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段学术研究史就是一段思想史

——以浙东学派研究史为例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学。”每一历史时段，皆有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究其原因，在于学术研究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段，均须回应并解决殊异的时代课题。变动不居的学术方式与研究论题，折射了风云变幻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思想观念。换言之，人类思考与社会变迁永远是跟踵同步的，而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也始终是一对相契相生的共同体。纵观中西方学术史，包括史学、哲学、文学在内的人文研究都有强烈的现实旨趣，经世致用甚至成为学术研究追求的重要目标。而自17世纪始，尤其在西方知识界，人文研究遭受自然科学研究的严重挤压和激励，逐渐转向对客观真理的追寻。所谓“挤压”，即是自然科学凭借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在探索自然的真相道路上走得殊为成功。而人文社会科学因缺乏客观性、不可重复及不能数量化往往被轻视甚至嘲弄。在这一危机中，追求客观真相的人文研究，其合法性地位处境堪虞。

而所谓“激励”，是指某些学术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在汲取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后，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激发了研究者的抱负和自信心。他们认为通过客观研究，同样可以获得人文社会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为此，他们标榜“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中搁置立场、价值、情感上的“预设”，纯以逻辑推理和材料证据得出结论，并想当然地认为，在研究过程中愈是“无色彩”的研究，其得到的真相愈是客观。平心而论，这种貌似有理的说法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人文社科研究确实有探寻历史真相的一面，但不能遗忘研究者背后所渗透的主观价值关怀。

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意义丰富的行动和事件。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测量、可实验、可分析操作的物质化的研究对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人”，除了具有物理化学意义上的肉体结构之外，还是有着喜好、厌恶、希望、目的、欲求等情感和动机的思想与行为的主体。质言之，人本身就是有目的和有“意味”的动物，其行动或事件是有“价值预设”的。不仅如此，人的“意味”往往具有某种主观性。从空间上看，这种主观性还随着生活的地理、阶层、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有很大的不同，若再叠加上时间方面的生理年龄、时代变迁等因素，就愈加错综复杂。尤其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的行为者和事件的主体更属于“意义敏感群体”，他们的“意味”更加复杂、多变。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是具有丰富价值意味的人的行为和事件，若硬将它看作物质现象加以分析、操作、量化，反而是最大的不客观了。这也无怪乎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严格区分所谓的“物质科学”和“文化科学”。

二是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人文知识分子，本身极富意味。一个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实验室里冷静地研究一个细胞的结构或者一只跳蚤后腿的运动机理而不顾其他，即使战火纷飞或许也不会影响到他在显微镜下的观测。而每一个人文社会研究者，他们对人事社会现象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社会关切”，他们的研究往往寄寓情感、愿望、抱负或者梦想。即使那些所谓钻“故纸堆”的人（如乾嘉考据学者），内心其实都透着一股“事功气”。这对历史意识特别发达，“温故知新”愿望强烈的中国人文社会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人文社会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对象的选择、研究视角的拣选、材料的取舍乃至目标的制定等等，无不有一定的主观意味。所以钱穆当年告诫学生：“诸位不要认为学问则必是客观的，其中也有做学问人之主观存在。”[1]在钱先生眼里，文史研究不能遗忘背后“人”的存在，他们“做学问”的缘起往往有其初衷与诉求。

如前所言，人文社会事件的参与者是“意义敏感群体”，而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主体更是“意义敏感群体”。同样，处于20世纪大变局中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更具有“忧患意识”，他们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往往附加着该群体自身的意义追求。可以说，一部学术研究史，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史。

浙东学派研究一直是在社会变迁的哺育中展开的。从后世建构的历史阶段及学术谱系来看，浙东学派滥觞于北宋“明州杨杜五子”“皇祐三先生”与“永嘉九先生”，形成于南宋的吕学、永嘉、永康、北山及四明诸学派，大成于明代的阳明学及蕺山学派，在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时达到全盛。而在认识与叙述的过程中，浙东学派的研究者们自然涉及对浙东学派的评骘与研究，其进度大体可分宋元、明清、民国和现代四个历史时段。

在宋元时期，浙东学派多被称为“浙学”，言论多见于朱熹、吕祖谦、陈亮、黄溍、刘埙等人的语录、书信、文集以及正史的《道学传》《儒林传》。明清时期，除史书、语录、文集外，系列“学案体”著作（如《圣学宗传》《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大量记载了浙东学派的人物、思想及师承谱系，其中的许多观点对后世研究有重要启示。晚清民初，《金华丛书》《永嘉丛书》《四明丛书》等大型文献的搜辑、刊刻，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些成果多属史料性的沉积，难以称得上正式研究，但背后也蕴藏了编纂者强大的现实关怀。

