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生活诗学

张公善[47]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朱光潜在文艺理论领域于艺术和生活之间建立了双向的活的联系，既要以艺术的视角来观照生活，也要从生活的视角来审视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也在文艺理论和现实生活之间做到了良好的互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就是朱光潜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生活诗学。

关键词：人生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生活诗学

朱自清1932年为朱光潜《谈美》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学者深思。文艺理论当有以观其会通；局于一方一隅，是不会有真知灼见的。”[48]这段话可谓深得朱光潜学问人生的韵味。文艺理论要想提供真知灼见，就要融会贯通，不能故步自封。朱光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他在人生与艺术之间建立了一个双向的活的联系，即一方面“由艺术走入人生”（此可谓“人生的艺术化”）；另一方面“将人生纳入艺术”（此乃“艺术的生活化”）。

其实，朱自清对朱光潜的评价还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现实生活中的朱光潜一直都在言传身教，以“出世的精神”积极地去做“入世的事业”。

我们今天研究和学习朱光潜，不仅要在文艺理论领域建立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双向的活的联系，即要以艺术的视角来观照生活，也要从生活的视角来审视艺术；更重要的是也应在文艺理论和现实生活之间做到良好的互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就是朱光潜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生活诗学[49]。目前学界，过多关注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思想，对其“艺术的生活化”以及超然出世积极生活的日常生活实践重视不够。即便谈论“人生的艺术化”，学界也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对其实践策略相对忽视。所以，我们有必要重建朱光潜学问人生留给后人的丰碑。

人生的艺术化

人生艺术化思想并非朱光潜首创，他吸收了叔本华、尼采等人以及道家、佛教等相关思想。[50]可贵之处在于，他融贯中西全面展示了人生艺术化的具体内涵及其实践策略。

人们谈到他的“人生的艺术化”思想，多半是联想到他1932年写的《谈美》的最后一篇《“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朱自清也认为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为什么此书在谈论了美感、美的欣赏、美的创造之后，最后一篇谈及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呢？用作者的话来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51]

在此，他其实道出了艺术和人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艺术的人生化、人生的艺术化）。《谈美》前面谈的都是美（艺术），所以顺理成章，他必然要谈谈人生，而谈人生也就必然要谈“人生的艺术化”[52]。

那么，“人生的艺术化”具体内涵何在，又如何实践呢？如下一段话说得非常明确：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休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53]

一言以蔽之，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要把人生（生活）视作一种艺术创作，且要努力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接下来，他分别从创作和欣赏两个角度给予了具体论述：

创作视角：要创作艺术的人生，就必须有一个理想的模范（柏拉图所谓“理念”，中国古典美学所谓“窥意象而运斤”）。理想的人生是怎样的呢？他说：“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54]好文章是完整的有机体，而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作“人格”，所以完美的生活要有“人格”；好文章要“修辞立其诚”，所以完美的生活要“至性深情”；好文章忌俗滥求本色，所以完美的生活也要避免成为俗人和伪君子而应本色自然。总之，人生能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就可谓是艺术的人生了。

欣赏视角：创作离不开欣赏。艺术家是如何欣赏或评鉴事物的呢？“艺术家估量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55]艺术家如此，普通人要想拥有艺术的生活，也要以“和谐的整体”为标注，不仅要能在摆脱时豁达，同时也要在执着时严肃认真。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做到严肃与豁达并重，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欣赏一定要成为“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要能在生活中发现趣味，让生活情趣化，为此，他甚至把哲学、科学等活动都视作一种艺术的活动[56]。

综上所述，《“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是了解朱光潜“人生的艺术化”思想的纲领性篇章。然而它主要还是在理论层面阐释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而且过于简略。其实，他在此之前和之后写的许多文章中，更加具体地谈论了“人生的艺术化”的一些实践策略。我们仍然从创作和欣赏两个层面来做一个扫描：

首先，如何在创作层面做到人生的艺术化？

创作和欣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创作中有欣赏，欣赏中也有创作。如果说欣赏强调一种有距离的观照，那么创作则强调投入地参与其中。如果人生是艺术，那么创作就是进行生活活动（包括内在的精神生活和外在的社会生活），这涉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人、做事以及如何进行业余活动。而所有这些生活活动，他都强调要艺术化。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和《谈修养》（1943）等书中，他通过一系列主题阐述了如何生活。简要言之，内要休养，要有志气、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价值意识、冷静、趣味、谦虚、敬、英雄崇拜，等等；外要积极生活，追求生趣生机，并善于从事业余活动。如何能做到艺术化呢？他的主要策略是整体化、情趣化。

