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先秦兩漢語料述略
先秦兩漢文獻典籍，據《漢書·藝文志》的著録，總計達13269卷之多，但“這些古書，歷亂經劫，大多散亡”。李零列舉了115種先秦兩漢文獻[30]，但其中部分文獻，或是輯佚本，或是後人多有篡改，作爲史料或者多有可采之處，其研究價值是不容置疑的，但作爲語言研究材料來説由於其寫定時代的不確定性，導致我們很難確定他們所反映的語言的時代。如部分古籍早在先秦時期就廣爲流傳，但真正寫定卻是在漢代，那麽這樣的版本能否真實反映先秦的語言仍有疑問；我們認爲一種古籍如果早在戰國時期就有一個較爲通行的本子，祗是到漢代纔正式寫定，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先秦的語言狀況；如果秦代以前祗是口耳相傳，那麽在漢代寫定的時候往往會摻雜漢代的語言。特别是對先秦兩漢時期的語言研究來説更是如此。先秦兩漢時期是漢語量詞系統的萌芽期，探索量詞的語源、起源時代、動因與機制等問題必須確定其語料的真實性，因此可能會有後世篡改的輯佚類文獻非本書研究的範疇。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曾把學問比作“采銅於山”，十分重視對第一手材料的廣泛搜采；同時，又十分重視對各種材料的縝密考辨，“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説而後止”。因此，“漢語發展與演變研究，其基礎是對語料的準確把握。”[31] 從文獻材料的性質來看，古代文獻一般可以分爲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大類。傳世先秦兩漢文獻經過長期的輾轉傳抄，不同的版本往往存在一定差異；而出土文獻雖然其下限是明確的，即其墓葬時代，但是對於書籍類文獻來説，其寫定時代也往往需要進一步考察與論證；因此爲保障語料的真實性，明確其版本，以下我們首先對本書所選取的語言材料簡要介紹，明確其語料的時代等相關情況。
此外，我們對出土先秦兩漢陶文、封泥、瓦當、璽印文字也做了全面考察，由於其語料性質的原因，其中都没有涉及稱量，也没有量詞使用，故未納入本書所介紹之語料中。漢譯佛經從語料性質的角度來看，應當歸入傳世文獻無疑，但它的語言性質卻是極爲特殊的，因此本書將其單獨列爲一類。以下分傳世先秦兩漢文獻、出土先秦兩漢文獻、漢譯佛經文獻三大類分别予以介紹。
一 傳世先秦兩漢文獻
（1）《尚書》
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學界一般認爲早在先秦就有定本。西漢初年伏生本28篇，從時代的角度看其中《虞書》2篇，《夏書》2篇，《商書》5篇，《周書》19篇；加上民間求得的《泰誓》1篇，共29篇。本書所用材料據周秉鈞注譯《尚書》，嶽麓書社2001年版。又參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32]
（2）《詩經》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凡305篇。孔子在《論語》中也提到“詩三百”，可見在春秋已經定型。成書時代，“最早的是《周頌》，創作於西周初期；最晚的是《曹風·下泉》，在周敬王入成周（公元前516年）以後，已經是春秋中葉了。”[33] 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詩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同時參考了向熹先生《詩經語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陳子展《詩經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3）《易經》
“卦爻辭是編纂成的，有編者，姓名失傳，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即《周禮·春官·宗伯》所説‘掌三《易》’的人。編纂時間約在西周中後期。”“《繫辭》的基本部分是戰國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之後，惠子、莊子以前。”[34] 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同時參考了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年版。
（4）《春秋左氏傳》
春秋經相傳由孔子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記載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242年間的史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現在一般認爲《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當爲左丘明所寫。楊伯峻認爲：“《左傳》成書年代當在公元前403年以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爲王以前。戰國時期即已流行，鐸椒、虞卿、荀卿都曾傳授並采摘成書。”[35] 本書所用材料據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另參楊伯峻、徐提《春秋左傳詞典》，中華書局1985年版。
（5）《孫子兵法》
全書共13篇，7200餘字，成書於春秋末期，爲孫武所撰。本書所用材料據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增訂本），中華書局1999年版。
（6）《儀禮》
簡稱《禮》，亦稱《禮經》《士禮》。《儀禮》是記載古代禮儀制度的著作。今本《儀禮》存17篇，“最初是由孔子在春秋末期編定的”，[36] 洪誠先生也認爲此書不會晚於春秋時代，後經弟子、後學者遞相傳授而寫定。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7）《逸周書》
“考此書本名《周書》，初編集於春秋末年晉平公卒後的周景王之世（前533—前520），材料多系孔子刪《書》之餘。”[37] 本書所用材料據黄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8）《國語》
古典歷史文獻中國别體記言史書的始祖，共21卷，記載了從西周中期至戰國初期（約前967年—前453年）五百餘年間周、魯、齊、晉、鄭、楚、吴、越等八國的歷史事實，成書年代約爲戰國初期。如高小方所言：“《國語》一書包括了較長時段中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語料，是一份大有研討餘地的文獻。”[38] 本書所用材料據董增齡《國語正義》，巴蜀書社1985年版。
（9）《老子》
又名《道德經》或《道德真經》。今本《道德經》分爲上、下兩册，共81章。據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年代推算，成書年代至少在戰國中前期。本書所用材料據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0）《管子》
非一人一時之作，絶大部分是管仲及管仲學派思想的記録與反映，成書於戰國時期。關於《管子》的真僞問題聚訟紛紜，郭沫若《管子集校·校畢書後》：“《管子》一書乃戰國、秦、漢文字總匯，秦、漢之際諸家學説尤多彙集於此。”[39] 張固也說：“通過研究，我們認爲《管子》一書是春秋末戰國初至戰國晚期（約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50年）逐漸形成的先秦古籍。”[40] 本書所用材料據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
（11）《論語》
