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種語言所具有的特點是最值得研究的，也是首先需要研究的。我們都知道，漢語有三大特點，一是靠詞序和虛詞來表示語法關係，二是有聲調，三是有豐富的量詞[1]。前兩者的研究都比較清楚了，僅有先秦兩漢的聲調情況還不太清楚；而後者的研究就顯得太薄弱了，哪一歷時階段有哪些量詞，每一個量詞的語源是什麽，其語法化動因與路徑如何，等等這些，我們都還知之甚少。學界公認的真正的量詞斷代史成果目前只有劉世儒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2]，更不要說有一部《漢語量詞通史》類的著作了。
縱觀整個量詞史的研究，最爲薄弱的是先秦兩漢量詞研究。其重要原因是這個時段的研究資料缺乏，傳世先秦兩漢文獻不僅很有限，而且又受到語料的真實度問題的制約。地不愛寶，儘管近現代的中華民族往往多災多難，而上帝在古文獻的賜予方面是偏愛我們的，百年來考古出土了大量的地下文獻，並且有很多是當事人記當時事的“同時資料”，爲我們研究包括量詞在內的語言文字提供了豐富的、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正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言：“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
余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開始接觸簡帛文獻，就發現內中有大量的量詞，特別是其中的遣策簿籍類文獻，量詞尤其豐富，而此類文獻又恰恰是傳世先秦兩漢文獻所未見的，自然其中有不少量詞不見於同期傳世文獻。這爲我們研究先秦兩漢時期的量詞甚至構建這段時期的量詞史，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只要先秦兩漢量詞史弄清楚了，漢語量詞通史就好構建了，因爲之後各個時段的語料都比較豐富，只需我們去認真梳理辨析了。由此我便萌生了從簡帛量詞研究着手，吸收甲骨文金文等有關成果，先研究先秦兩漢量詞，繼而向下探賾，最後寫一部《漢語量詞發展史》的想法。但是，一個人的學術生命是有限的，上帝賜予你的做學問的時間是有限的，很多美好的科研設想往往都因爲時不我予而無法實現，於是，我便將此量詞研究的項目交給適合的學生來做。[3] 建平於2001年從余攻讀碩士學位，屬於我招收的第四屆碩士生，一進校我就給他確定了古代漢語量詞研究的學術目標，學位論文題目就確定爲《先秦簡牘量詞研究》，主要以楚簡和秦簡作爲研究的資料來進行研究。論文於2003年寫成並順利通過答辯，得到專家一致好評，獲得碩士學位。2005年，我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簡帛量詞研究》，建平作爲主要研究者之一參加了該項工作，并和我共同順利完成了項目，目前同名結項成果已由中華書局於今年6月正式出版。建平2007年又從余攻讀博士學位，我們共同確定《先秦兩漢量詞研究》作爲其博士論文題目，在已有成果基礎上擴大研究範圍。先秦兩漢時期文獻數量眾多，性質複雜，工作量大，建平在讀博期間夜以繼日，於2010年順利圓滿完成了論文，并被評爲重慶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建平對其博士論文進行加工修改潤色，即將正式出版，付梓前向我索《序》，因爲有關量詞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多多少少有些思考，故願在此談談與該書有關的問題。
斷代史研究是漢語量詞發展史研究的基礎，要構建漢語量詞通史，必須首先研究好各個歷時階段的量詞史。但由於古代文獻汗牛充棟，任何一個歷時階段的文獻都極其龐雜，要寫任何一個時段的量詞斷代史都是頗爲困難的。如得到學界一致好評的量詞斷代史專著劉世儒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內中也有不少瑕玼，我們在進行出土文獻時就發現了該書這方面的不少問題，汪維輝先生在對《齊民要術》詞彙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該書不少相關問題，可見量詞斷代史研究之難，所以，建平的這部《先秦兩漢量詞研究》的完成是不易的。
語料蒐集與整理是漢語史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決定性的環節。先秦兩漢的語料多而複雜，甲骨文、金文、簡帛、碑刻等出土文獻的釋讀不易，有些語料的斷代不易；傳世文獻的真僞和斷代也不易。比如《墨子》中《備城門》以下諸篇與此前諸篇的成書相比顯然要晚得多，不能視爲同一歷時階段的語料；雖然入土時代即爲出土文獻的書寫時代的下限，但對於書籍來說，其成書時代仍要分析，如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雖然墓葬時代爲西漢初年（漢文帝前元十二年），但其成書時代我們推測當在戰國晚期。建平在研究過程中，對所用語料都進行了細緻分析，對文本進行全面整理與研究，并廣泛搜集不同的版本，進行比較與考訂，首先確定語料的真實性，這爲其研究的科學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出土文獻研究來說，不僅要藉助整理者的釋文，還要廣泛吸收整理報告發表後學界的有關釋讀成果，並且必須認真核對圖版，以確定最可靠的釋文。建平在此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如稱量車的個體量詞“輛”先秦兩漢文獻均作“兩”，但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簡130原整理者釋文“功閒大車一輛”，出現了“輛”，頗爲可疑。建平細審圖版，發現“輛”爲整理者之誤釋。此類成果書中有很多，建平在量詞研究過程中先後在《考古與文物》《中原文物》和《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篇與量詞有關的簡帛、碑刻文獻釋文考訂的論文，可見其對語料考察之精。
