哲思的诗句，表现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感悟。除西方文化的洗礼外，选堂还对中东阿拉伯文化有深刻了解。他写有散文《金字塔外——死与蜜糖》，在文中，他从埃及文化的代表《死书》中，引发出这样的思考：“要追问何处有神的提撕？甚么才是这真正的秩序和至善？在人心的天平上，怎样取得死神最后的审判？”他并从波斯诗人把死看作蜜糖的比喻中，引起对中国文化缺陷的思考：“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终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极端可怕的流弊。”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选堂这些关于生死问题的深刻思悟，实际上是从哲学的层面解决了学术如何才能纯粹的问题[16]。

总之，选堂先生以其广博的学术修养，参酌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宗教，于是中西文化乃至中东阿拉伯文化都被他融会贯通，释藏和道藏的哲学智慧和宗教性的情感体验被他吸纳心灵之海中，使他对人生、社会、历史、宇宙的观照充满了睿智，从而真正找到了安顿精神的方法，并油然养成了充盈澄澈、自由独立的人格。

其四，饶公精神人格之淬炼，常常与宗教性体验相结合。选堂在十几岁时即开始学习过各种胸式、腹式呼吸法与道、释的静坐法，学着每天打坐，并成为一生的坚持，选堂又通儒、通佛、通道，对佛教典籍和道家典籍有透彻了解，故能经常把佛道打通来进行精神境界的修养。

1963年，饶公47岁的时候，应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的邀请，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作学术研究，先后从白春晖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重点研习了《梨俱吠陀》。与此同时，他还漫游了天竺南北，亲身体察和了解到印度修持瑜伽者的苦行。这一段研习经历，对饶公的影响是深远的，饶公后来将其书斋命名为“梨俱室”，即是明证。在研习结束后，饶公并在归途之中，又有两个月的时间，游历了锡兰、缅甸、柬埔寨和泰国。这一番游历，是学游，同时又是精神的历练。用饶公自己的话来说，“皆足荡胸襟而抒志气”（《佛国集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饶公生命精神中融入了佛教的智慧。这种佛教的智慧之光，不仅烛照了其《佛国集》的创作，而且其与儒道二家的思想智慧交融在一起，烛照着饶公此后的学术生涯、艺术生涯和文学生涯。

选堂曾将印度修持瑜伽者的苦行与中国道家的修炼方法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了安顿精神生命的途径。饶公说，用瑜伽“逆”（如逆行式、倒栽式）的方法固然可以作深层次的精神锻炼，但自己“宁愿采取道家的用 ‘顺’的途径，来安顿精神的宁静境界——即所谓 ‘撄宁’，同样亦可收到 ‘精神与天地相往来’的效果。庄子一书谈到的精神修养理论，和印度瑜伽思想非常吻合”。他又指出：“一般人都患 ‘得’患 ‘失’，因此而神志不宁。庄子很懂得精神上的自我控制，他能 ‘外物’，摆脱外界事物的约束，认为 ‘得’是时机缘遇所造成；‘失’亦是理所当然，应当泰然处之。这样，在情绪上没有哀与乐各种激情的刺激，就好像倒悬的人，获得解救。庄子可以能无动于中不为得与失所干扰，完全得力于一个 ‘顺’字，安于时而居其顺，自能得到精神上的宁静，至于那些不能够自我控制则是外物的羁束，使他无法排除。所以庄子又提出 ‘撄宁’一吃紧语。他说，‘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撄训 ‘有所系者’，撄是系缚，撄而能够宁静，说明在束缚中自我获得解放。他主张修养境界能够 ‘外物（质）'、‘外生（命）’之后，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感受是‘朝彻’（好像朝阳初升时的洞彻明白）、‘见独’（体会到一个整体），然后入于不死、不生的阶段；这时候，虽然接触到外界事物的纠缠、牵扰，心中仍然得到大安宁，那就叫做撄宁。”选堂不仅体认到“撄宁”境界，而且也确乎达到了这一境界[17]。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选堂气象”得以养成的原因。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饶公以文学植根，游憩于艺术世界之中，诗词文赋书画琴艺全方位多向性展开，作为其精神文化生命的艺术伸展，开拓出一个广大阔远的艺术天地，呈现出灵觉、超逸、清旷、高迈的胸襟气度，与其恢宏的学术气象交相辉映。

四 结语

“选堂气象”及其所蕴含的学术境界、艺术境界与生命境界对于当代的精神文化建设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当今之世，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向物质倾斜，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实用的、工具性的理性追求悄然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今时代的社会人心，信仰性、审美性的精神诉求越来越弱化。清气不彰，浊气横溢。面对当代精神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扭曲和裂变，我们一方面要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文化经典中吸取精华，另一方面要提炼与阐扬现当代文化巨匠的思想智慧。就像饶公一样，以“清”养气，以“清”润心，致力于培养具有超越性的独立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想，我们阅读饶公的学术文章，感悟饶公的生命精神，这应是其重要意义之所在。“选堂气象”中蕴含的高迈人格和清逸诗格，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人生范式和审美范式。仅仅从此一视角，我们就能了解“选堂气象”所具有的重要的时代文化意义。

从诗学视野来看，“选堂气象”及其艺术表现，充分显示着选堂诗学意义之丰沛。选堂以正大、清旷、超迈、独立的恢宏气象，“指出向上一路”，创作出清醇高远、清朗明觉的诗词华章，创造出清奇雄迈的诗歌风格，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胡晓明认为：“选堂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不可重复、空前绝后的诗学经验。”[18]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饶宗颐诗词作品可视为中国传统诗词乃至文化生命在当代的创造性延续，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初稿，2017年2月1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