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以語録體和對話文體爲主，其成書時代約在戰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2年（子思卒年）之間。今本《論語》凡20 篇。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另參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
（12）《穆天子傳》
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土於今河南汲縣一座戰國時期魏國墓葬，共6卷，成書時代當不晚於戰國，其中卷五、卷六的時代可能要早些。本書所用材料據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3）《墨子》
今本共53篇，由墨子及其各代門徒逐漸增補而成，當成書於戰國末期。墨子名翟，其生卒年按孫詒讓《墨子閒詁》説爲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王力則認爲約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20年。其中《經上》《經下》兩篇當是墨子自作，其餘爲墨子講學而其弟子各有所記，合而成書。但《備城門》以下諸篇存疑，根據其語言特色來看當寫定於西漢時期；因此我們將《備城門》以前作爲先秦語料，將《備城門》以下諸篇作爲西漢語料。本書所用材料據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4）《莊子》
又稱爲《南華真經》《南華經》，今存33篇，分内篇、外篇、雜篇，乃由戰國中晚期逐步流傳、揉雜、附益。一般認爲“内篇”當爲莊子所著。本書所用材料據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
（15）《周禮》
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重新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録。或以爲出自周公手作，但學界一般認爲《周禮》成書年代偏晚，約作於戰國後期。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中華書局 1980年版。另參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6）《孟子》
孟子言論的彙編，共7篇。大體是孟子自作，其弟子萬章等及其再傳弟子都做過一些潤色的工作，最終成書於戰國時期。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另參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
（17）《晏子春秋》
記述晏子言行、反映晏子政治主張的著作。董治安認爲：“《晏子春秋》不是晏嬰自著，也不是漢以後人雜抄諸家、拼湊起來的東西，而是一部獨立的先秦時代的作品，編寫者大約是稍晚於晏子的戰國時人。”[41]高亨説與此一致。從銀雀山漢簡《晏子》看，該書的成書時代當爲戰國時期，共8卷，其中内篇6卷，外篇2卷。本書所用材料據吴則虞《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1962年版。
（18）《荀子》
現存32篇，多出於荀子之手，其中《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等篇爲荀子弟子的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仲尼篇》的思想與《臣道篇》相衝突，因此郭沫若《十批判書》（1982）、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1982）都認爲“《仲尼篇》絶非荀子的著作”。本書用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3年版。另參梁啟雄《荀子簡釋》，中華書局1983年版。
（19）《商君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該書應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此書的編成應該在公元前260年到公元前233年之間。至於其編定者，當是秦國主管圖書檔案的御史。”[42] 現存26篇，其中2篇有目無文。本書所用材料據蔣禮鴻撰《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另參殷孟倫等《商子譯注》，齊魯書社1982年版。
（20）《韓非子》
基本爲韓非所撰，秦時由主管圖書檔案的御史編訂成書。共55篇，20卷，10餘萬言。本書所用材料據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另參今人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21）《戰國策》
戰國辯士游談的記録，間或有後人擬作。按劉向《戰國策書録》，此書本非先秦成書，其文辭流傳至西漢時，凡有數本，編次、取名皆不同。劉向校書中秘，始正其錯亂，刪除複重，定名爲《戰國策》，凡497章。本書所用材料據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巴蜀書社1998年版。
（22）《吕氏春秋》
由秦國丞相吕不韋組織編寫，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共26卷，20餘萬言，又稱《吕覽》，成書於戰國末年。本書所用材料據張雙棣等《吕氏春秋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另參陳奇猷《吕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
（23）《爾雅》
作爲目前所見最早的一部詞典，其訓詁材料是積蘊而得，不可截然斷代。初具規模的時代大概在公元前400至300年左右的戰國時期，漢代古文經典的傳注發達起來以後，又一度經過增補潤色。本書所用材料據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的郭璞注《爾雅》。
（24）《山海經》
志怪古籍，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是集體編述而成的。成書應當在戰國時期，《海内經》中有秦漢人的附益部分。本書所用材料據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5）《神農本草經》
託名神農，並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趙普珊認爲：“從馬王堆出土醫書以及《山海經》記載的藥物情況來考慮，該書處於秦漢之際不是没有可能的。”[43] 本書所用材料據問經堂叢書本；另參馬繼興《神農本草經輯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
（26）《孝經》
今本《孝經》共18章。關於其著者，衆説紛紜。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認爲該書是“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張岱年認爲：“《孝經》並不是曾參自己所作，而是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寫的。”[44] 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27）《禮記》
亦稱《小戴禮記》或《小戴記》，凡49篇，是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該書最初爲西漢時期的戴圣所纂集。戴圣，漢宣帝時爲博士，世稱小戴。一般認爲《小戴禮記》之中，《檀弓》上下篇均成書於六國之時，《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爲子思所作，《奔喪》《投壺》兩篇輯自逸禮《古禮經》。[45] 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28）《黄帝内經》