整体化：他深受中国哲学影响，认为生命就是化，就是流动与变易。整个宇宙都是在化，物在化，人在化，“我”也在化。所以，“严格地说，世间没有一件不自然的事，也没有一件事能不自然。因为这个道理，全体宇宙才是一个整一融贯的有机体，大化运行才是一部和谐的交响曲，而 cosmos 不是 chaos。人最聪明的办法是与自然合拍……”[57]正因为此，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要让所作所为融入这个整体之中。

问题是，现实之中我们总感觉不到世界像他上文所说的那样和谐，相反，世界处处不完美不和谐。为此，他告诫我们要换个角度看。在其处女作《无言之美》中，他说：“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58]世界如果完美，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至极，毫无生机，世界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它有缺陷，从而提供了人类希望的可能性。

那么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做到艺术化呢？他提供了一个做事大原则：从混乱中创秩序。“人的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像上帝创世一样，都是从紊乱中创出秩序”，他进而推广开来，认为“一切人工设施，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合理的生活，都是一种艺术，都是从紊乱中所挣扎出来的秩序”[59]。所谓秩序，还是与整体相连，因为任何秩序都从属于一个整体。秩序是将部分合理地安排在一个整体框架中，且让整体和部分融会贯通。为此，他提供了一系列的实践之道：落实到做学问，就必须要使知识有机化，使其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60]落实到交往，就是要善于摆正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即要善于处群；[61]落实到日常生活就是要有规律，饮食起居，劳作休息，都须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分量，一定的节奏；[62]落实到教育，就是以均衡发展身心都健全的“全人”为目的，等等。

情趣化：在他的著述中，“情趣”“趣味”“兴趣”等词使用率极高。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有丰富情趣的生活，“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63]为了让日常生活富有情趣，他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最值得重视的有三点：

第一，情趣发生的基础是健康的身心。他认为生命是一个有机体，身心不可分离。精神的破产必然起于身体的破产。体魄强壮，精神自然饱满。任何事要想做得好，做时必须精神饱满，这样工作才能成为乐事。在《谈体育》一文中，他详细地论述了健康的体魄对于人的重要性。他认为身体不健全，即便聪明的智慧也无法高效运行，而且身体羸弱不仅影响性情和人生观，还可能导致德性的亏缺。要想身体好，父母得注意优生，后天培养也很重要，他提供了三条建议：营养必须适宜；生活必须有规律；心境必须宽和冲淡。他有感于自己耽于读书致使体格羸弱的教训，多次提醒人们要锻炼身体，要让运动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第二，学会“优游涵泳”，做到动静有道。关于静与动，他写了好几篇文章。他认为现代人的毛病是“勤有余劳，心无偶闲”，致使生活索然无味，身心疲惫。所以要学会慢下来，学会静下来，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而不是指物界的沉寂。静的休养可以使人领略到世界的趣味。可是光静也不行，“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64]。他在此表达的生活之道，实即古人所谓的一张一弛之道。他告诫我们：“人须有生趣才能有生机。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领略的快乐，生机是生活发扬所需要的力量。”[65]为此，他特别重视消遣和娱乐游戏对于人的重要性。消遣就是娱乐，无可消遣就会苦闷，“一个人如果有正当的游戏和娱乐，对于生活兴趣一定浓厚，心境一定没有忧郁或厌倦，精神一定发扬活泼，做事一定能勇往直前。”[66]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我们不仅要适应时代节奏，让自己“动”起来忙起来，找到自己的事业；同时也要注意让自己“静”下来，怀抱一颗悠闲的心，能领略生活的情趣，学会休闲和娱乐，以此滋养身心，以便更好地从事喜欢的工作和事业。

第三，培养趣味的最佳途径是读诗。一个人的趣味固然有先天因素，但也可后天培养。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能点铁成金，在平凡中发现神奇。虽然诗在他眼里常常是作为艺术的本性，但他更倾心于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诗歌。诗歌被他赋予了崇高的使命。“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绝不会觉得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67]近年来随着国学热升温，朗诵古文一时成为潮流。朱光潜上述思想理应引起重视。我们诵读古诗文，不仅仅是传承传统思想精华，更应该通过诗人之眼发现世界的神奇及趣味，进而培养生活情趣。

