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在美国

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生态起义》（“The Ecological Insurgency”）一文中预言，如果说“肤色的分野”是20世纪的关键问题，那么到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极有可能是“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这是任何知识门类（不仅是人文学科）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应运而生的生态批评运动更是责无旁贷，其发展前景不言而喻（699）。现在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虽然种族问题依旧阴魂不散，阶级、性别、性取向、地域争端、国家冲突等问题仍然滋扰不休，但环境问题的确已经触发了人类的危机意识，布依尔所期盼的生态批评发展前景正在变成事实。生态批评的大本营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成立于1992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学术组织，拥有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多米尼加等亚非拉国家）的会员，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英国、欧洲、加拿大、韩国成立了分会。[1]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学术组织一例。事实上，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批评只是一种“可见的批评流派”[2]，如今称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颇具规模的全球性批评思潮，也算不上夸大其词。作为这场学术运动的“领头羊”，美国生态批评界在世纪之交掀起了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转型，以生态批评在概念范畴上的“环境”转向为契机，将这个风生水起的批评流派推入了第二波浪潮。[3]

第二波浪潮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的兴起。如果套用美国生态批评元老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下的定义，所谓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即“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研究”。[4]作为生态批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将种族视角引入生态批评（换一个角度来看，将环境视角引入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批评），从而将两个世纪的重大问题揽入自己的批评视野，揭示出环境问题与种族乃至阶级、性别、地域、国家等问题的交错缠结与密不可分，拓宽了生态批评的维度与视阈，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更为厚重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解决“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思路和可能性。

本书属于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领域的一种尝试，旨在发掘和探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生态思想。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由在美国出生或永久定居的少数族裔作家（具有亚裔、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语民族的血统和文化背景）[5]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依托族裔（文学）研究的学科平台和学理积淀，攀出幽暗无声的历史地底，逐步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和心灵，争得了在美国文学史上和美国文学典籍中的一席之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不仅致力于再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种族、阶级、性别、地域、国界等方面的体现，也同样关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不仅执着于追寻社会正义，也从未忘记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在族裔（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之上，借鉴和运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与批评方法，便会发现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能够提供诸多的洞见和启示，帮助我们多角度地、全面深入地了解生态危机及其根源，吸纳西方主流文化以外的替代性生态思想资源，朝着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向，从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层面探索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正确相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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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学者都已指出，文学批评历来关注文学作品中如何表述、再现自然和环境，“田园诗”“地域文学”“文学中的动植物意象”“文学中的风景地貌”等都是我们熟悉的名目，但长期以来，这种研究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既没有统一的名号，规模和影响也有限，难以进入主流，谈不上成气候（Glotfelty,1996:xvi—xvii;Buell,1999b:1090—1092;Estok,1999:1095—1096）。美国学者威廉·吕克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首创“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术语（71—86），但各方学者拥戴“生态批评”的大旗，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运动，却发生在十多年之后：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倡议以“生态批评”取代之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将生态批评作为年会议题；1992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特别会议宣布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总部设在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语系；1993年，ASLE创立会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1995年6月，300余名学者参加ASLE第一届年会，同年7月，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成立环境艺术与人文中心；1997年，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举办文学与环境夏季学院；1998年，ASLE成为MLA的附属组织。自此，生态批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体系化、体制化和学科化，在林立的批评流派中站稳了脚跟。

就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而言，第一波生态批评的主导者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这些作品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比今天简单”（布依尔、韦清琦，2004:65）。具体说来，第一波的生态批评几乎等同于非虚构的自然写作研究，总是绕不开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缪尔（John Muir，1838—1914）、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等自然写作大家，即便涉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关于自然的内容必定盖过其他主题。格洛特费尔蒂与弗洛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是第一波生态批评的集大成者，或曰奠基之作。该书分为“生态批评理论：对自然与文化的思考”“对小说和戏剧的生态批评”和“对环境文学的批评研究”三部分，收集了1995年底前26篇最重要的生态批评论文，并提供了一份相当详尽的书目，简单介绍其他的重要生态批评专著和论文。在该书的序言里，格洛特费尔蒂参照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女性主义批评阶段论，将生态批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对自然的文学再现；第二阶段重新发现和研究长期被忽视的非虚构自然写作，并确认和研究有生态倾向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第三阶段致力于理论建构，研究物种的符号化和文学话语定义人类的方式，批判西方文化中将人类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男与女截然两分的二元对立思维。从今天来看，格洛特费尔蒂划分的三个阶段彼此之间并无明显的先后顺序，毋宁说突出了第一波生态批评在文本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的重点。