包括《素問》和《靈樞》。就成書時代而言，可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即其主體部分，絶大部分是戰國時期的作品，還有一部分是秦代和西漢時期的作品。第二部分，即“七篇大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是漢代甚至大都是東漢作品。第三部分，一是《刺法論》和《本病論》，是宋代林億據流傳本補進去的，當爲唐宋人所作；二是《靈台密典論》，很可能是魏晉以後的作品。第三部分並非漢代語料，不是本書研究的對象。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叢刊影印明顧從德翻宋本；另參郭靄春《黄帝内經素問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年版；南京中醫學院中醫系《黄帝内經靈樞譯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46]
（29）《楚辭》
楚辭是戰國時期楚地的一種詩體，劉向編校群書，將屈原、宋玉、賈誼等人的作品，以及自己的《九嘆》一篇，輯爲一集，名爲《楚辭》。後王逸作注，增入自己的《九思》一篇。因此其中作品的成書時代當從戰國到漢代，區分對待。本書所用材料據王泗原《楚辭校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0）《新語》
陸賈所撰，凡12篇，成書時代約在漢高祖時。本書所用材料據王利器《新語校注》，中華書局1986年版。
（31）《新書》
賈誼文作的彙編，由劉向整理編次而成，故又稱《賈子新書》，共10卷。本書所用材料據閻振益、鐘夏《新書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另參吴雲、李春臺《賈誼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2）《韓詩外傳》
漢文帝時博士韓嬰所作，作者的生活年代約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30年，本書的寫定也自然在此之間。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叢刊本；另參賴炎元《韓詩外傳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
（33）《公羊傳》
上起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爲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起初祗是口説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毋生（子都）一起將其“著於竹帛”。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公羊梁傳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34）《穀梁传》
舊題戰國魯穀梁赤撰（赤或作喜、嘉、俶、寘）。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春秋》作傳，最初祗是口耳相傳，直至西漢初年纔成書，因此它所反映的語言面貌不會晚於西漢初年。本書所用材料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穀梁傳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35）《史記》
作者司馬遷，全書寫定於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本書所用材料據《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
（36）《淮南子》
又稱《鴻烈》《淮南鴻烈》，由西漢淮南王劉安主持撰寫，故而得名，共21卷。此書撰著於景帝後期，而於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進獻於朝廷。本書所用材料據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另參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
（37）《春秋繁露》
今本當系後人輯録董仲舒遺文而成，共17卷。本書所用材料據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鐘哲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周髀算經》
並非成書於一人一時，其最後成型應該不會晚於公元前100年。本書所用材料據錢寶琮《算經十種》本，中華書局1963年版。
（39）《九章算術》
並非一人一時之作，最後輯爲定本的年代據考證爲西漢中期（公元前1世紀左右）。本書所用材料據白尚恕《〈九章算術〉 注釋》，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40）《鹽鐵論》
桓寬據漢昭帝時所召開的鹽鐵會議記録整理而成，記述了當時對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的一場大辯論，共 10 卷，60篇。本書所用材料據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41）《新序》
劉向所編纂的一部歷史故事類編，大約在公元前24年到公元前25年定稿並進獻給皇帝，共10卷。本書所用材料據趙仲邑《新序詳注》，中華書局1997年版。
（42）《説苑》
劉向校書時據皇家藏書和民間圖籍，按類編輯的先秦至西漢的一些歷史故事和傳説，並夾有作者的一些議論，共20卷。本書所用材料據向宗魯《説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
（43）《列女傳》
劉向編纂的介紹古代婦女行爲之書，共7卷。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備要》本。
（44）《方言》
我國第一部方言詞典，作者揚雄，成書於漢代。本書所用材料據周祖謨先生著《方言校箋》，中華書局1993年版。
（45）《法言》
揚雄晚年模仿《論語》而作，成書於王莽稱帝之前，共13卷。本書所用材料據韓敬《法言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另參汪榮寶著、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中國書店1991年版。
（46）《越絶書》
《越絶書》十五卷。如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言：“非一時一人所作。”原作者可能是戰國時人，即所謂的“吴越賢者”，但其姓名已不可考；而原文中也可能收有子貢與伍子胥的文字；至東漢初年，此書又經會稽人袁康、吴平整理，撰寫外傳，重新編定，遂流傳至今。本書所用材料據樂祖謀點校《越絶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另參張宗祥《越絶書校注》，商務印書館1956年版。
（47）《吴越春秋》
東漢趙曄撰，是一部記述春秋時期吴、越兩國史事爲主的史學著作。作者大致生活於東漢明帝、章帝時。本書所用材料據周生春《吴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
（48）《白虎通》