其次，如何在欣赏层面做到人生的艺术化？

这牵涉如何观照自己以及身外的世界。在《谈人生与我》一篇中，他谈及两种看待自己的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68]在前台，把自己当作草木虫鱼一样顺着自然的本性生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生活就是为了生活，别无其他目的；在后台则是远远地看别人演戏，也把人和物一律看待，是非善恶都失去了意义。无论前台后台，上述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都将世界视作舞台，从而超脱于俗世的纷纷攘攘。

在《谈冷静》一文中，作者不再以打比方来谈，而是明确提出了他的观世法和观“我”法：“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这是文艺的观世法，也是我所学得的观世法。”紧接着，他补充指出不仅要丢开“我”看世界，也应该丢开“我”来看“我”：“‘我’是一个最可宝贵也是最难对付的东西。一个人不能无‘我’，无‘我’便是无主见，无人格。一个人也不能执‘我’，执‘我’便是持成见，逞意气，做学问不易精进，做事业也不易成功。’”[69]如何观照自己可谓之观“我”法，如何观照世界可谓观世法。这两者水乳交融，我们以观世法来统称。

虽然他多次谈到上述观世法是从文艺中得来的，并且让他能够超脱日常生活获益良多。但问题是，其他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并没有读过什么文艺作品，尤其是青年人，如何面对一个烦闷枯燥甚至压抑的现实世界？为此，在《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中，他提出了三种超脱现实的方法：宗教信仰、美术以及孩子气。在他心中，最能超脱现实的三种人是宗教家、美术家和婴儿[70]。后两种超脱所暗含的艺术性自不待言。让人疑惑的是，宗教的超脱也被他所重视，而且被认为是“最普通”的超脱之道，这似乎与人生的艺术化毫无关联。其实，在朱光潜的心中，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打上艺术的烙印。既然他把哲学、科学都看成一种艺术活动，他何尝不是把宗教也看成了一种艺术活动呢？他看重宗教的地方就是“超脱现实”以及“陶冶情感”，而这些不也是艺术的看家本领吗？上述三种超脱现实之道，它们都能达到朱光潜自己所持的文艺观世法的效果，即：“就积极方面说，超脱现实，就是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的预备。就消极方面说，超脱现实，就是消愁遣闷，把乐观、热心、毅力都保持住，不让环境征服。”[71]

然而，人生的艺术化不仅仅是超脱世界，更要感受世界。所谓感受，“是容许自然界事物感动我的感官和心灵”，感受也可以说是领略，“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72]。很显然，超脱与感受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超脱是因为世界烦闷压抑，而感受世界则是让人变得快乐起来，不至于烦闷。越超脱的人往往越能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和趣味，而越能感受到生活之趣的人往往也越超脱。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在他的世界里好像是非善恶都被超脱了。其实不然，他一再强调严肃与豁达并重，该看轻的时候看轻，该重视的时候要严肃。对此，他说：“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73]《谈羞恶之心》似乎就是回应人生艺术化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困境。他说对于世间是非善恶可以持有不同的态度。佛家的态度是超越尘世的众生平等；美感的态度则是视人生如戏剧图画，不做善恶判断；耶稣教徒的态度则是宽恕一切。普通人很难持有上述三种态度，但可以持有“羞恶之心”，罪过如果在自己，应该忏悔；如果在旁人，也应深恶痛绝，并设法加以裁制。

综上所述，朱光潜既重视内心的休养，也讲究身体的锻炼，且都贯穿一个精神，那就是：使个体变得富有情趣，充满生命力，努力与造化融为一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74]我想，这就是朱光潜“人生艺术化”思想的终极目标吧。

艺术的生活化

朱光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生活至上。以下两段话可做注脚：

“生活对于有生之伦是唯一的要务，学问是为生活。”[75]

“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76]

何为“生活”呢？此处，朱光潜认为生活就是享受、领略、培养生机，似乎强调对外在生命力的感受。在《谈学问》中他又强调生活的精神性。他认为现代中国人错误地把生活看成口腹之养。孰不知，人之为人在于人有心灵或精神生活。[77]在其82岁暮年之作《美学书简》中，他又对生活做了明确的界定：“一个活人时时刻刻要和外界事物（自然和社会）打交道，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人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反复流转的发展过程。”[78]总的看来，虽然他认为生活理应是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的统一，但早期他较重视内在的精神生活，后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则重视外在的实践生活。

