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有很多种记录方式，中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我们常见的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多以记事为主，记言类的很少。而且，中国古代的“记言”主要是记录皇帝的金口玉言，普通人的话则不大收集。现代口述历史与之不完全相同，它主要是通过历史在场的当事人访谈，企图补叙所谓客观陈述中的细节遗漏。尽管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言论不一定完全可信，但很多当事人的声音一定能还原或呈现事情的全景。加之，我们辅以其他档案资料，与作者的分析和梳理，就可能几近于真实。这就是本书从口述角度串接陕西新时期文学历史的缘由。

我们不可能也无须如以往的历史教科书那样编年式的详叙历史的过程，只想选择四个有代表性的事件，粗线条地勾勒这段历史的轨迹。

197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改革初期，主要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回归到正常，所谓“拨乱反正”。很多被诬陷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得到平反，恢复工作，文学的春天开始来临。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其表现是：无数好作品接连发表；各种文学报刊恢复运转或创办、批评家积极参与研判；广大读者排队购买文学作品。这个时期当红的人群不是影视明星而是作家。这一时期的文学狂热一方面来自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造成的知识与精神的饥渴，另一方面也流露改革开放展现的光明前景给人们带来的巨大鼓舞。

在陕西文艺界最早获得平反的是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时为1978年1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为杜鹏程及其小说《保卫延安》恢复名誉。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丛一平到会并讲话。继之是马健翎恢复名誉和胡采等重新工作，这意味着作协机关的功能恢复运转。

但在陕西文学界还有一股力量蓄势待发，这就是1981年率先在全国成立的“笔耕”文学小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受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或者偶有受过冲击的，也早已回到作协部门工作。在他们身上积压着一股重整山河的热情，他们意识到，放开臂膀大干一场的时代来临了。

作为陕西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第一潮汐，它当然不是从批评队伍的集结或组织的成立角度，而是指蕴积在批评工作者或文学人心中对文学复苏、振兴的强烈渴望与积极推动的志向。这不是一种个人的兴趣，也不是一时的兴起，它是一代文学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激发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不约而同的集体欲望。“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郭沫若说这是科学的春天，实际上这也是文学的春天。这股春潮翻卷在陕西，就是“笔耕”文学小组的诞生。

陈忠实说：“1978年，我在一个水利工地领工，无意中看到《人民文学》杂志上刊载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就来到附近的河堤上，对着月光，我自言自语，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有一种直感，把小说当作事业的时代就要到来了。”[1]

尽管这段话描述的是作家的心情，但也代表了同代批评家或文学人共同的愿望：“把文学当作事业的时代到来了。”

白描说：“在很长时期里，陕西作协每年都要举办诸如青年作者座谈会、研讨会、读书班、改稿会等活动，老一辈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家，都出现在第一线，亲力亲为，或授课，或参与研讨，或动手改稿。此后又整合刊物、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文学评论人才力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文学评论小组，重点研究陕西作家创作和陕西文学发展。后来驰名全国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打磨出来的。”[2]

这些频繁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精神昂扬的具体体现。如果说，“笔耕”文学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陕西新时期文学的春潮，那么20世纪90年代轰动全国的“陕军东征”事件则是陕西文学的“夏浪”。

同样，我们并非从一个文学事件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现象，而是把它作为文学自身发展阶段的思想趋势：那就是长篇小说创作热。“陕军东征”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作品聚集，而内在的深层，涌动着小说家企图大显身手的巨大冲动。这是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的水平往往是以其长篇小说的成就来衡量的。

经过了改革开放十多年的恢复、锻炼，我国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的质量大步提升，出现了《满月儿》《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哦，香雪》《受戒》《小鲍庄》《人生》《棋王》等中短篇优秀作品，但长篇小说的数量很少，技巧也不够娴熟。茅盾先生逝世前专门拿出自己多年的稿费设立了长篇小说奖，旨在鼓励、促进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茅盾文学奖从1981年首届起评，可直到1986年，陕西尚无一部小说参评，为此，陕西作协专门召开了“长篇小说促进会”。

