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大致说来，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晚清政治史主要从革命史角度，或从现代化史角度，探讨和揭示晚清70年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或寻求近代化的历程。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的晚清政治史，则偏重于研究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统治而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活动，以及这一时期的官民、官绅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和权力斗争，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政制、法律和军事，边疆治理等，回答清朝统治何以由盛转衰，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晚清政治史研究并不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是始于晚清。晚清时期，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即有时人进行记载或论述。例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便是当时人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李滨的《中兴别记》、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清朝官修的《剿平粤匪方略》等，为时人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著作；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易顺鼎的《盾墨拾余》、洪弃父的《台湾战纪》等，为时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支碧湖的《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吕海寰的《庚子海外纪事》等，为时人研究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的著作。这些时人著述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们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著述迄今仍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晚清政治史开始被纳入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下。这一时期通论性的清史著作和中国近代史著作涉及晚清部分，讲的主要就是政治史的内容，并形成几个不同流派。

清史学科体系下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大致可分三个流派。一派为清朝遗老派，以《清史稿》为代表。一方面，他们站在逊清的立场上，于1914年开始编纂，借修史报答先朝皇恩，在内容选择和措辞上多方为清朝歌功颂德，如在撰修过程中，对于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行径，以及有损清室帝王尊严、后妃名誉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而在忠义、列女等传的安排上，则不惜篇幅，褒扬铺张；在撰修帝纪中，对清朝皇帝也多溢美之词，“至勤”“至明”“至仁”等词处处可见，并不惜违背传统断代史修史体例，为许多生于清而死于民国的忠于清朝的遗民立传。另一方面，《清史稿》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则尽量少写，甚至不写，如对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清史稿》全都没有记载；孙中山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仅在光绪三十年五月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一见其名，将他与康、梁一道列入大逆不赦之人。同样，对于存在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稿》也不按传统修史惯例，设《载记》以记其事，仅以设《洪秀全传》，草率应付。并且，凡是记载反清活动，《清史稿》都以“倡乱”“谋乱”“谋逆”等词称之，等等。《清史稿》这种“内清而外民国”的修纂立场，直接反映逊清遗民对民国正统地位的拒斥心理，结果于1929年12月遭到南京国民政府封禁。

另一派为民族革命派，以许国英、汪荣宝合撰和合编的《清史讲义》（1913）和《清鉴易知录》（1917），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1915），陈怀的《清史要略》（1931）、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下册（1923、1928、1934年）等为代表。这一派的学者与清朝遗老派相对立，他们秉承民族革命史观，奉民国为正统，将清朝统治看作异族统治多加抨击和批判，认为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清入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清朝的灭亡都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所致，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都做正面论述和评价。

第三派为学术派，以孟森的《清史讲义》（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1947年初版）为代表。这一派学者主张清史研究应秉持客观的学术态度，既痛斥清朝遗老编纂《清史稿》存在隐讳涂饰之病，表示“此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1]，也严厉批评民族革命史观“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是“浅学之士”之所为，不符合修史任务，表示“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2]主张清史研究以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为宗旨。此一学派的学术研究，后来多被国内清史学界所继承。

在近代史学界，通论性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要稍晚于清史学界，虽然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主要盛行于三四十年代，并形成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一派为资产阶级学者，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1935年初版，后又多次再版）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初版）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中世纪，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因此，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态度。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对晚清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戊戌变法和维新派、清末新政和清廷改革派、立宪运动和立宪派，大体做正面论述。同时，站在资产阶级和民国的立场上，他们也肯定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起义不符合近代化和民族建国目标，因此，对晚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多加否定。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革命史叙事模式。这一派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因此，反帝反封建才是中国近代历史主题。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着重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中国人民的各种反侵略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推崇革命，不但批判清朝统治阶级阻碍历史进步，也批判晚清各种改良主义道路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时期，虽然清史学界和近代史学界都将晚清政治史纳入研究对象，但晚清政治史在这两个学科中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同的。比较而言，近代史学科对晚清政治史的重视和研究深度及影响要高于清史学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政治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他们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无不以晚清七十年为主要内容，民国部分远不及晚清部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来说，该著共分19篇，前15篇讲的都是晚清史部分内容，涉及民国时期仅为第16—18三篇，第19篇为史料评论。同样，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也以晚清历史为主，占了13章，最后五章为民国时期历史。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七十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史学界的研究重心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和中期史，对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则显薄弱。以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的《清史讲义》来说，讲的主要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部分只讲到咸同年间，止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即使是萧一山的三卷本《清代通史》在1949年之前也只出版上、中两卷，下卷只是以讲稿形式发行，并且涉及晚清历史同样力有不逮，当时也只写到太平天国为止。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晚清政治史处于“虎头”地位，民国部分处于“蛇尾”位置。相反，在清史学科中，处于“虎头”地位的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历史则处于“蛇尾”位置。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和清史两个学科中的基本状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晚清政治史研究虽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若加对照，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史学科，还是在清史学科，学术的连续性始终依稀可见，故以此篇权作本书的一个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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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森：《清朝前纪·叙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2] 孟森：《清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