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君书》政治思想研究综述

尽管无法确定孟子是否读过《商君书》中的写作时间最早的篇章，但可以确定的是孟子对商鞅的思想以及《商君书》所表达的思想是相当熟悉的。然而两派立意不同，在现实中的遭际也不同，具有强烈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孟子反对商鞅只顾为君主谋利的做法，批评商鞅是“民贼”[3],“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4]。尽管到韩非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作为诸多篇章结集的《商君书》很可能还没问世，但是韩非当时所能读到的一些篇章大体上已经能够体现商鞅的思想。《韩非子》多次论及“商君之法”，总体上对“商君之法”持相当正面的评价，但也指出了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徒术而无法”，行法虽可以使秦国国富兵强，但秦国国君并没有真正获益，获益的只是诸如张仪、甘茂之类的执政大臣，其原因就在于“主无术以知奸”；二是法未尽善，尤其是其斩首任官之法虽可以使人努力征战，但却使得凭借军功任职的人未必就能很好地实施管理[5]。孟子和韩非对商鞅的评价是典型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评价，也代表了后世学术界看待《商君书》及其政治思想的两种不同观点。

晚清民国以来，学术界对《商君书》有众多研究成果，涉及的内容不仅更加全面，理解也更加细致。大体说来，学术界关于《商君书》政治思想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基础；二是法治思想；三是耕战思想。

关于《商君书》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一般会涉及历史观、人性论和价值观等。对于历史观，一般认为《商君书》是主张历史进化的，也有认为是自然演进的或变易的[6]。对于人性论，一般认为《商君书》是假定“人性恶”的，或认为人性好利的[7]。对于价值观，一般认为《商君书》注重实效，是反道德的、反人文的，是主张力的作用的[8]。

关于《商君书》的法治思想，研究成果一般会涉及法的定义与功能、法的制定与执行、法官的设置与职责、以法治国、信赏必罚、轻罪重罚、定分尚公等内容[9]。

关于《商君书》的耕战思想，研究成果一般会涉及农耕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耕战与富强之间的关系、促使民众务农和死战的方法等内容[10]。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是将《商君书》的政治思想视为现实主义的，但也有部分学者阐发了《商君书》政治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曾振宇认为从“法治”到“德治”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商鞅是试图通过实施重刑主义的法治以实现政治道德化的“法伦理化”思想家[11]。隋淑芬指出商鞅的社会理想分为两个高低衔接的层次，首先是建立理想的法治社会，此时法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唯一规范，法治的结果是达到人人自律，当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进入大治无为的社会，此时法律制度转化为社会成员不假思索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法治社会的建立为道德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12]。夏伟东认为《商君书》等法家著作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给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也就是说，《商君书》等法家著作在强调重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道德，其基本的治国方略是“刑主德辅”[13]。许建良认为商鞅对真正的道德并没有否定，虽然他从人性趋利避苦的现实出发，强调法治的督导作用，但他始终坚信人的社会化离不开教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德明教行”的昌明社会[14]。王威威认为《商君书》虽然表面上排斥仁义道德，但是并非从根本上否定德治，而且建立法治秩序，为道德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能最终实现“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15]。霍然借助《商君书》的资料分析商鞅的理想社会观，认为其理想社会观主要包括依法而行的社会实验、重本抑末的社会管理、激励农战的社会控制等内容[16]。

以上研究成果对于本书均有一定的意义，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法家作为救世之学，《商君书》作为先秦前期法家的重要代表著作，其历史观、人性论和价值观固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还是作为政治思想应时而生的，因而关于历史观、人性论和价值观的研究只能作为研究《商君书》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关于法治和耕战思想的研究，虽然抓住了《商君书》尊君任法、重农尚战的特色，但是相对忽视了《商君书》的国家理论尤其是忽视了其制度构建的能力，忽视了《商君书》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对社会控制所做的思考。关于《商君书》政治理想的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看到《商君书》的另外一面，但是显然罔顾法家与其他各家尤其是儒家之间的显著区别以及与商鞅同时代的孟子对他的批判，对众多研究者确认其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些矫枉过正。

总体上来说，正如尤锐所言：“相比于其它诸子百家的著述，对《商君书》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却比较罕见，尤其是在‘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中，该书基本上是被忽略的；而对于西方学者而言这种情况则更加严重。”[17]一方面，这些研究相对显得零散，各部分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缺乏统摄的理论来整合《商君书》各方面思想的问题，有赖于通过选择一个有效的理论视角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尚且缺乏用大历史视野和方法对《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的思考。用大历史视野来观照《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来，从长时段、远距离的视野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这体现在对周秦之际的转型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建设和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梳理中；二是从组织、法律、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观察组织制度建设、法律的制定及其运用、资源的整合与分配等经济手段的应用、科学技术和行政技术的社会化及其使用等工具理性的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反对道德与政治的高度融合，既反对高度的道德政治化，也反对高度的政治道德化，这在《商君书》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重视组织制度的建设、法律的运用、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分配以及行政管理技术的使用[18]。对于本书而言，新的理论视角就是国家建设，新的认识《商君书》政治思想的路径就是在国家建设这一主题之下来整合有关《商君书》的各方面思想。

众所周知，商鞅所生活以及《商君书》所产生的那个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变迁的时代，商鞅作为那个时代的改革先驱，看准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亲自设计并推进了处于列国激烈竞争环境中的秦国的变法运动，推动了秦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加强了秦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提高了秦国的国家能力。商鞅在变法中所推动的一系列国家建设运动在《商君书》中都有所体现。通过对史书上所记载的史实和《商君书》所记载的理念的互证，既可以加深对商鞅变法的认识，又可以深化对《商君书》中有关理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