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时期日本长屋王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正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写照。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化体裁，自古便在两国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同属东方文明的中日两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均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紧迫要求，两国都处在时代的重大变革期。而且，特殊的社会背景使两国刷新了交往的方式与内容，西学东渐，这时期的日本实际上成为中国阅读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由此，中日诗歌也开始了学习模仿西方，走出了在演变轨迹上既存有交点，又各有独特之处的新的近代化发展之路。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迥异的文学现象、作家气质和审美情趣，这里既有“风月同天”的同属东方文化圈的共性，呈现相互激荡的态势，又有“大海浪中分国界”的迥异的民族特性，而且由于各自文化“模子”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其民族差异性尤其明显，值得关注。正如王向远所言：“西方诸文化之间的差异、东方诸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还要大。例如，仅以文学而论，东方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差异。”[1]对近现代中日诗歌的比较研究，也许能为我们打开一个审视近现代中日两国文学文化交流的崭新视野，为加强双方民族间的理解与沟通提供一个有效途径。
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的“诗界革命”是两国现代诗歌萌芽和勃发的时期，对各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两国由于文化传统和时代环境因素造成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身份上的不同，使日本更接近于一种“离家”状态，而中国则更类似于一种“在家”状态。这一重大差异使得两国现代启蒙诗歌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意义影响方面虽有一些共性但又各有特色。例如，在思想内涵上，中国诗界革命的“新意境”更具有本国的政治色彩，而日本启蒙诗歌的“欧洲意境”则更多地传承了西方自我意识等现代精神。将二者并列比较，既有利于清晰地打量他者，更让我们有机会换一个角度反省自身。
稍后兴起的象征主义诗潮也是中日诗人遥望西方的“宁馨儿”，作为中日新诗的先锋流派，无论是形式技巧还是情感内涵，对两国诗坛而言都是崭新的尝试。从东方文化的视角出发，中日两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在某些方面呈现出相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是东西方文化对话的结果。然而，中日两国不仅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化自主能力和本土化倾向。它们在对待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接受模式。从这一点来看，中日象征主义诗歌又包含着不同的民族特色。象征主义诗潮从诞生到式微，匆匆而过的命运虽似昙花，但这短暂的存在却彰显了中日象征主义诗歌独特的价值和不息的生命力，也显示出两国文化间的深层差异。因此，在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大背景下寻找两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共同特点，并从具体文本出发，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努力寻找现象之后深层的时代、社会、文化等原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诗流行的时代”的出现直接导源于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西方世界开始聚焦东方诗歌的文化大背景，更与日本俳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遗憾的是，学界对于俳句与中国诗歌的比较一般都限于俳句与古典诗歌的比较，对现代“小诗”鲜有涉足。而且即使涉及俳句和现代“小诗”的研究，也多是强调俳句对“小诗”的影响。虽有少数文章涉及二者的平行比较，但也多注重对比其情感内涵与艺术手法，缺少对其情感内涵和艺术手法之间差异形成的文化原因的探究。笔者认为，“小诗”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诗运动中的一颗“流星”，对它的分析不能仅仅着眼于文本内部，更应该充分关注其发展演变、式微的文化动因，从而为新时代诗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中日现代诗坛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左翼诗歌。中日左翼文学都从苏联左翼文艺汲取营养，具有同源性。作为特殊文化场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诗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性、政治性和审美性，有着持久的研究意义和阐释空间。由于共同遵循“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题材方面重点关注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成为其共同特征。然而在描写农村和都市时，中日左翼诗歌既表现出相同性，又各有特色。左翼时期是中日文学交流的一个高峰期，通过比较中日左翼诗歌中农村和都市的书写，探讨中日左翼诗歌中农村和都市书写的差异，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文化。
现代中国与日本密切的文学交往与20世纪初的留日浪潮密切相关。留日诗人贯通中日诗坛，其诗歌作品承载两国文化，既体现着中国新诗的狂飙突进轨迹，也在很大程度上内蕴了日本诗歌的现代性特征，成为当时的一大景观。明治末期的日本社会转型与晚清的留日浪潮孕育了中日现代诗坛的一系列新气象，为以郭沫若、穆木天、胡风等为代表的活跃于两国诗坛的留日诗人提供了特殊题材与生命体验，由此，中国现代诗歌中丰富生动的“日本形象”成为审视两国诗歌演变历史轨迹与现代意识的窗口。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留日诗人诗歌中塑造的他者——“日本形象”的研究多有忽略。而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新视野，探寻异国形象的变异特征，以及隐匿在形象之后的留日诗人的心理流程和情感体验，这，或许将为中日诗歌研究带来一番新的启示。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拟分为“启蒙：中日诗歌走向现代”“中日象征主义诗歌比较”“中国现代‘小诗’与日本俳句”“中日左翼诗歌的农村与都市书写”“留学体验与日本形象”等五章进行考察和论述。梳理中日现代诗歌影响与频繁交流的文学事实，探寻双方文学现象表层下的文化动因与变异，有助于深化“文化冲突”“文化共存”等热点问题的研究。诚如王琢所言：“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日本和中国历史性、共时性的‘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寻求两国间乃至人类共同的课题，这才是当务之急。”[2]美国学者杰拉尔德·吉列斯比（Gerrard Gillespie）也曾呼吁：“比较文学界应感到有必要在全球交流的大背景下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描述和分析体系。”[3]我们正是基于努力构建这样的“描述与分析体系”的期盼，描述文化间的差异性，让中日双方相互影响作用下的文学沟通和交流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良性循环，推动两国文学和文化向更远、更高、更广的空间发展。
注释
[1]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王琢：《20世纪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饶芃子、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3][美]杰拉尔德·吉列斯比：《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和局限》，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