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令太常、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當時撰有《白虎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後又命班固撰成此書，共4卷。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叢刊本。
（49）《論衡》
東漢王充撰，針對當時的儒術和神秘主義的讖緯説進行批判，大約作成於漢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共30卷。本書所用材料據黄晖《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
（50）《漢書》
包括本紀12篇，表8篇，志10篇，列傳70篇，共100篇。歷經班彪、班固、班昭、馬續四人之手，漢和帝時最終寫定。本書所用材料據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
（51）《説文解字》
我國第一部系統完備的字典，作者許慎，成書於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本書所用材料據中華書局2003年影陳昌治刻大徐本。
（52）《太平經》
又名《太平清領書》，“是初期道教的代表性經典之一，成書於東漢安帝、順帝時期，爲于吉、宫崇等人的集體創作。”[47] 原書170卷，幾經流失，今僅存明《正統道藏》版67卷，其1至10卷爲唐末道士閭丘方遠所録《太平經鈔》，本經僅57卷，且多有殘缺。而敦煌文獻斯四二二六《太平部》卷二中發現了《太平經目録》（也稱《敦煌目録》，幾乎全部保存了本經360篇的篇目和各篇所屬的卷次分部。俞理明先生《〈太平經〉 正讀》據《敦煌目録》重新編次，使其整體更爲趨近原貌。本書所用材料據俞理明《〈太平經〉 正讀》，巴蜀書社2001年版；另參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
（53）《釋名》
劉熙撰，是一部音訓辭書。作者生活年代當在桓帝、靈帝之世，因此本書自然成書於漢末。本書所用材料據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
（54）《潛夫論》
東漢王符撰，凡10卷，36篇，據考證其成書時代當不晚於公元152年。本書所用材料據汪繼培《潛夫論箋》，彭鐸校正，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
（55）《難經》
傳爲秦越人的著作。學界一般認爲其著作時代，當在《内經》之後，《傷寒雜病論》之前。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叢刊影印佚存叢書本。
（56）《傷寒論》《金匱要略》
均爲張仲景所作，但《傷寒論》之“小序”是否出自張仲景之手，尚未能確認；前三篇《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滲入有晉王叔和“闡發仲景遺言之語”；均非漢代語料。本書《傷寒論》所用材料據郭靄春、張海玲《傷寒論校注語譯》，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另參劉渡舟《傷寒論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版。《金匱要略》據郭靄春《金匱要略方論校注語譯》，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版；另參何任《金匱要略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
（57）《中論》
徐幹撰，共2卷。成書於東漢末。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叢刊》本。
（58）《申鑒》
荀悦撰，共5卷。成書於東漢末。本書所用材料據《四部叢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
（59）《漢賦》
費振剛主編《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收録漢賦83家，293篇，其中可判定爲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約100 篇，存目者24 篇，餘爲殘篇。各作家按時代先後排列。生年失考者，一般以卒年爲據。
二 出土先秦兩漢文獻
關於出土文獻的研究價值，國學大師王國維（1925）提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1930）在談到敦煌新材料的研究價值時，曾經説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此材料，研求問題，則爲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8] 不僅敦煌文獻，對於一切出土文獻新材料來説都是如此。
因此，在出土文獻大量問世的今天，我們應當在高度重視出土文獻的同時，善於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善於運用“二重證據法”，以進一步深入開展我們的科學研究。
（一）甲骨文
目前所見甲骨文主要收入《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小屯南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等，曹錦炎、沈建華二先生編著的《甲骨文校釋總集》（2006）對九種著錄進行了全面蒐集。殷代甲骨文量詞的研究成果頗豐，因此我們對殷代量詞的考察綜合借鑒了以下各家成果：
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1953）第三部分“詞類”之“4.量詞”一節，對甲骨文量詞做了初步探討；甘露《甲骨文數量範疇研究》（2000）對甲骨文中的數詞、量詞及數量結構進行了全面整理研究；李若暉《殷代量詞初探》（2000），進一步考察了殷代量詞系統及其語法化的動因；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2001）第一章第二節“數詞、量詞”對甲骨文的數量詞及其語法功能也進行詳盡考察；此外，沈培《甲骨卜辭語序研究》（1992）對與甲骨文中名詞、數詞、量詞的語序狀況進行了研究。
（二）金文
西周金文材料，主要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1—18册）。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開發的《金文資料庫》搜集材料亦爲齊備。如潘玉坤言：“金文語法研究，無論是成果數量還是研究深度，比較而言，都遠不及傳世文獻，甚至也不及甲骨卜辭。”[49] 但對西周金文量詞的研究，卻取得了較多成果，可資借鑒。
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1953），首先對西周金文中的量詞情況做了概括描述。趙鵬《西周金文量詞析論》（2006）對西周金文的量詞、稱數構式做了全面的、窮盡性的統計與研究。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2005）第七章“量詞與語序”也對金文量詞的面貌及其與名詞配合使用的情況進行了共時和歷時的綜合考察。
（三）簡帛文獻
據初步統計，20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簡帛文獻已達23 萬枚（件）左右，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很多材料仍未公佈，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定縣漢簡、阜陽漢簡等都還有不少材料未刊佈於世；又如慈利楚簡、敦煌懸泉置簡、湖南虎溪山簡等等，都基本上未刊佈其材料。
張顯成師、李建平《簡帛量詞研究》（中華書局2016）對已經公佈的所有材料進行了窮盡性研究，因此本書對先秦兩漢簡帛文獻的量詞研究，主要參考了這一成果。由於簡帛文獻數量衆多，時間跨度也較大，對於本書所涉及出土簡帛文獻材料的墓葬時代、成書時代按時代先後及其出土地分類簡介如下。
