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國語》的編撰者

首先要澄清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說《國語》的作者，實際上是指它的編撰者。《漢書·藝文志》列《國語》，其下標注“左丘明著”，又於《司馬遷傳贊》中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及其本事以爲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 “著”有寫作之意，而“纂”更側重匯合、編輯的工作。作者不同於編撰者。作者是文章或著作的寫作者，其作品有全方位的文字再創造的過程。編撰者是將很多資料按一定的規劃和意圖編輯在一起的人，對作品的素材略有潤色，再創造的部分較少。《國語》的最終成書，算不上有寫作和再創造的過程，不過是將各國的史料匯集在一起，並不作文字上的潤色和加工，因而書中諸語的文字風格不同，不如《左傳》能自成一家。《國語》這部史籍文獻，嚴格地說只有編撰者。

我們贊同司馬遷的說法，認爲《國語》的編撰者是魯國的史官左丘明。先秦學術的主要特點就是流派多，重傳承，如史官記史的傳承、諸子百家之學，兩漢也有今古文的學術派別和傳承。古人很重視這種學術派別和傳承的傳統，所以我們認爲司馬遷所言，應該是先秦學案中人所共知的事。質疑者沒有足夠的證據，故不能采信。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引其《報任少卿書》，有大致相同的文字：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最主要的信息是“左丘失明”和“厥有《國語》”，卽《國語》之成書，應是左丘明困厄之際。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又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備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這段文字裏出現的《左氏春秋》和《國語》顯然不是同一部書。但據以上記載，可知《左傳》和《國語》的成書都與左丘明有關。司馬遷的說法爲班固認可並繼承，左丘明就是二書的作者和編撰者。至於左丘明的身份，司馬遷稱其爲“魯君子”，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在“《左氏傳》三十卷”和“《國語》二十一卷”之下分明標注“左丘明，魯太史”和“左丘明著”的字樣。可以肯定他是魯國人，而且這位魯太史還是個可以稱之爲“君子”的人。《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得到孔子的贊譽，非君子而何？

學者常以《史記》和《漢書》中的這兩條史料證明左丘明作了《左傳》和《國語》二書，並進一步探討孔子與左丘明的關係問題。也有學者質疑甚至直接否定司馬遷的說法，如晉人傅玄，其後隋劉鉉以及唐宋的學者趙匡、陸淳、柳宗元、葉夢得、陳振孫等。宋葉夢得受趙匡說法的啟發，咬文嚼字，在司馬遷的話中發現了問題，稱司馬遷所說《左傳》的作者是左丘明，《國語》的編撰者是左丘，不是同一人。清人崔述、俞正燮，近人梁啟超、衛聚賢[1]以及今人王樹民、顧靜、沈長雲等人都堅持此說。緒論已有敘述。其實這不過是在文字上較勁，徒耗精力而已。將左丘明說成是兩個人並大做文章，是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別無意義。[2]左丘明只有一個，學者不過是在其姓氏上略有分歧，並不影響他是否作《左傳》和編撰《國語》這一實質問題。[3]

這里我們介紹張以仁和楊伯峻二位先生的觀點。

張以仁在《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一文中重點羅列了前人的說法後，給出自己的意見。他認真翻閱古書中的有關資料，認爲：

凡屬復姓，的確罕見僅稱姓首一字的，如淳於髡，稱淳于先生，東方朔，稱東方生或東方先生，而不稱淳先生或東生；諸葛亮稱葛亮，司馬相如稱馬相如，西門豹稱門豹，這種情形是有的。但決沒有人稱諸氏、司氏、西氏。這當然只就一般情形來講。特殊的例子不是沒有，比如百里奚，只稱一個“百”字，魏其侯竇嬰，只稱一個“魏”字，但一來這種情形極爲少見，二則畢竟不稱“百氏”、“魏氏”。這樣的例子，可以參考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等書。

張先生的說法有道理，只是所列舉的人物多爲漢代，若能列舉與左丘明同時或略早的人物，自然更有說服力。不過也可見爲什麼有《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而沒有《春秋左丘傳》了，可見復姓的說法難以讓人信服。

此外，張先生對《漢書·藝文志》復姓著書者加以考查，發現決不單舉一字稱呼復姓著者，如稱梁丘、夏侯、公羊、穀梁、歐陽等。另凡言“某氏”書，意卽爲某姓，旣非地名，也非官名。共三十六處，無一例外。進一步論證“左丘明”是姓“左”名“丘明”，“左”旣非官稱，也非地名。他指出：