上述生活至上的观念必然影响到他对艺术的看法，即艺术也要为生活。为此，艺术必须要生活化，即必须全面呈现生活，才能让生活中的人认识生活、反思生活，进而重建更加美好的生活。

艺术如何才能生活化呢？上文说过，朱光潜在人生（生活）与艺术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活的联系，而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便是它们最重要的三大共性：整体、情趣、人格。论人生的艺术化的时候，他是通过艺术之窗来观照人生。而当论及艺术的生活化时，他是通过生活之镜来观照艺术的。换言之，艺术和生活在他那里有一种互文性。艺术化和生活化都可以用整体化、情趣化和人格化来解读。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谈艺术生活化的三大方式：

艺术的生活化就是艺术的整体化。

艺术为什么要整体化呢？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人的生活也是整体。人生的多方面都是相互和谐的整体，完美的人生是实用、科学和美感活动的平均发展。这种整体观实际上是一种有机观。它是朱光潜早期就信仰的世界观。晚年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找到了相似的注脚。马克思说过：“人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整体的人，来掌握他的全面本质。”他认为“人的整体”观点也是文艺方面的一条基本规律[79]。为此，他引用歌德如下一段话来加以强调：“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80]

鉴于此，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欣赏都必须注重整体性。他多次谈及其观世法来自文艺，即文艺教会了他如何观照世界。何以如此呢？他认为“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81]。更重要的是，文艺全面地揭示了生活的真实性（或曰生活之道）。他说：“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绝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志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实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载道’。”[82]在此，朱光潜把“文以载道”与“诗言志”统一起来，暗示了生活之道不仅是外在人生世相的真实，也是内在思想情感的真实。他又说：“在艺术作品中人情和物理要融成一气，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境界。”[83]这意味着生活之道也是人情与物理的统一。质言之，只有做到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

文艺作品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全面揭示生活之道，也体现在形式上的整体性。他认为文艺作品是“旧经验的新综合”，是把各种散漫凌乱的意象通过情感综合成和谐的整体。因此，“凡是文艺作品都不能拆开来看，说某一笔平凡，某一句警辟，因为完整的全体中各部分都是相依为命的。”[84]由此可见，朱光潜是反对“摘句”的。但在1935年他却因为极力推崇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而遭到鲁迅批评。鲁迅认为评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最好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朱光潜只顾“摘句”分析而不顾诗歌全篇，有割裂之嫌。朱当时并未回应而是保持沉默。1941年，此时鲁迅已经去世，他谈及这段文案时，说一首诗不可能句句都好，它应该是一首有起伏有回旋有高潮的乐曲，戏剧、绘画莫不如此。古诗往往以名句形式流传，这并不等于割裂诗的全篇，恰恰是在全篇烘托下才能产生了名句[85]。艺术作品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但其高潮（最精彩）部分却往往最能打动人。

由此观之，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欣赏，艺术都显示出它的整体性。而此整体性与生活的整体性密切相关。不仅如此，艺术的整体性往往又由情趣和人格灌注而成。

艺术的生活化也是艺术的情趣化（趣味化）。

艺术为什么要情趣化呢？因为生命本身充满无穷的情趣。生命原就是化，就是流动与变易。“‘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86]他对变动不居、自由开放的生命情有独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一再反对单调和枯燥乏味了。“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87]流动的生命必然充满新奇和趣味。但日常生活中，人们被功利遮蔽了双眼看不到生活之趣。艺术就是要把生命趣味表现出来。因此，朱光潜谈文艺总是将其与生命、情感、趣味等联系在一起，以下这些语录都可作为艺术情趣化的注脚：

“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便把它描绘出来。”[88]

“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诗是生命的表现。”[89]

“抓住某一时刻的新鲜景象与兴趣而给以永恒的表现，这就是文艺。”[90]

既然艺术表现了生活中的新奇情趣，而情趣又是在不断变化更新，那么艺术的情趣化就必须反对呆板、俗滥与褊狭。从主体角度看，从事文艺的人一开始趣味不能不偏，但最后却要能不偏。趣味无争辩。文艺批评者虽然不可抹杀私人趣味，但始终拘于一家之趣也成问题。文艺的标准就是“从极偏走到极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91]从客体角度来看，艺术必须寻求不断突破创新。为此，他告诫我们：“一种艺术变成僵死腐化的趣味的寄生之所，它怎能有进展开发？怎能不随之僵死腐化。”[92]