1.戰國楚簡帛
戰國楚簡帛，是指在戰國時期的楚地出土的簡牘和帛書材料。迄今爲止，所發現的楚地簡帛文獻均寫定於戰國時期，已經公佈或部分公佈的文獻材料總計21批，包括帛書文獻1批，簡牘文獻20批。
（1）子彈庫戰國楚帛書
1942年出土於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墓葬編號爲“73長子M1”，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晚期之交；内容爲數術文獻。
（2）五里牌楚墓竹簡
1951年出土於長沙五里牌406號楚墓，墓主不詳，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戰國後期。
（3）仰天湖楚墓竹簡
1953年出土於長沙仰天湖25號楚墓，墓主不詳，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戰國後期。
（4）楊家灣楚墓竹簡
1954年出土於長沙楊家灣6號楚墓，墓主不詳，當爲女性，原簡殘損嚴重，無法通讀，内容不詳。墓葬時代爲戰國末期。
（5）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
1957年出土於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墓主爲楚國貴族，原簡殘損嚴重，無一整簡。墓葬時間屬戰國中晚期。
（6）江陵望山1號楚墓竹簡
1965年出土於江陵望山1號楚墓，墓主名昭固，身份不詳，内容爲疾病、禱祝、占卜、記事之類的個人日常生活雜記。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晚期。
（7）江陵望山2號楚墓竹簡
1966年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2號楚墓，墓主爲楚國貴族，内容主體爲遣策。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晚期。
（8）曾侯乙墓竹簡
1978年出土於湖北隨縣擂鼓墩1號楚墓，墓主爲曾國國君曾侯乙，内容爲遣策，另有鐘磬銘文6000余字。墓葬時代爲戰國早期。
（9）九店56號楚墓竹簡
出土於湖北江陵56號楚墓，墓主爲庶人，内容爲日書、建除、相宅等。墓葬時代爲戰國晚期早段。[50]
（10）九店621號楚墓竹簡
出土於湖北江陵九店621號楚墓，墓主爲士，内容爲烹飪等（可能名爲《季子女訓》）。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期晚段。
（11）夕陽坡楚墓竹簡
1983年出土於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夕陽坡2號楚墓，墓主名士尹，身份爲士。内容爲楚王給臣下賞賜歲禄的一篇完整詔書，時代爲楚懷王時期。
（12）雨臺山戰國楚墓竹律
1986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雨臺山21號楚墓，墓主不詳，内容爲竹律。墓葬時間爲戰國中期偏早。
（13）秦家咀楚墓竹簡
1986—1987年間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秦家咀1號、13號、99號楚墓。内容均爲卜筮祭禱類，另有部分爲遣策。
（14）包山楚墓竹簡
1987年出土於湖北省荆門市包山2號楚墓，墓主名邵佗，官居楚國左尹。内容爲文書、卜筮祭禱記録和遣策。墓葬時間爲公元前316年。
（15）慈利楚簡
1987年出土於湖南省慈利縣城關石板村36號楚墓，墓主人身份爲士一級，内容主要爲文書，並有歷史事件記録，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期前段。
（16）郭店楚墓竹簡
1993年出土於湖北省荆門市郭店1號楚墓，墓主不詳，内容爲儒家和道家著作。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期偏晚。
（17）新蔡葛陵楚墓竹簡
1994年出土於河南省新蔡縣葛陵村平夜君XGM1001號墓，内容主體爲卜筮祭禱類簡，另有10餘枚遣策。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期前後。
（18）江陵磚瓦厰楚墓竹簡
1992年出土於湖北省荆州江陵磚瓦厰M370號楚墓，墓主不詳，墓葬破壞嚴重。
（19）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八函）
1994年購於香港，墓葬情況不詳，内容非常豐富多彩，多爲古佚書，少部分有傳世文獻可對照，涉及哲學、歷史、宗教、政論、文學、文字學等諸多領域，時代爲戰國中晚期。
（20）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楚簡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歷年收購、入藏的有字簡牘，總計259枚，其中戰國楚簡10枚，多爲殘簡，内容不詳，但按陳松長説：“現已可考的是一枝《緇衣》簡和一枝《周易》簡。”[51]
（21）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2008年由清華大學校友從香港搶救收購並捐獻給清華大學，内容包括哲學、歷史等諸多典籍，時代爲戰國中晚期。
2.秦簡
秦簡是指秦統一中國以前和統一中國以後秦地的簡牘文獻。由於秦朝統一后的時間很短，統一前後秦簡的時間相差不遠，以及文字、語法、詞彙等方面的整體性特點，秦統一前後的簡牘文獻一般統稱爲秦簡。目前，已經公佈或部分公佈的秦簡總計有9批，簡介如下。
（1）睡虎地秦墓竹簡
1975年出土於湖北孝感雲夢縣睡虎地11號秦墓，墓主爲秦代小官吏“喜”，内容主體爲法律文獻和日書，寫成時代不晚於秦。
（2）雲夢睡虎地秦墓木牘
1975—1976年間出土於湖北省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内容爲書信，墓葬時代爲秦代晚期。
（3）青川秦更修田律木牘
1979年出土於四川省青川縣郝家坪50號秦墓，内容爲律文和日書，墓葬時代爲秦武王二年（前309年）。
（4）江陵岳山秦墓木牘
1986年出土於湖北江陵岳山36號秦墓，内容爲日書，時代不晚於秦末。
（5）天水放馬灘秦墓竹簡
1986年出土於甘肅省天水市黨川鄉放馬灘1號秦墓，墓主名丹，内容爲日書和墓主記，墓葬時間爲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6）龍崗秦墓竹簡
1989年出土於湖北省雲夢龍崗6號秦墓，内容爲法律文獻，墓葬時代當晚於睡虎地秦簡。
（7）周家台秦墓簡牘
1993年出土於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區關沮鄉周家台30號秦墓，内容爲《曆譜》《日書》《病方及其他》三大類，時代爲秦末。
（8）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1號井秦簡
2002年出土於湖南省湘西州龍山縣里耶鎮，内容爲秦時縣一級政府檔案，包括政令、公文、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資登記和轉運、里程書等，時代爲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
（9）嶽麓書院藏秦簡
2007年由嶽麓書院從香港搶救性地購入收藏，次年8月接受了私人收藏家捐贈的部分秦簡，經考證爲同一批出土之簡牘，内容爲《質日》《爲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數》《奏讞書》《秦律雜抄》和《秦令雜抄》，時代不晚於秦。
3.兩漢簡帛
兩漢簡帛是指所出土的墓葬時代或寫定時代爲兩漢時期的簡牘文獻和帛書文獻。目前所出簡帛文獻，兩漢簡帛數量最多，内容最爲豐富，既有大量書籍類文獻，也有大量文書類文獻，特别是大量當時人記録當時事件的文獻爲語言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目前所見總44 批，簡介如下。