古人稱謂，割裂名字的情形並非罕見，如晉文公重耳單稱一個“重”字，莒展輿單稱一個“展”字等等。至於割裂名字，連姓並稱的也時有所見，如趙嬰齊稱“趙嬰”，申公巫臣稱“屈巫”，樂祈犁稱“樂祈”。到了漢、魏以後，這種情形幾成習見，如南宮敬叔稱“南宮敬”，申包胥稱“申包”，秦西巴稱“秦西”，藺相如稱“藺相”……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例子，與左丘明稱“左丘”，便很相似了。然則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左丘明，也可能姓“左”，名“丘明”了。[4]

結合《報任少卿書》或《司馬遷傳贊》得出這樣的結論是自然的。“左丘明無目”與“左丘失明”的爭議，也可因之得到解釋。

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的前言部分說：

古人本有復名單稱之例，如晉文公名重耳，《左傳》屢見，而定公四年《左傳》所引載書（盟約），省稱爲“晉重”。這種例子並不少。何況司馬遷是在做文章，並不曾考慮到因此引起後代爭議。楊樹達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有“二字之名省稱一字例”，而且說：“《史記》中此例甚多。”那麼，司馬遷省稱左丘明爲左丘，便不足爲奇。何況若稱丘明，便和本句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復。司馬遷這段文字旣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復，其稱左丘明爲左丘，竟是文勢所不得不然。

這段話的意思明白不過了，“左丘明” 稱“左丘”並無不可，史書確有例證。而“《史記》中此例甚多”，就更不足爲奇了。楊先生又提到“左丘失明”的寫法是爲文的需要，是從創作的角度來談，當時編撰史書並無“文”與“史”的不同標準。這種解釋十分有道理，卻是一些只圖標新立異的研究者不能想到或者不願意去想的。

司馬遷的話是可靠的，張、楊二位先生的分析已經足夠證明沒有將“左丘明”複雜化的必要。但怎樣看待存在的疑問呢？筆者認爲，疑問的產生以及對疑問的考辨都有合理的地方，只是誰都拿不出讓人信服的鐵證，而主觀臆斷的因素又太多。在沒有鐵證出現的情況下，相信司馬遷之說應是務實的選擇。

人名的問題這裏澄清了，接下來考查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這一問題是用來解釋左丘明到底編撰了《國語》、作了《左傳》沒有，可謂問題的關鍵。

通過分析《論語·公冶長》及司馬遷、班固的話，結論是修《左氏春秋》和編撰《國語》的左丘明，卽是《論語》中孔子稱道的左丘明，這本不應懷疑。問題在於，從趙匡到梁啟超等學者，認爲從《論語》的口氣上推測，左丘明是孔子前輩無疑。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5]之《趙氏損益義》第五言：

夫子（孔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這段話是學者認爲左丘明年長於孔子的依據，不少人認同，且以此提出疑問。卽《左傳》、《國語》所載韓、趙、魏三家滅智伯及魯悼公與趙襄子諡號等問題，遠在孔子之後，左丘明是不會活到那個時候的。再者，《左傳》書中有一些晚出的名詞，諸如官爵“不更”、“庶長”，“臘”祭等，是左丘明絕對不會使用的。[6]

從《論語》的話中得出左丘明是孔子長輩這一結論比較主觀，這句話並無什麼時間上的概念。人們的確喜歡引前賢自比，但孔子也並非是只會褒揚前賢的人，若真那樣，他豈不是清高傲世的人，何來聖人之名？孔子褒揚之語與左丘明是不是其長輩無關。《論語》中可見孔子對弟子顏回和曾皙的贊許。隨便拿出兩個人比照一下就下結論，顯然輕率得很。“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說明孔子十分了解左丘明，比較推重他，如此而已。或許年輕的史官左丘明在與孔子的接觸中，孔子認爲他是個俊才君子，故而以同好惡之語來側面教育弟子門人，也是有可能的。

至於左丘明能否活到趙襄子卒年，筆者論證思路恰與張以仁先生相合，不過先生有論在先，實不得出其右。這里仍歸納張以仁先生《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一文的觀點，以爲論據。

三家滅智伯在公元前453年，魯悼公之卒在公元前429年，趙襄子卒於周威烈王元年，卽公元前425年。西狩獲麟是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卽公元前481年。孔子卒於獲麟後二年，當爲公元前479年。從西狩獲麟到趙襄子之卒，不過五十六年，孔子去世到趙襄子去世也不過五十四年。[7]如此看來，左丘明與孔子之間就會有如下的可能：

如果左丘明二十來歲見到垂老的孔子，五十四年後乃成《左氏春秋》並纂《國語》，也不過七十來歲。如果他三十來歲見到孔子，也不過八十來歲。卽使到八十來歲始完成左、國二書，也不是不合情理的事。因爲《左氏春秋》不是一天寫成，《國語》則只是編撰潤色而已。孔子晚年口授弟子《春秋》，旣卒之後，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以失其真，乃以實事證驗之，其間自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說他晚年完成左、國二書，大概是很有可能的。[8]