对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第一波生态批评似乎无暇顾及，偶有关注，也几乎集中于印第安文学。布依尔很有影响的专著《环境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5）论及印第安环境主义思想和印第安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1948—），对于其他少数族裔只提及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而且断言说黑人“迄今对环境主义使命不够热情”，或许是因为美国黑人文学把乡村描绘成“一个偶发性暴力和奴役的地域”（17）。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家巴拉德（Robert D.Bullard，1946—）便已出版著作《美国南部的垃圾倾倒》（Dumping in Dixie:Race,Class,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1990）和《迎战环境种族主义》（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1993），记述了基层的黑人、印第安人和西语裔社区从民权运动汲取力量，将环境主义运动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争取环境平等和环境正义的斗争经历。《生态批评读本》同样忽视黑人、西语裔和亚裔的存在，只收录了印第安作家葆拉·冈恩·艾伦（Paula Gunn Allen，1939—）的文章《圣环：当代视角》（“The Scared Hoop: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和西尔科的《景观、历史与普韦布洛人的想象》（“Landscape,History,and the Pueblo Imagination”），介绍印第安人的土地伦理、自然观和生态思想，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论文《作为国内东方主义的美国文学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 Environmentalism as Domestic Orientalism”）也只提及印第安人朴素的生态意识。另有两部专著虽未以生态批评自诩，却是着眼于地形或地方，阐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黑人评论家梅尔文·迪克森（Melvin Dixon）的《安全逃出荒野：美国黑人文学中的地形与身份》（Ride Out the Wilderness:Geography and Identity in Afro-Ameri can Literature,1987）探讨黑人文学传统中对荒野、地下和山巅这三种大地主要形态的想象和再现，展现黑人作家如何创造性地使用空间和地理暗喻，表达个人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正面内涵；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M.Nelson）的《地方与幻象：美国土著小说中风景地貌的功能》（Place and Vision:The Function of Landscape in Native American Fiction,1993）采用后结构主义理论解读西尔科、N.斯科特·莫马戴（N.Scott Momaday，1934—）和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1940—2003）三部作品中的风景地貌及其所传达的宇宙整体论等印第安思想观念。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两部开拓性的专著颇受主流生态批评界的冷落，《生态批评读本》对它们只字未提，《环境的想象》也只在“引言”和“尾注”中一笔带过。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少数族裔文学和批评的几近缺席，在他们看来，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波生态批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在1994年MLA年会上，保罗·蒂德韦尔（Paul Tidwell）宣读论文《黑色的鲸：近期美国黑人作品中的自然》，指出“生态批评建立在一个过于狭隘的典籍之上，这个典籍建立在一个过于狭隘的自然写作的定义之上……那些继续抵制或拒斥美国黑人的自然概念、认为与己无关的生态批评家，极有可能固化发展中的生态批评话语，使之成为一种维护一个本质主义自然概念的反动种族主义话语”（“The Blackness of the Whale”）。约翰·埃尔德（John Elder）在1995年ASLE年会上“呼吁参与者主要为白人的荒野运动关注城市的状况，与有色人种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写作也应该采用更有包容性的定义”（Armbruster&Wallace,2001:2—3）。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从文学纯化论者的角度表达了对美国生态批评第一波的质疑，“任何形式的语言运用，如果不是直接导向他们全心关注的自然，生态批评家可能会忽略……大多数生态批评家只关注自然及其保护。整个生态批评运动的纲领因此显得简单，尽管听上去‘吱嘎作响’，但有可能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1996:6）。他呼吁生态批评应该关注更广泛的“环境”。1997年ASLE年会也听到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被自然写作和生态批评认可的美国黑人作家如此之少？”（Armbruster&Wallace,2001:3）火力最集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1999年第5期设立的“环境文学论坛”，刊登的14篇来信中有9篇指出生态批评存在以自然写作为中心、以美国文学为中心、以白人作家和批评家为中心的偏颇，亟待多元化，其中伊丽莎白·多德（Elizabeth Dodd）、威廉·斯莱梅克（William Slaymaker）、特雷尔·迪克逊（Terrell Dixon）和安德里亚·帕拉（Andrea Parra）等人的4篇来信专门探讨黑人和西语裔等少数族裔文学的缺席。