（1）居延漢簡（及新簡）
居延漢簡，1927—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發掘所得；居延新簡，1972—1982年考古發掘所得。内容主要是兩漢時期西北屯軍所遺留下來的屯戍檔案，寫成年代在西漢中後期至東漢中後期之間（前1世紀初至公元2世紀中葉）。
（2）居延漢簡補編
1930—1931年出土於額濟納河沿岸漢代邊塞遺址，内容、時代均與居延漢簡相近。
（3）肩水金關漢簡
1972—1974年出土於原漢代肩水金關，内容爲屯戍類簿籍文書，内容、時代均與居延漢簡相近。
（4）敦煌漢簡
上世紀初至80年代出土於河西疏勒河流域漢代邊塞烽隧遺址，内容主要爲屯戍類文書，内容、時代均與居延漢簡相近。
（5）伍家嶺漢墓簡牘
1951—1952年出土於湖南省長沙市伍家嶺201號漢墓，内容爲封檢等，時代爲西漢晚期。
（6）高郵邵家溝東漢遺址出土木牘
1957年出土於江蘇省高郵城北、運河東岸邵家溝漢代遺址，墓葬時代當爲東漢末期。
（7）武威漢簡
1959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内容主體爲3個《儀禮》寫本，凡9篇。同年秋，18號漢墓出土“王杖十簡”，内容爲王杖授受之律令；另外在15號、22號、23號墓都發現了一些柩銘文字；1957年夏，4號墓也發現部分樞銘文字。
（8）連雲港焦山漢墓木牘
1962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網曈莊焦山漢墓，内容當爲遣策。
（9）鹽城三羊墩漢墓出土木牘
1963年出土於江蘇鹽城伍佑三羊墩1號漢墓，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10）甘谷漢簡
1971年出土於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渭陽鄉十字道大隊劉家山的東漢墓，簡大多已經殘損，内容爲東漢桓帝延熹元年（159年）宗正府卿劉櫃關於宗室事上報皇帝的奏書和皇帝下發的詔書。
（11）銀雀山漢墓竹簡
1972年出土於山東省臨沂市銀雀山1號、2號漢墓，内容爲《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晏子》等典籍文獻，以及“佚書叢殘”（包括《論政論兵之類》《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和《其他》三部分）、《元光元年曆譜》。墓葬時代均爲漢武帝初年，竹簡則寫成於文、景至武帝初期，而其中典籍的成書年代都不會晚於戰國。
（12）湖北雲夢大墳頭1號漢墓木牘
1972年出土於湖北省雲夢大墳頭1號漢墓，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西漢早期。
（13）武威漢代醫簡
1972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旱灘坡漢墓，内容爲佚醫書，墓葬年代爲東漢早期。材料的成書年代暫不可考，但無疑在東漢前就已成書。
（14）連雲港市海州西漢霍賀墓出土木牘
1973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網疃莊小礁山北麓，墓主名爲霍賀，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西漢晚期。
（15）定縣漢簡
1973年出土於河北省定縣（古定州）八角廊村40號漢墓，即中山懷王劉脩墓，劉脩終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内容目前已公佈四種：一是《論語》；二是《文子》；三是《儒家者言》；四是《六韜》。成書年代均不晚於戰國。
（16）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
墓木牘
1973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網疃莊西漢墓，墓主名“侍其
”，内容爲遣策，墓葬年代爲西漢中晚期。
（17）鳳凰山8號漢墓竹簡
1973年出土於湖北市江陵市紀南城鳳凰山8號漢墓，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西漢文帝至武帝間。
（18）鳳凰山9號漢墓簡牘
1973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鳳凰山9號漢墓，字迹模糊，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西漢文帝至景帝時。
（19）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
1973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鳳凰山10號漢墓，總計有簡170多枚，木牘6枚，尚可辨認者爲124枚，墓葬時代系漢文帝至景帝時。
（20）馬王堆漢墓簡帛
1973年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根據整理者的編號共計帛書15件，簡牘610枚，内容主體爲古佚書，涉及哲學、歷史、軍事、天文、地理、中醫等。墓葬時代爲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
（21）馬王堆1號漢墓竹簡
1972年出土於馬王堆1號漢墓，墓主爲軑侯之妻辛追，内容爲遣策和笥牌，墓葬時代爲漢文帝時。
（22）鳳凰山168號漢墓竹牘、衡杆文字
1975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鳳凰山168號漢墓，内容主體爲告地策；墓葬時代爲漢文帝時。
（23）鳳凰山167號漢墓木簡、木楬
1975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鳳凰山167號漢墓，内容主體爲遣策；另有數枚木楬，繫於隨葬絹袋上，上署糧食名稱及數量；墓葬時代爲漢文帝至景帝時。
（24）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木牘、木簡、封檢
1976年出土於廣西壯族自治區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内容爲遣策、封檢等；墓葬時代爲西漢早期。
（25）阜陽雙古堆漢墓簡牘
1977年出土於安徽省阜陽市雙古堆1號漢墓，墓主爲汝陰侯二代夏侯竈，内容已經公佈部分爲《蒼頡篇》《詩經》和《萬物》。墓葬時代爲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年）。
（26）連雲港花果山竹木簡牘
1978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花果山雲台磚廠附近，内容爲刑事案件記録、曆日干支等，墓葬時代爲西漢晚期。
（27）江陵張家山漢簡
20世紀70年代以來陸續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目前已經公佈的是247號墓所出簡牘，内容爲曆譜、二年律令、奏讞書。墓葬時代爲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或其後不久。
（28）邗江漢墓簡牘
1980年出土於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胡楊5號漢墓，内容爲神靈名、日記、廣陵宫司空告土主文書及遣策等；另有木楬6枚，上署食品名；封檢7枚，上署糧食布帛名；墓葬時代爲漢宣帝時。
（29）漢長安城未央宫木簡
1980年出土於漢長安城未央宫A區遺址，内容包括醫藥、人名、記事等，按整理者推論A區遺址時代上限當爲西漢初年，下限不會晚於西漢晚期。
（30）揚州平山養殖場漢墓木楬
1983年出土於江蘇省揚州市平山養殖場3號漢墓，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爲西漢中晚期。