总之，在他眼里，世界是一个生命的舞台，充满生机活力，趣味横生，但常人往往感受不到，艺术的使命之一便是，在平凡中见神奇，把流动的生命趣味呈现出来。

艺术的生活化也是艺术的人格化。

朱光潜谈文说艺论人生，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首先须做好人。晚年他在回答“怎样学美学”这个问题时，强调指出：“一切不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所谓老实，也就是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认认真真，踏踏实实。[93]这与他早年说人生艺术化也是严肃主义可谓一脉相承。他给自己取名“孟实”也是为了勉励自己要“实”。

要做好人必须要有“人格”。他说：“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94]他在此想说明，人格是一个整体，现实生活中人的每一个行为，无论大小，都是人格的体现。他举例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格拉底临刑前嘱咐还邻居一只鸡的债，这些日常细节都是他们人格的体现。“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这句话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整体协调，就像人格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每一个日常细节；另一层意思是艺术的完整性依赖于生活中的人格。什么样的人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艺术，所谓“风格就是人格”。拿文学来说，“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首先得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铸就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此基础上，才能成就他独到的风格。[95]由此，艺术的人格化也可说是艺术的风格化。

那么他心中的理想人格体现在什么人身上呢？英雄。他将英雄审美化，将之与崇高感联系起来。当我们有崇高的感觉时，会突然发现对象的无限伟大，而自己却无比渺小，由此自惭形秽，进而可能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英雄常在我们心中煽燃敬贤向上的光焰，“常提醒我们人性尊严的意识，将我们提升到高贵境界”，所以说英雄是学做人的好模型[96]。最能体现英雄性格的艺术便是悲剧。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折射出来，“苦闷的呼号变成庄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97]尽管如此，英雄只是一个梦想，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只是活在平凡的世界里。

对于平凡之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本色自然。在《谈美》中，他将人心之坏的矛头对准了“未能免俗”。《谈美》的主题其实就是以美治俗，从而达到人生的艺术化。在作者眼里，一个人最不能让人忍受的地方就是俗，缺乏美感的休养。所谓俗，“无非就是像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98]。由此，好艺术理应本色自然而非俗滥。作者曾批评当时文学的三大流弊：陈腐，虚伪，油滑。[99]这三点其实分别暗含他竭力宣扬的三条做人准则：活力，真诚，严肃。

总而言之，艺术的人格化，是说艺术应该努力拥有完美人格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像英雄一样提升人，像美一样净化人。

如果我们把生活与艺术间的双向关系（生活·艺术）细分一下，可以衍生一个连续的过程：“生活1→艺术→生活2”。生活1是艺术的发源地，不仅在发生学上如此，在创作论里也是如此。生活2是艺术的归宿。然而作为归宿的生活2，完全不同于生活1了，它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生活1→艺术”即“艺术的生活化”，“艺术→生活2”即“人生的艺术化”。[100]在卢卡奇论述艺术感受体验的后续过程时，认为艺术经验是“从生活到生活”的循环流程，即“人的生活作为这一循环流程的出发点和终点，构成了自在存在向为我们存在的审美变换本质的基础”[101]。卢卡奇此处所论与朱光潜上述观点如出一辙，都强调了生活在艺术中的本体地位，即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综上所论，人生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二者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朱光潜的生活诗学。

言行合一的生活家

朱光潜的贡献不仅仅是融贯中西，在理论上建立了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双向联系，更是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在理论与生活之间实现了双向互动。他的理论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有甚者，他的理论也随着生活变迁而相应地丰富和发展。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朱光潜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否意味着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1983年朱光潜赴香港参加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他主讲《维科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报告一开始他就声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胡乔木在一篇文章中说：“这可以作为他后半生的定论。”[102]正因为这些言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朱光潜便被说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但我们同样能找到朱光潜身上非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许多元素。他在82岁暮年之作《谈美书简》中说过：“只学马克思主义而不学其他，也绝学不通马克思主义。”[103]这暗示出朱光潜内心绝不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一直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大家。如果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唯物主义，蔡仪的美在客观说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而朱光潜美的主客观统一说则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主观性在他那里有着很强的统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统一，强调整体，那么在此意义上，朱光潜可谓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朱光潜的美学一直是累积式发展。从早期的黑格尔、克罗齐、叔本华、尼采到晚年的马克思、维柯，朱光潜一直在借助新的视角，一方面审视和批判自己以前的思想；一方面综合各种因素来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形势所迫。他86岁为《悲剧心理学》中译本写的自序中就非常自责，坦言自己留学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是因为自己“有顾忌，胆怯，不诚实”[104]。频发的思想改造运动让朱光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借以保全自己，同时也借机丰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这可谓是现实生活对其理论的反作用。而理论对其生活的反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在当代美学家中，朱光潜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言行合一。说他是言行合一的生活家，绝不为过。