到了1999年，第一波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式已然成了众矢之的，除了排斥少数族裔文学，各方学者对其他形式的“偏狭倾向”也多诟病：“选择性地突出英语作品（尤其是美国作品）、乡村风景地貌、资源保护主义或自然保护主义传统（忽视其他环境主义主张，尤其是环境正义运动）、过度回应后结构主义或文化研究的批评模式（忽视直接的建构性批评模式）。”（Buell,1999b:1091—1092）虽然对一种新兴的批评流派而言，初期的偏狭有利于凝聚力量，短期内取得突破，但从长远来看，这往往成为继续发展的瓶颈。生态批评只有超越初期狭隘的文本视阈和理论框架，建构具有普适性和有效性的新型研究范式，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1999年6月，第三届ASLE年会在卡拉马祖的西密歇根大学举行。这届年会有两个迹象显示，生态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向着“超越自然写作”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年会的主题“如何看待一个被缩减、被贬低的事物？”表明，生态批评关注的焦点已经由人迹罕至的荒野转向已被人类改变甚至贬谪的自然；第二，年会选举产生了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领导机构，旨在彰显ASLE关注不同文化中的自然与环境思想。（Armbruster&Wallace,2001:4）从今天来看，这届年会不仅昭示着第二波生态批评的到来，还和前面提到的PMLA“环境文学论坛”一起，为生态批评研究范式的转型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为少数族裔文学的全面登场和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的冒现创造了条件。

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涌现出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t）等主编的论文集《城市的自然》（The Nature of Cities: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1999）、布依尔[6]的专著《为濒临危险的世界写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2001），以及凯思琳·华莱士（Kathleen R.Wallace）等主编的论文集《超越自然写作》（Beyond Nature Writing: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2001），对建构和完善第二波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著作的理论框架中，“自然”已经被“环境”取代，前者即便仍被使用，也不再仅仅是荒野的代名词，进而包括“壮观的景色”“乡村”和“人为的优美景色”（Barry,2002:248—271）；生态批评关注的对象实则扩展到了世界上所有受到破坏或威胁的自然和城市环境，即便在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态批评仍可以挖掘出文化赋予自然或环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理论框架的扩展直接导致文本视阈的扩展，如ISLE现任主编斯科特·斯洛维奇所言，生态批评具备了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文本完全抗拒生态批评，完全与绿色批评绝缘”（Slovic,1999b:1102）。《超越自然写作》堪称扩展文本视阈的典范。该书分“重估西方自然观念的根源”“挖掘对19和20世纪作家的生态批评新见”和“跨体裁、跨学科扩展生态批评”三部分，在对乔叟（Geoffrey Chaucer,c.1342—1400）、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等英美经典作家进行生态解读的同时，也论及美国黑人作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8—1895）、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迈克尔·哈珀（Michael S.Harper，1938—）作品中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索，且跨越文学体裁和学科的分野，探讨电影、网络、科幻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生态空间。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的《自然取向文学研究之更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000）[7]研究的文本则扩展为包括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环境写作（environmental writing）和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在内的自然取向的文学（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重点关注被第一波生态批评忽视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和美国以外（如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南部非洲、西班牙和日本）的作家，并尝试探讨教学法和语言领域的生态批评。