（31）江蘇揚州胥浦101號漢墓竹簡、木牘、封檢
1984年出土於江蘇省揚州市儀征胥浦10號漢墓，内容爲墓主人的遺囑；另有部分記賜錢之事和賜錢數等；墓葬時代系西漢末期。
（32）連雲港錦屏山陶灣漢墓出土木牘
1985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錦屏山陶灣村黄石崖1號漢墓，墓主爲名爲“西郭寶”。内容爲衣物疏和名謁等。
（33）古人堤遺址漢簡
1987年出土於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殘損厲害，内容爲漢律、醫方、官府文書、書信及禮物謁、曆日表、九九乘法表等，時代當爲東漢。
（34）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
1990年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馬迷兔西北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内容爲曆譜、爰書、品約、簿籍等；成書年代上限爲西漢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下限爲宣帝地節三年（前67年）。
（35）高臺漢墓木牘
1990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市楚故都紀南城高臺18號漢墓，内容爲路簽、死者給地君的“報到書”、告地書、遣策等，墓葬時代爲西漢早期。
（36）敦煌懸泉漢代簡牘
1990—1992年先後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目前已公佈部分内容爲屯戍檔案、墻壁題記、月令詔條等（但多數僅有釋文而未有圖版公佈）。
（37）蕭家草場漢墓竹簡
1992年出土於湖北省荆州沙市區關沮鄉蕭家草場26號漢墓，内容爲遣策；另有部分漆器烙印、刻畫文字。
（38）尹灣漢墓簡牘
1993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温泉鎮尹灣村6號和2號漢墓，共有文獻19種，内容爲簿籍類文獻、衣物疏和部分典籍等，墓葬時代爲西漢晚期成帝時。
（39）額濟納漢簡
1999—2002年間出土於内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内容主要爲行政文書，寫成時代多在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之間。
（40）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
2000年出土於湖北隨州孔家坡8號漢墓，内容爲日書類文獻及曆譜、告地策等，墓葬時代爲漢景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
（41）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2004年出土於湖南省長沙市東牌樓第七號古井（J7），内容主要爲郵亭文書；寫定時代在東漢末期的桓帝至靈帝末期。
（42）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漢簡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漢代簡牘，内容主要爲日書、遣策、奴婢廪食粟出入簿、河堤簡、序寧簡等。
（43）鳳凰山169號漢墓竹簡
今藏荆州市博物館，材料基本都未公佈，情況不明。俞偉超（1981）、陳振裕（1982）據荆州博物館所藏原簡公佈了部分釋文，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1990）輯録了部分釋文。
（44）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2009年初北京大學接受捐贈所得的西漢簡牘，目前已公佈部内容爲《老子》等典籍。按整理者説，抄寫時代主要在漢武帝後期，下限不晚於宣帝。
（四）碑刻文獻
先秦碑刻文獻，本書所用語料爲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中的先秦部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兩漢碑刻文獻，本書所用語料爲毛遠明先生《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綫裝書局2008年版；同時，參考了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
三 漢譯佛經文獻
現存漢代譯經總計96種，按許理和（E.Zurcher，荷蘭：1987）、胡敕瑞（2002）、俞理明（1993）的研究，其中29種可靠，共約38萬字。本書用《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安世高譯經16種（約150—170年）：《長阿含十報法經》1卷，大正藏第13號第1卷；《人本欲生經》1卷，大正藏第14號第1卷；《一切流攝守因經》1卷，大正藏第31號第1卷；《四諦經》1卷，大正藏第32號第1卷；《本相猗致經》1卷，大正藏第36號第1卷；《是法非法經》1卷，大正藏第48號 第1卷；《漏分佈經》1卷，大正藏第57號 第1卷；《普法義經》1卷，大正藏第98號 第1卷；《八正道經》1卷，大正藏第112號 第2卷；《七處三觀經》1卷，大正藏第150號 第2卷；《大安般守意經》2卷，大正藏第602號 第15卷；《陰持入經》1卷，大正藏第603號 第15卷；《禪行法想經》1卷，大正藏第605號第15卷；《道地經》1卷，大正藏第607號 第15卷；《法受塵經》1卷，大正藏第792號第17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1卷，大正藏第1508號第25卷。[52]
支婁迦讖譯8種（約170—190年）：《道行般若經》10卷，大正藏第224號，第8卷；《兜沙經》1卷，大正藏第280號，第10卷；《阿閦佛國經》2卷，大正藏第313號，第11卷；《遺日摩尼寶經》1卷，大正藏第350號，第12卷；《般舟三昧經》3卷，大正藏第418號，第13卷；《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1卷，大正藏第458號，第14卷；《阿闍世王經》2卷，大正藏第626號，第15卷；《内藏百寶經》1卷，大正藏第807號，第17卷。
安玄共嚴佛調合譯1種（約181年）：《法鏡經》1卷，大正藏第322號，第12卷。
康孟詳、曇果等合譯2種（約200年），《修行本起經》2 卷，大正藏第 196號，第 3 卷；《中本起經》2 卷，大正藏第 196號，第4卷。
支曜譯1種（約2世紀末）：《成具光明定意經》1卷，大正藏第630號，第15卷。
譯者不明1種（但可證當爲東漢譯經）：《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3卷，大正藏第624號，第15卷。
[1]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頁。
[2]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2—123頁。
[3]何傑：《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4]何傑：《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
[5]李建平：《百年來古漢語量詞研究述評》，《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6]王力：《詞類》，載《王力文集》第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頁。
[7]郭紹虞：《漢語語法修辭新探》，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8頁。