最值得一提的是于1985年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这次会议，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40余人参加，一辆大轿车，载着与会者从西安出发，会议从黄陵开到延安，从延安开到榆林，最后在毛乌素沙漠中秋节的夜晚，全体人员头顶一轮满月，跪拜熊熊文学圣火，以看似游戏玩闹实则虔诚庄严的仪式结束，我把那次会议称作陕军出征的“沙漠圣火盟誓”。正是这次会议之后，路遥投身《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贾平凹开始写作《浮躁》，京夫动笔《八里情仇》，程海酝酿《热爱命运》，邹志安有了《多情最数男人》，我也开始了《苍凉青春》的写作准备。其时陈忠实中篇写作正得心应手，原本没有长篇写作计划，但当年冬天，他在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突然勾起对早年私塾先生的记忆，写作《白鹿原》的念头瞬间而起。[3]

正是有了这样的意识、行为，特别是具有一定的准备和积累以后，长篇小说的写作才会水到渠成。陕西之所以出现一次长篇的汇集，大概与上面的各种因素有关。

但是长篇小说热的出现，其实是在“陕军东征”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之后，对全国作家的刺激以及由此引起的跟进。在此之前，文学的黄金阶段已经过去，热度也在下降，与此同时，影视剧的兴起逐渐把文学推到边缘化的状态。“陕军东征”事件的发生却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力量。自然，这其中主要与《废都》《白鹿原》的畅销有关。可以说，《废都》史无前例的狂销激发了小说作者的羡慕与仿效；《白鹿原》的艺术深度增强了读者对文学的自信心。也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高潮开始到来。

自然，这其中也潜藏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化暗流。长篇小说的繁荣只是表面现象，更多的作者主要是看到了长篇小说出版后物质所带来的名利双收。

此前，很多文学刊物艰难地维持着生存，濒于倒闭，不少杂志开始征集广告以弥补刊物发行的缺口，更有不少作家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去为某些商人、企业家撰写所谓的报告文学，就连路遥也不例外。

在1993年的3月22日，《陕西日报》刊登了署名张丛笑的文章《文学低谷之缘由》，文中描述：“文学作品的市场效应自1985年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80年代初的‘热潮’渐渐退却为今。”这个判断应该是符合当时情状的。

陈忠实在回忆《白鹿原》的创作过程说：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当我快要写完《白鹿原》时，新时期文学第一次面临低谷状态。像我们陕西的文学杂志《延河》，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热的时候，发行量是80万，此时掉到只有几千册。此时已经出现出书难，作家写的书没人出的情况。那时计划经济刚转入市场经济，不仅作家有压力，出版社的压力也很大，找不到赚钱的书，赢不了利，没有办法运作。不光是文学界，当时的报纸登载过这样醒目的消息，造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收入。那个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尖锐，反映在文学界也是个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得有人来买你的小说，出版社有了起印数，小说才能出版。[4]

然而，《废都》的热炒以及“陕军东征”的获利，让很多人看到了纯文学自身的希望。不幸的是，人们只是羡慕《废都》《白鹿原》的荣光，却忽视了在其背后作品质量的内在支撑。今天，时间已过去了20多年，我们静下来反思，就不难明白，“陕军东征”的轰动固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长篇小说真正的成功仍然来自作品本身。大浪淘沙，当年的搭车族，如今已经少有人问津，而《白鹿原》《废都》却长销不衰。但不管怎样，由此所引发的长篇小说创作热至今还未回落，近几年全国仍然保持着每年2000部左右的销量，且不管质量如何。毕竟整个中国当代文坛清醒地意识到长篇小说的分量，也许就是在这种态势下，才会有莫言获得诺贝尔奖。