与此同时，关于环境正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著作雄辩地证明，生态危机反映并紧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分野，生态危机的后果往往被转嫁给少数族裔、穷人和女性，这些边缘化群体所需要的是与争取社会正义相结合的环境主义运动，切实关注环境平等与环境正义是生态批评的当务之急。2000年，巴拉德的《美国南部的垃圾倾倒》第三版面世。2002年，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等主编的《环境正义读本》（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Politics,Poetics,and Pedagogy）出版。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分“政治”“诗学”和“教学法”三部分探讨地域和全球语境中环境正义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重点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交错缠结。2005年，杰弗里·迈尔斯（Jeffrey Myers）的《殊途同归的故事：美国文学中的种族、生态与环境正义》（Converging Stories:Race,Ecology,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通过对19世纪美国文学的研究，证明白人对自然的毁坏与种族歧视及压迫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指出有必要提倡一种反种族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态中心论”。

随着第二波生态批评中研究范式的转型，少数族裔文学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8]上述著作虽非少数族裔生态批评专著，但其文本视阈扩展到了包括印第安作家在内的更多的少数族裔作家。《城市的自然》《超越自然写作》和《为濒临危险的世界写作》均解读了黑人作家的作品，《环境正义读本》则对黑人、印第安、西语裔和亚裔作家都有涉及，《殊途同归的故事》论及黑人和印第安作家，《自然取向文学研究之更广阔领域》探讨的对象包括印第安、西语裔和亚裔作家。

最重要的是，专门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生态批评著作和论文集相继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的发展和成型。乔尼·亚当森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正义与生态批评：中间地带》（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Environmental Justice,and Ecocriticism:The Middle Place,2001）“属于第一批从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和自然压迫等角度研究文学与环境之交集的书，也是第一部从环境正义和生态批评的角度研究印第安文学的书”（封底）。该书的主旨是推动生态批评和环境主义的多元化：“对多元文化文学的研究可以提供肥沃的土壤，让一种更好的、文化上更有包容性、政治上更为有效的环境主义和一种更让人满意、理论上更为连贯清晰的生态批评在此扎根。”（50）亚当森在书的开头用一章探讨自然写作大家爱德华·艾比及其代表作《大漠孤行：荒野一季》（Desert Solitaire: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1968）之后，其他各章分别论及西尔科等五位印第安作家。亚当森从这些作家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文化和文学再现入手，探讨差异背后的原因，不仅揭示出第一波生态批评的盲点，更彰显出印第安文学在挑战美国主流文化、文学和环境主义，促进自然与环境概念多元化、生态批评多元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唐奈尔·N.德里斯（Donelle N.Dreese）的《生态批评：环境文学与美国印第安文学中对自我与地方的创造》（Ecocriticism:Creating Self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an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2002）及李·施文宁格（Lee Schweninger）的《聆听大地：美国土著文学中的地貌景观》（Listening to the Land: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Landscape,2008）同样可圈可点。德里斯借助后殖民和生态批评理论，分析当代美国七位印第安作家、两位白人作家和一位西语裔作家如何通过文本重构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9]，以达到摆脱因殖民、种族和性别压迫、环境恶化等导致的错置感，重构自我和身份的目的。《聆听大地》将19世纪末以来的印第安文学与主流社会关于印第安土地伦理的环境史、人类学著作相对照，展示印第安作家对主流话语定见的取舍，强调他们表达各自独特理念的欲望，被誉为“探讨美国印第安作家土地伦理观念的最好著作”（Schweninger,2008：封底）。

德国出版的《修复与自然世界的纽带：美国黑人环境想象论文集》（Restoring the Connection to the Natural World:Essays on the Afric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2003）是一部专门研究美国黑人文学的生态批评著作，共收录欧洲学者的九篇论文，探讨理查德·赖特等九位黑人作家作品（包括奴隶叙事、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科幻作品、论说文等）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环境正义、城市环境等问题。奴隶叙事作为美国黑人文学中特有的体裁，受到了重点关注。这九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透过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棱镜分析环境问题，突出美国黑人的独特视角，强调只有改变现行社会权力结构及将其合法化的概念话语，才能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文明。