真正以现代学科体系的知识、视野、方法解读浙东学派，起于民国时期。颇具意味的是，民国学人研究浙东学派，起初大都发掘学派中所蕴藏的民族主义和事功进取精神。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扎堆于陈亮、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孙诒让、宋恕等人，对其他思想家的关注较为阙如。而在这些人物谱中，黄宗羲成为关注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硕的人物。究其背后缘由，主要在于民族国家危机，政治运动如火如荼，以及受现代新思潮的轮番刺激，政治思想精英们抓住了黄宗羲——这个对旧时代激烈批判又透射出某种启蒙亮光的本土人物，希冀以此为媒介表达自己的某种现代理想。各层面的研究者囿于各自的派别、立场、诉求和梦想，对黄宗羲的看法虽有差别，然都集中于他的政治思想和反清行动，聚焦他的《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等书，在解读上则大力发掘其政治思想的“民主”特性，将他视为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先驱，以之接引现代民主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实现。[2]与此同时，受日本明治维新推崇阳明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重视“心力”和积极实践的王阳明一度成为维新派或革命派的精神偶像。维新派和革命派学人也随之构成晚清民初阳明学研究的主体。而永嘉学派的孙诒让、宋恕因其宣扬近代启蒙改良思想，推行近代实业和教育活动受到民国学人的青睐。[3]另外，有关陈亮、刘宗周、全祖望等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也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借以激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意识。可以说，民国学人在陈亮、王阳明、黄宗羲等浙东思想家身上寄寓了鲜明的时代诉求，而这些浙东人物也成为构建民国学术的重要思想源泉。

20世纪50年代后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方法研究学术思想成为学界的主流。流风所及，唯物与唯心的派性划分、阶级属性的归属以及投降与爱国、进步与保守的争论成为浙东学派研究的主旋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和思想大抵采取对抗和决裂的态度。因此，他们对理学的看法是“以理杀人”“灭人欲”、官僚主义、愚民思想、专制主义、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代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等等。理学被视为反动、保守思想的代表。在这一叙述话语中，朱熹被判为卖国派，王守仁成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研究理学变成“学术的禁区”（除非当作“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基于“唯物与唯心二分”的哲学史研究，学者大多注意到宋明理学内部有心本论(主观唯心主义)、理本论(客观唯心主义)、气本论(唯物主义)的斗争，因此特别突出张载、王夫之的气论，叶适、陈亮的事功说，李贽、何心隐等的反传统思想。在此态度的影响下，陆王心学、程朱理学被当作唯心论的代表加以批判，而叶适、陈亮则被塑造为反理学的代表加以褒扬。如吕振羽指出，叶适“在哲学上是与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唯物主义流派，政治上是与保守派作斗争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改良主义流派，与主和派即妥协、投降派作斗争的主战派”[4]。侯外庐更是将叶适看作“庶民地主及个体农民和工商业者”的代表，与以程朱道学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作斗争。陈亮也被视为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型，他与朱熹的“王霸之争”则被看作唯物论与唯心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思想决战。

有意思的是，对黄宗羲的评价颇为微妙、复杂。有人认为他代表平民阶级，也有人主张他是平民的反对派，强调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哲学上属于唯心派。由于对黄宗羲思想定位的分歧，于是出现了颇耐人寻味的研究现象，黄宗羲政治思想鲜明的进步性与其哲学思想的模糊保守之间出现了矛盾和脱节。即便是历来均被称颂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也开始受到某种批判。如嵇文甫认为，黄宗羲虽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但其民主思想，反映的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和缙绅士大夫反抗大地主专政的民主要求，虽然对君主专制的罪恶有大量揭发，但他并不主张废止君权，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权政治相距甚远。[5]很明显，这种具有浓厚教条主义色彩的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及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激化下的产物，并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期的浙东学派研究中仍余波荡漾。

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功利主义和经济思想的追索与阐释日渐风靡。为此，从功利和商品经济的角度研究浙东学派成为热点。首先是陈亮、叶适等人的事功精神得到全面的关注。据统计，对“王霸之辨”及与之相关的功利思想讨论的论著，占这段时期浙东学派研究成果的1/4。在90年代财税改革的推动下，关于周行己、叶适、黄宗羲等经济财税思想的研究，旋之成为浙东学派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秦晖在研究黄宗羲经济思想时，提出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2003年，温家宝总理特对此做出批示，要求财政、农业等部门在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时要注意研究这一问题，后来在许多场合又多次提到这一定律，指出一定要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从而将该理论从纯学术研究的领域贯彻到现实政策的制定。