該書貫徹二重證據法，綜合考察了先秦兩漢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總計200多種（批），釐清了該時期量詞的基本面貌，對所得的339個量詞的語源及其在先秦兩漢的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考察。通過研究發現，其中多達106個量詞修正了此前研究的結論，或訂補了有些量詞原來的釋義、或增補了原來未知的本時期量詞的新成員、或補充了一些量詞用例的缺無、或提前了一些量詞的初始用例，等等這些[4]，讓我們對這一時期的量詞狀況有了全新的認識，同時也爲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和修訂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先秦兩漢時期是漢語量詞的源頭，該書不僅是漢語量詞發展史的寶貴成果，也是漢語歷史詞彙的重要成果。
該書屬量詞斷代史研究，但該書並不僅局限於斷代研究，對不少量詞也展開了歷時研究，例如對泛指量詞“枚”和“個”興替的考察，對稱量車的量詞“兩”和“乘”的研究等等，均做了仔細的歷時研究。還值得稱道的是，書中往往不光考察這些量詞的演變興替，還進一步考察分析了其興替演變的動因等問題，這顯然是難能可貴的。
漢語有豐富的量詞，而漢藏語系的其他一些語言，以及南亞語系的不少語言，也具有量詞（或稱“單位詞”），過去研究漢語量詞的論著，往往將研究材料的範圍局限於漢語本身，未能將視野擴大到世界各語言的大範圍來研究漢語量詞。我們認爲，具有量詞的語言在爲何有量詞和如何使用量詞上一定有其共性，在研究漢語量詞時則很有必要聯繫有關語言的情況來進行考察，這一定對漢語量詞的研究有利。該書在研究中，能在綜合運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語料的基礎上，將視野進一步拓寬，既善於借鑒民族語言研究的成果，又善於考察漢藏語系、南亞語系量詞語言中量詞的發展情況，從而發現並論證了雙音化趨勢在量詞語法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一研究方法和所得結論，顯然是十分可喜而寶貴的。
如上所述，先秦兩漢文獻資料非常複雜，特別是有些出土文獻的釋讀難度極大，有些詞語是否是量詞還存在很大爭議，該書本着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將此類量詞作爲“疑似量詞”附錄於書後，并逐一考察與分析，體現了作者踏實、嚴謹的學風。
建平長期致力於漢語量詞發展史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先後主持了有關量詞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多項，在《中國語文》《古漢語研究》《語言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40餘篇，并多次被人大複印資料《語言文字學》《經濟史》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全文轉載，本書即將付梓，而其量詞研究的另一部專著《隋唐五代量詞研究》也已出版，真是可喜可賀！希望建平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向着既定的目標，勇往直前，先完成各時段的量詞斷代史研究，然後完成漢語量詞通史的研究，最終寫出一部《漢語量詞發展史》，填補漢語史研究無量詞通史這一空白，爲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目標是遠大的，道路是崎岖的，前行是艱難的，在當今物化浮躁的社會，真要能靜下來做學問不易，願建平“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小行盡短視，相信建平是可以達到目標，完成預期的研究計劃的。
是爲序。
張顯成
2017年9月3日於西南大學竭駑齋
[1]漢藏語系和南亞語系中的有些語言也具有不少量詞。
[2]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
[3]由於受到我碩士導師四川大學經本植教授的薰陶，深知“同時資料”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故原來還曾設想既要做簡帛研究，還要做碑刻研究。後來（1998年），從四川省阿壩師範專科學校調至我西南師大（現西南大學）文獻所工作的從事《左傳》研究的毛遠明先生，正苦於找不到理想的研究領域，向我求教，我便建議他改做碑刻研究，於是把我的有關碑刻的資料也給了他。毛先生三年後便開始出碑刻成果，十年便成了碑刻專家。現在看來，我把自己原想研究的領域“轉交”給毛先生是正確的，因爲一個人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一輩子做不了多少事，把自己認爲有價值的研究領域或課題“給”別人來做，是一個學者應有的義舉。
[4]可參該書之《附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