早年他就表示自己的生活信条是“三此主义”：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让此身（自己）做，不能推诿给别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得此时做，不要拖延到将来；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在此地做，不能推诿到想象的环境中去做。一言以蔽之就是“从现世修来世”。朱光潜承认“三此主义”有着很强的实干精神和入世情怀，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主义，本分人做本分事，脚踏实地，毫无浪漫情调[105]。看起来好像与“人生的艺术化”格格不入。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三此主义”重视的是“入世的事业”，但朱光潜并没有忽视“出世的精神”，《谈美》一开篇他就高屋建瓴指出：“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106]朱光潜绝非出世之人，相反他一直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不过他的入世是借助出世而达到的。[107]

在观念或理论层面，他借助“艺术的生活化”吸取文艺的精华，从而达到“人生的艺术化”境界，这一境界正是他所需要的“出世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他正是凭借出世的精神，做出了令人高山仰止的成就。纵观其一生，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以下三大实践活动。

关爱生命，颐养身心。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享年90岁。小时候身体虚弱多病，他曾说大半生都在同肠胃病、关节炎以及失眠症做斗争。身体弱不禁风，但他却非常关注身体，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早年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出了身体带来的烦恼：“这十几年以来，我差不多天天受从前藐视体育所应得的惩罚。每年总要闹几次病，体重始终没有超过八十斤，年纪刚过三十，头发就白了一大半；劳作稍过度，就觉得十分困倦。”由此，他现身说法，希望广大青年不要重蹈覆辙，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身体好，什么事都可能办好；身体不好，什么事都做不好。

那么他本人如何锻炼身体的呢？他不喜欢剧烈快速的运动。抗战时期在成都，他住在皇城菊园四川大学教师宿舍，那里一个会议厅有一个乒乓球台，大家无事时可以打打球，周煦良、卞之琳、谢文炳等人时常去打。但朱光潜不喜欢乒乓球，他喜欢散步、慢跑、打太极拳，而且还喜欢喝点小酒。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坚持这些爱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光潜和冯友兰、季羡林等人关在“牛棚”里。他睡在水泥地上，腰部几乎瘫痪。天天扫厕所，听训，挨批斗，写检讨。经历一场大病险些送命，但他始终保持乐观态度，坚持慢跑、打简易太极拳和做气功之类简单的锻炼，身体也逐渐恢复过来。在季羡林眼里，他锻炼身体自有一套方术，佛道沟通，东西兼备。早晨，他偷偷跑到一个角落，打太极拳一类自己设计的动作。晚上睡下后，季羡林发现他总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些什么名堂。[108]

1971年朱光潜正式“解放”，75岁的他，瘦弱不堪。1973年他写给安徽师范大学教书的老同学章道衡的信中，可以窥见那几年他的身体状态：“微躯尚健，只是患白内障，阅读小字书有些吃力。到了老年，宜特别当心身体，适当营养和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我每晨都要锻炼半小时，午后都要走几里路，有时还爬爬山，每晚还喝一两泡药的白酒。”[109]

身体和精神密切相关。朱光潜一再告诫人们：“精神的破产毕竟起于身体的破产。”[110]锻炼身体，其实也锻炼了健康的精神，同时也滋养了浓郁的生活情趣。虽然并不精通音乐，但他很喜欢坐在闲人广众中听音乐，享受音乐带来的魅力，尤其是感受音乐韵律对其筋肉带来的快乐。更有甚者，他还是一个很有情趣的老师，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深情回忆了不少关于朱光潜的往事。抗战时期在武汉大学，他教“英诗”课。有一次教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读着读着，他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读，读完最后两行，他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学生惊愕无语。[111]情趣情趣，没有情何来趣呢!课上动情流泪，而课下的朱光潜也让学生无限怀念。有一年深秋，他邀请齐邦媛等几个学生去他家喝茶。走进院子，他们发现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作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光潜见状立刻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112]上述日常细节足以见证朱光潜是一个有情有趣的人。宗璞曾经回忆，“文革”时有一次和他去看电影《万紫嫣红》，回来路上他像个孩子赞叹电影中的民间歌舞。他说话的神气，对生活充满浓厚的感情和活泼的兴趣，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3]