进入21世纪，随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财富积累愈加雄厚，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精神，加之浙江省政府适时启动“文化工程建设”，都促进了浙东学派研究的繁荣。与此前相比，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等角度的开掘和地方文献的整理，一大批从事文学、艺术、文献等专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钩沉了浙东学派的文艺面向。其中，对浙东学派文献资料的整理成为最大亮点。

如果说以上梳理基于整体面向的观测，而由个案研究史来看，浙东学派的研究同样也折射出其重心随着时代思想的节奏而脉动。以王阳明为例，综观百年的阳明学研究，从整体氛围而言，大致经历了“思想意识形态”—“复苏转型”—“纯学术”三大变奏期：改革开放前的王阳明研究，无论民国时期的维新革命派、国粹派、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还是日本战前战后的研究，乃至20世纪50—80年代间大陆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的研究，都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研究者满怀“宏大叙事”和思想抱负，其王阳明学术研究承载并服务于此种“思想观念”。可以说，这时期的王阳明研究史就是那一时代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史”。这种形态的研究，到50年代后尤其在“文革”时期走向极端，最终以主观的“思想意识”取代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导致教条主义和“标签化”的泛滥。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阶段，大陆学界力图挣脱此种教条主义和“标签化”模式，进入了王阳明研究的“复苏转型”，经过十多年的反思，1990年代后逐渐走向客观的纯学术研究，促进阳明学研究走向繁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总之，百年的浙东学派研究史，虽不乏纯学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论著），但受时代思想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巨大的。可以说，百年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史，映射着百年的中国思想史，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光”与“影”在这一领域的投射，每一阶段的研究也是对当时现实的回响。这再次印证了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人文学者在研究中如何把握纯学术研究和思想关怀的关系？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思考的严峻问题，恐怕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学问凸显，思想淡出”所能带过的！

此外，关于本书的撰写原则与体例说明，有必要交代如下：

其一，浙东学派成员在各个时期均表现出非凡的哲学、史学、文学造诣，但总体而言，以学术思想最为突出，后世也多以思想流派视之。有鉴于此，本书对浙东学派的梳理，偏重于学术思想层面的评述。故在选录人物时，以理学家、史学家为主，难免舍弃那些以文学蜚声的浙东学者，如黄溍、柳贯、戴表元、袁桷、胡应麟等人。

其二，浙东学派历史悠久，阵营庞大，涉及人物众多，对全部成员作巨细靡遗的学术史回顾，不仅不可能，而且似无必要。因此，本书所收人物，以当时最具代表及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为主，因为这些人物可大体反映一时代学术与思想的潮流与风向。至于这些大思想家的门人、后学，因篇幅所限，有的只能附于大人物后简略述之，有的则干脆跳过不录。

其三，不同于以往围绕论题展开作分门别类的横向综述，本书以学术史的时间、特点为坐标，结合近现代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思潮的内在演进，以纵向为主轴，横向为侧翼，梳理浙东学派研究的整体状况，以期呈现百年来浙东学派研究的动态过程。

最后，还需再赘述一二。相较已有的学术史综述，本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一些创意。

一是紧密关注学术研究与时代的互动。在学术史梳理时，除展示具体研究内容较前代有无突破外，尤为重视研究者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时刻把握学术研究的脉络，体会不同时代的思想意识潮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凸显学术史研究并非纯粹的书斋跋涉，而是渗透了研究者鲜活的现实关怀的主旨。

二是资料搜辑与视野“扫描”颇为完整。在分梳学术史之前，全面普查了20世纪以来关于浙东学派研究的论文、论著，总计论文2万多篇，论著500余部，其中所收录的民国时期以及海外学者关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文献尤为珍贵。与一般相关学术史侧重1980年代以来“详近略远”“重内轻外”的研究不同，本书不仅弥补、再现了民国以及海外的浙东学派研究状况，还比较、总结了不同时期研究的异同，清晰呈现了百年间浙东学派研究的流变以及学术群体消长的历史图谱。

三是相对前人单一维度的浙东学派研究综述，本书较全面地回顾了某一学派或某一学者的多元思想与成就，而不局限于原先从史学、哲学、文学、文献等某一领域的单面梳理，以综合再现浙东学派百年的整体研究图景。

四是在评骘前人研究长短、优劣的基础上，专列一节，盘点百年来研究层累的缺漏与误区，并展望今后的研究动向与增长空间，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支点和动力，以求实现浙东学派研究的突破与创获。

---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3页。

[2] 这种解读，尤其表现在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影响下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诠释中。

[3] 孙诒让、宋恕的维新改革思想及实践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再度成为研究热点。

[4] 吕振羽：《论叶适思想》，《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

[5] 嵇文甫：《黄梨洲思想的分析》，《新建设》195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