普里西拉·索利斯·伊巴拉（Priscilla Solis Ybarra）的博士论文《阿兹特兰的瓦登湖？:1848年以来美国奇卡诺环境文学史》（Walden Pond in Aztlán?A Literary History of Chicano/a Environmental Writing since 1848,2006）试图建构一部美国墨西哥裔环境文学史，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墨西哥裔环境文学在四个基本问题上挑战和修正了主流生态批评及环境研究：第一，人类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如何定义自然写作？它对环境思想有何冲击？第三，美国环境文学始于何时？第四，如何说服美国人限制消费？伊巴拉的研究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互动存在种族、族裔和阶级的差异，主流环境文化与墨西哥裔环境文化存在“自由”与“节制”的对立。伊巴拉多年来致力于墨西哥裔生态批评，2016年出版了专著《书写美好生活：美国墨西哥裔文学与环境》（Writing the Goodlife:Mex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从环境角度对美墨战争（1846—1848）结束至2010年间的墨西哥裔文学进行了梳理，认为这100多年的墨西哥裔文学传达了“简单、生计、尊严、尊重”的“美好生活”价值观（Ybarra,2016:4）。

洛娜·菲茨西蒙斯（Lorna Fitzsimmons）等人主编的论文集《美国亚裔文学与环境》（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2015）共收录10篇论文，分“环境与劳动”“环境与暴力”“环境与哲学”三大部分，对美国亚裔文学中的环境话语进行了挖掘、解读和分析，不仅重点探讨了华裔和日裔作家，还论及我们比较陌生的越南裔和柬埔寨裔作家，“再一次扩充了我们对何为自然的认知，同样不可避免地扩充了我们对何为美国和美国人的认知”（Outka,2015:ixx）。日裔学者罗伯特·林（Robert T.Hayashi）2007年仍在大声疾呼加强对亚裔文学的生态批评，多年后终于等来了这部填补空白的著作（58—75）。

约翰·布莱尔·甘伯（John Blair Gamber）的博士论文《滴流：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废物与污染》（Trickling Down:Waste and Pollution in Contemporary U.S.Minority Literature,2006）借助异族通婚与混杂学说以及相关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城市生活和空间理论，分析当代美国四位少数族裔作家（印第安作家两位，西语裔和亚裔各一位）在作品中对城市生活中废物和污染问题的再现和处理。甘伯认为，上述作家力求推广一种对废物和垃圾的新认知：作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生存的副产品，它们是人类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类肉身存在、城市实乃自然的物质明证，人类既然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便有责任视自然界为一个大家园，善待其他的生物和非生物，包括被其遗弃的物和人。甘伯不断修订自己的博士论文，增加了一位黑人作家，并于2012年正式出版了《积极污染物与文化毒素：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废物与污染》（Positive Pollutions and Cultural Toxins:Waste and Contamination in Contemporary U.S.Ethnic Literatures）。

如上所述，自1999年至今，在美国国内，不少生态批评家将种族和族裔视角引入生态批评，也有不少少数族裔（文学）研究者有意识地采用环境视角，使得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处于稳步发展的势头，关于作家作品的众多个案研究之外，出现了一些整体性、系统性甚至跨族裔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格洛特费尔蒂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生态批评一直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等到环境与社会正义问题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等到多种多样的声音都受到鼓励参与讨论，生态批评便会成为多族裔的运动。”（Glotfelty,1996:xxv）

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理论积淀，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仍有大片的空白需要填补。首先，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在生态批评第二波的发展和壮大不言而喻，但似乎仍未摆脱第一波中发展失衡的窠臼。黑人文学虽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尚难以撼动印第安文学的独尊地位；对西语裔文学的生态批评起步更晚，公开发表的论文始于1996年，到2006年数量不过七篇（Ybarra,2006:9），伊巴拉的专著仍是唯一一部公开出版的系统性研究著作；亚裔文学更是门可罗雀，寥寥几篇文章集中于日裔作家，唯一一部论文集《美国亚裔文学与环境》迟至2015年才面世。其次，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要日臻成熟和完善，在生态批评领域内取得一个相对独立的亚学科地位，譬如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黑人女性主义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就必须在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的深度与广度上再做扩展，进一步借鉴其他领域——尤其是族裔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研究成果。