他曾经说过：“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它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114]很显然，他做到了这点，虽然身体瘦弱，但始终乐观，且善于给生活增添情趣。同时，他身上固有的人文情趣反过来也深深地滋养了他的身心。

积极生活，不负我心。朱光潜终生辛勤耕耘，从未中断。早年香港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1925年夏考取安徽教育厅官费留学。从1925年到1933年，欧洲留学8年期间，取得博士学位，写作和翻译的作品共计11部。回国后，先后执教北大、川大和武大，言传身教，感染和培育了无数英才。新中国成立时，53岁的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全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又自学俄文。“文革”结束时，他已经80岁，仍然努力工作。83岁高龄时，他还动手翻译40万字的维柯巨著《新科学》，每天翻译一两千字，后来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花了3年时间。1985年秋，也就是在他逝世前半年，他还在《中国老年》杂志发表《老而不僵》一文，呼吁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找点事情干，做到老而不僵。老而不僵，这何尝不是朱光潜自我的写照呢!

积极生活的他始终拥有一颗自由的心。正是对自由与民主的热爱使他更加投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勇于反抗专制。科塞在《理念人》中指出，知识分子的标志是“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社会赖以存在的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115]。知识分子的这些特征在朱光潜身上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他不仅从封建包办的婚姻中脱离出来，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更有甚者，他总是将自己的言行著述与整个国家的强盛和真善美的传播密切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前投身教育，宣扬教育独立民主和自由。1924年为反对校长随便开除学生，不惜辞去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职；1939年为反对“党化教育”的程天放就任四川大学，草拟罢教宣言，最终辞职；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与16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主张经济平等，政治民主和知识的自由。即便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遭受批判，犹如困兽，他也始终保持一颗自由高贵的心，从不同流合污。“文化大革命”中拒绝参加“梁效”写作班子。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美学大讨论期间，对他的批判从未停止，但他一方面虚心学习；一方面又积极认真地参加讨论，“有来必往，无批不辩”[116]。这不仅体现了他的自我批判意识，而且也体现了他对真理永不放弃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生命就是一种无底止的奋斗”[117]，他用一生实现了自己早年的断言，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随方就圆，超然处世。小时候旧式家庭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养成一种怯懦、谨小慎微的性格。受父亲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很早就抱有一种超然无为的信念。不过在后来，超然无为又加进许多新的元素，既有东方的佛学禅意，也有西方的克罗齐、尼采、叔本华等人的思想。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在超然之中透露一股韧性，一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他早年思想极其自由，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纷争。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活动，与左派右派都有交往。然而命运却在后来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42年他任武汉大学教务长不久，因为曾反对程天放，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就此责备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王校长为息事宁人，劝说朱光潜加入国民党，说只是一个名义。为了学校的稳定，他答应加入国民党，并天真地声明“只居名义，不参加任何活动”。然而，国民党的身份给他的后半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断地检讨自己，但仍不断受到批判，可他总能够超然应对。

1951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很快就成为典型。事后学生朱虹回忆说，他“总是神态自若，毫无沮丧的神情”[118]。1967年朱光潜和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成了北大“四大反动学术权威”，开批斗会时，四个年龄都是70岁的老人，集中站在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四人中翦伯赞、冯定、冯友兰都怒形于色，唯有他显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神态。据艾珉回忆，翦伯赞不堪忍受折磨自杀后，当问及“为何能这般从容”时，他微笑着说：“人有时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处境，那就只能平静地承受它。风物长宜放眼量，大海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也不可能永远是惊涛骇浪。再说，这样的冲击对我也有帮助，使我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119]而他一位朋友则评价说，他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就让[120]。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他能做到如此超脱，也得益于他所谓的文艺观世法：“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121]

总的来看，朱光潜真正做到了言行合一，将一生过成了上等的艺术!怡养身体，积极生活，超然出世，是朱光潜留给后人最为重要的三大生活智慧。只有在健康身体的基础上，才能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出世不是目的，入世才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