[8]沈家煊：《不對稱與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頁。
[9]沈家煊：《不對稱與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頁。
[10]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8頁。
[11]郭錫良：《從單位名詞到量詞》，載《漢語史論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6頁。
[12]沈家煊：《不對稱與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
[13]吴福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名量詞範疇的語法化程度》，載《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三），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46頁。
[14]何傑對語法學初創至今漢語量詞及其次範疇的分類情況作了詳盡地梳理和闡述，可詳參何先生文，因此本書不再贅述，參何傑《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2頁。
[15]嚴修：《二十世紀的古漢語研究》，書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16]我們對所檢索到的所有論文進行了梳理，所統計數據已經剔除了無關論文，如與數學相關的全稱量詞的研究，同時也排除了非本體研究的部分對外漢語教學的論文等。
[17]嚴修：《二十世紀的古漢語研究》，書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18]蔣冀騁：《葉桂郴 〈明代量詞研究〉 序》，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1頁。
[19]汪維輝：《〈齊民要術〉 詞彙語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頁。
[20]李若暉：《殷代量詞初探》，《古漢語研究》2002年第2期。
[21]黄盛璋：《兩漢時代的量詞》，《中國語文》1961年第8期。該文作爲第一篇對兩漢量詞展開斷代研究的論文，影響深遠，被語言學者廣爲轉引，但值得注意的是限於當時出土文獻整理問題等原因，該文所引出土文獻用例錯訛較多，部分量詞其實並不存在，説詳李建平《〈兩漢時代的量詞〉 補正》，載張顯成主編《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四輯，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346—353頁。
[22]何樂士：《專書語法研究的幾點體會》，載《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60頁。
[23]何樂士：《專書語法研究的幾點體會》，載《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60頁。
[24]李佐豐：《〈左傳〉 量詞的分類》，《內蒙古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
[25]對出土文獻的量詞研究和量詞起源動因與語法化機制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專題研究成果，但其性質較爲特殊，成果眾多，我們獨立作爲一類介紹。
[26]麻愛民：《漢語個體量詞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27]關於漢語量詞語法化動因的研究綜述詳參第九章。
[28]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頁。
[29]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30]李零：《現存先秦兩漢古書一覽表》，載《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7頁。
[31]高小方先生《漢語史語料學》第一章“漢語史語料學的對象、功用、研究原則與方法”對漢語史研究中語料的重要性進行了全面、詳盡地闡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2]舊題漢孔安國《孔傳古文尚書》，分46卷，計58篇，學界多以爲僞作。但隨着近期簡帛新材料的出土，其真僞問題引發了新的思考。但此問題仍無確切證據，故本書依前賢所訂材料。
[33]程俊英、蔣見元：《詩經》，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1頁。
[34]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頁。
[3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6頁。
[36]楊天宇：《儀禮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37]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38]高小方：《漢語史語料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
[39]郭沫若：《管子集校》，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7頁。
[40]張固也：《管子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版，第398頁。
[41]董治安：《說 〈晏子春秋〉》，《山東大學學報》1959年第4期。
[42]張覺：《商君書譯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43]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8頁。
[44]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3頁。
[45]高小方：《漢語史語料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3頁。
[46]爲行文簡潔，本書引《黄帝内經》徑出《靈樞》《素問》及其篇名，略去“黄帝内經”。
[47]向熹：《俞理明 〈太平經正讀〉·序》，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1頁。
[48]陳寅恪：《陳垣 〈敦煌劫余錄〉·序》，載《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灣）九思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7頁。
[49]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頁。
[50]按整理者説，1981年五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站在江陵縣發掘東周墓596座，其中56號墓、621號墓出土了簡牘。
[51]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的內容和價值淺說》，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版，第5頁。
[52]按，《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大正藏中題名爲“後漢安息優婆塞都尉安玄共沙門嚴佛調譯”，但據經題等各方面因素考證當爲東漢安世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