时间跨入21世纪，文学的面貌与格局已经远远不同于前20年，文学面临着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摆脱自20世纪90年代甚嚣尘上的商品化困扰。此时的作家写出一本长篇小说大多要开研讨会，不过研讨会已经不是由评论者帮作者把脉，而是助作者宣传，有时甚至谀辞过度。所谓“红包批评”，“红包”本来是批评家应该得到的劳务费（车马费、评阅费），却被当作作家送给评论家的“好处费”“封口费”。在这种背景下，“博士直谏”事件爆发了。这个思潮用一个调侃的词与前面的两次事件对应，不妨称之为“秋波”。

单从事件本身的起因来说可能比较复杂，但是作为一个事件，亦即全社会对文学创作过多的“作品外动作”以及连带批评中的“捧杀”现象的严重不满，却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文学面临怎样的困境，对作品自身的打磨，作品质量的提升以及批评的公正与客观原则的坚持永远是文学不变的主题。

尽管这场事件由一个博士引发，其意义却在于所谓“直谏”。且不管其针对的目标是否存在，也不论这种“直面”的批评有无创新，但是，呼唤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文学批评风气则无可厚非。

这场事件之所以能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呼应，正说明创作界的剑走偏锋与批评界的丧失自我现象比较普遍。一种不良的、无序的文学风气正在蔓延，而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就是整个文坛的急功近利的世俗心态。文学恰恰排斥的是这种心态，文学追求的是寂寞，是远离物质的精神充盈。

所以不管这次事件给文坛最终带来了什么，至少在回归文学的本质方面给所有当事人敲响了警钟。

而文学的真正回归，或者说文学之为文学，其实已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文学的狂热如20世纪80年代初和世纪末，其实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文学既不能成为经国之大业，文学也不可能沦落到街头卖艺，真正的文学就是在平静中做好自身，这就是在闲逸中抒情。正如鲁迅所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

发达的物质生活往往会带来文学的自由。困苦的文学、革命的文学都是把文学当作工具，文学大多是盛世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及唐代诗歌的繁荣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文学的自由和淡静才是文学真正的常态。

在陕西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中，一批民间社团及刊物的兴起正是文学进入常态的符号。“太白书院”“白鹿书院”“终南学社”“中国散文研究所”的成立以及《秦岭》《终南学刊》《紫香槐网刊》的创立出版与发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首先，它们都不是官办刊物，没有等级限制或者意识形态等条框的制约，文稿的内容自由，有些官办刊物不敢说的话在这里可以放开说，当然不是胡说。

其次，没有人冲着为发表文章的目的而去，并不在乎刊物是公开还是内部发行，更不在乎付不付稿费或付多少稿费。

最后，这是文人的雅集、文学的兴会。21世纪之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完全变成了同好的集合，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全部是真性情的作品。

商业的干扰已经排除、功利的追求变得淡然，同道相聚的乐趣，奇文共赏的氛围真正使文学回到健康、自由、优美的轨道，也许传世的作品将会在这种背景下慢慢诞生。

以上发生在陕西文坛的四个事件，尽管是偶然的，却内在地暗合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精神的极端饥渴所导致的文学狂热是一种非正常的补缺或平衡效应，这就是“笔耕”文学小组出现的直接契机；长篇小说热的到来是一种必然，当中短篇小说达到成熟阶段，长篇小说就是呼之欲出的结果，只是商品化的潮流以及媒体的炒作，被冠以“陕军东征”的名号，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关注的对象，掩盖了文学自身运行的机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笔耕”文学小组的成立是文学拨乱反正之后批评界的积极回应，那么伴随着长篇小说炒作的乱象，批评界的吹捧之风渐起，以至于达到失律的地步，这才有了“博士直谏”的发生。正是这样一冷一热的反复交替，才迎来了文学的常态——民间社团和刊物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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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陈忠实访谈录（一）”。

[2] 白描：《要有肚量听真话：文学陕军再出发》，《文学报》2014年1月2日。

[3] 白描：《要有肚量听真话：文学陕军再出发》，《文学报》2014年1月2日。

[4] 陈忠实：《白鹿论丛·我与白鹿原》，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