張先生又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整理出年齡小於孔子四十歲以上的弟子有7人，計公西赤（子華），小孔子42歲；有若（子有），小孔子43歲；卜商（子夏），小孔子44歲；言偃（子遊），小孔子45歲；曾參（子輿），小孔子46歲；顏幸（子柳），小孔子46歲；顓孫師（子張），小孔子48歲。更有小孔子50歲甚至50多歲的弟子，其中冄孺（子魯）、曹卹（子循）、伯虔（子析）小孔子50歲；公孫龍（子石），小孔子53歲。以此來說明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年齡小於孔子四十乃至五十來歲，當然是可能的事情。左丘明雖非孔子弟子，也算是後生。稱他們是師生，當然拉近了他們的距離，但“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的話，分明是將之排除在孔門弟子之外。

此外，張以仁先生又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所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表統計，稱：

先秦諸子七十四人中，活到七十歲以上的共三十五人之多，幾居全數之半。其中八十歲以上的九人，而墨翟、陳仲，都活到九十一歲。這樣看來，左丘明活到七十乃至八十餘歲，也不是很特殊的例子。

那麼，怎樣解釋西漢嚴彭祖《嚴氏春秋》所引《孔子家語·觀周篇》中的話呢？《嚴氏春秋》引道：“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作《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到周王室，是在其三十歲以前，其後是否又去則沒有記載。但《十二諸侯年表》說他“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分明是又去過周室，可見不能說孔子一生只一次西觀周室，就現存文獻來看至少是兩次。第一次觀王室文獻資料，大概是學習禮，向老子問禮，這對他後來形成以禮治國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今存《孔子家語》載同去者爲南宮敬叔，這與《孔子世家》的記載是一致的。而第二次西觀周室，如《十二諸侯年表》所說則在其晚年，與其周遊列國以禮治國的抱負不得施展有關，與史官身份的左丘明同去也是有可能性的。加之獲麟的感傷，修《春秋》的決心也便堅定了。楊伯峻先生認爲，孔子七十多歲的老翁，僅用兩年或更短的時間，筆寫刀削，未必能完成這樣一部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應該看到，孔子教授弟子以“六藝”，那麼講習《春秋》的日子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對已有的資料加以整理編輯，想來不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更何況《春秋》之文如今日新聞標題那樣文字簡約。徐中舒和楊伯峻二位先生都認爲《論語》中關於《春秋》只字不提，說明當時的《春秋》還處於秘藏時期，孔子可以看到，教授弟子則未必。不教授弟子《春秋》，一方面或因《春秋》多載禮樂崩壞之事，與孔子所倡導禮樂治國方略不符，不適合作正面教育的範本。而如《國語·楚語》申叔時所言“教之春秋”確又證明《春秋》是可以用來教授貴族世子的，只是這個《春秋》當是經過選擇而適合教育的教材了。另一方面孔子的教育平民化，或許沒有資格教授《春秋》，所以《論語》中沒有相關的記載。但他教授弟子《易》、《詩》、《書》、《禮》、《樂》等內容融入《春秋》史實則未必沒有可能。換言之，教授《春秋》可能是間接的過程，目的自然在於讓弟子通詩書禮樂，進而明春秋大義。《嚴氏春秋》所引資料真假難辨，然所載之事極有可能。

至於官名“不更”和“庶長”以及“臘”祭名稱出現時間的問題，只要在左丘明生活的時代找出它們存在的例證就夠了。這種否定工作是很簡單的，很多學者都已經做過了，[9]這裏也不再重復。

按照張以仁先生的意見，左丘明卽便是在孔子去世的那一年見到孔子，到趙襄子去世是五十四年。那麼五十四年後成《左傳》和《國語》，也不過是公元前425年，當是戰國早期，時間上雖不至於準確到某年，大致的時段應該不會有問題。學術界對於《國語》成書的年代，也多持這樣的觀點。

退一步講，左丘明在三十來歲的時候見到垂老的孔子，卽便沒有活到八十餘歲，也一樣有可能修成《左傳》和編撰《國語》二書最爲主體的部分。其餘的部分則可由後來人來續寫了。徐中舒先生說：“《國語》和《左傳》是記載春秋時代歷史的姊妹篇。……兩書中大部分史料都應出於左丘明的傳誦。古代學術，最重傳授系統，誰是最初傳授者，誰就是作書的人。這猶如《公羊》、《穀梁》寫定於漢初而此兩書仍說是公羊高、穀梁赤所作。……他（司馬遷）把此兩書的作者都歸之於左丘明，在傳授系統上，應該是有根據的。”[10]結合徐中舒先生的觀點，對左丘明作《左傳》、編撰《國語》之說就會覺得是更合理的了。

綜上，我們認爲司馬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話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