注释

[1]参阅ASLE的官方网站www.asle.org及维基百科相关介绍：

[2]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批评成为一种正式的批评流派是在1993年，以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创立会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为标志（Glotfelty,1996:xviii）。但也有学者认为格洛特费尔蒂与哈罗德·弗洛姆主编的奠基性著作《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给了生态批评一个真正的身份（Estok,1999:1095）。

[3]这是劳伦斯·布依尔于2004年提出的观点（布依尔、韦清琦，2004:65—66）。生态批评领域广泛接受这个提法，尽管对于两波浪潮的时间分界线存在异议，如布依尔认为分界线是1995年（Buell,2005:1—28），ASLE前任主席凯思琳·华莱士则把1999年6月第三届ASLE年会的召开视为转折点（Armbruster&Wallace,2001:3）。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2009年，美国生态批评家乔尼·亚当森和斯科特·斯洛维奇作为《多族裔美国文学》（MELUS）夏季特刊的特约编辑合写序言，在布依尔提法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这一表述（Adamson&Slovic,2009:5—24）。后来，斯洛维奇两次撰文，阐述了提出“生态批评第三波浪潮”的缘由及其所指涉的六种主要动向（Slovic,2010:4—10;2013:1—16）。斯洛维奇这个提法在生态批评领域得到了一定范围的认可，但笔者更赞同布依尔的两分法，因为布依尔所说的“第二波浪潮”和斯洛维奇所说的“第三波浪潮”其实都是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发生环境转向的结果，“第三波浪潮”只不过是“第二波浪潮”的扩展与深化，并未涉及概念范畴与批评方法论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4]格洛特费尔蒂给生态批评下的定义简单明了：“对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研究”（Glotfelty,1996:xviii）。

[5]在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今美国社会里，对黑人的“政治正确”的称呼是“African Americans”，直译即“非洲裔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政治正确”的称呼是“Native Americans”，直译即“土著美国人/美国土著”，但我国学界历来以毫无贬义的“美国黑人”“美国印第安人”相称，本书在沿用这些传统称谓的同时，也视不同情形采用“美国非裔”“美国土著”的译法。美国对西班牙语民族的称呼为“Hispanic American”（美国西语裔）或“Latino/Latina”（美国拉丁裔），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称谓可以互换。

[6]布依尔在《环境的想象》中便已扩展自然环境的定义，视其为个人和集体地方意识的一个维度。

[7]按照斯科特·斯洛维奇的观点，帕特里克·墨菲《自然取向文学研究之更广阔领域》中的“重新定义我们的情感”一章，倡导跨越种族、民族文化的界限，把生态批评置于全球化比较研究的框架中，标志着生态批评第三波浪潮的兴起。我国有学者对斯洛维奇的“生态批评第三波浪潮”论做了全面的总结，认为它其实反映了进入新世纪十余年来美、英等国生态批评的新动向；这些动向表明，承担领军角色的美、英等国的生态批评在新世纪正在向深广方向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具体来说，新世纪美、英等国的生态批评，从视野上来看，进一步拓宽，跨越了种族、民族的界限，跨越了国家和文化的藩篱；从地域上来看，既重视地方生态环境，又重视全球生态环境，因而显得比较辩证；在与性别研究的结合上，生态女性主义越来越关注女性的实际环境经历、体验和女性的实际生存状态，同时还出现了生态男性研究；在动物批评方面，更注重研究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而且生态批评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尤其是强调该批评要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生态批评更加注重自身的实践意义。（张建国，2013:132—135）在笔者看来，这些动向其实是生态批评第二波浪潮的延续和发展，还不足以构成“第三波浪潮”。

[8]也有学者沿用第一波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式，发掘和研究少数族裔自然写作，但成果有限：继《美国自然作家》（American Nature Writers,1996）中出现关于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自然写作的概述性文章之后，自然写作文集《以地球为家》（At Home on the Earth:Becoming Native to Our Place.A Multicultural Anthology,1999）收录了美国黑人、印第安人、西语裔和亚裔的作品。

[9]本书对“sense of place”采用“地方意识”的译法。其他译法还有“地方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