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本体论

第一章 现代散文的“情”“志”之真

第一节 “散文的心”

现代散文的所谓“情”“志”，实际上也就是散文的“意”。一篇散文若不立意，就没有灵魂，缺乏生气。而一篇散文的立意如何，则关系着其艺术质量的高低和审美感染力的大小。郁达夫说：“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有了这‘散文的心’后，然后方能求散文的体，就是如何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到了这里，文字的新旧等工具问题，方始出现。”[1]

散文中的“意”，既是自然、社会等客观事物的内在精神，也是散文创作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再创造的结果。“意”来自创作主体精神与客观事物内在精神的审美遇合。在遇合的过程中，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意绪等主观精神有了外在客体作寄寓之所，变得更为形象、具体，也更为充实。另一方面，外界事物的客体也因为有了创作主体精神的笼罩、拥抱和全身心的投入，而变得熠熠生辉，具有了生机和活力，成为蕴含着作者主体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它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审美化的自然，并由此凝聚、升华出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想象空间和审美空间。同时，因为外界客观事物本身是丰富复杂的，是多维多面的立体组合，并且还处于不间断地运动、发展和变化中；作者主体也具有完全不同的、独具个性的知识结构、思维形式、情感方式、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所以在主体与客体的遇合过程中，当客观事物的内在精神和写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相互作用之后，其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也就比现实生活世界更丰富多彩，更丰厚复杂，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也就纷繁多样。

由于散文取材非常广泛，它“涵盖时空，广大无边，大至国家社会兴衰治乱，山岳江海沧桑变迁，小至个人一言一行一闪念，一颦一笑，一饮一啄；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2]；散文的艺术形式也多种多样，小品、随笔、杂文、读书笔记、游记、回忆录、书信、日记、序跋、传记、抒情散文、叙事散文，等等；散文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叙述、描写、抒情、冷嘲、热讽，无所不具；散文在结构上随意赋形，“随时的抓取，随意的安排，而用诗似的美的散文，不规则的真实简明地写下来的，便是好的小品文”[3]。由此决定了散文的“意”的内涵或意蕴也丰富多样：有的可以是作品的主题、主旨或中心思想；有的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心境；有的可以是一种感受，一种情趣；有的可以是一种直觉，一种闪念；有的可以是一种艺术形式和语言的美；有的还可以是上述集中的结合；不一而足。不过，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情”和“志”两类，所谓“志”的要求是高远、深刻；所谓“情”则要求诚挚、美好、纯粹而又博大深广。然则，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都要求发自作者的内心，包孕着作者对生活独特的思考和见解，渗透着某种情感和哲思，都要求能够展示或暗示出时代和现实在作者心幕上的斑驳投影，甚而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散发出清新的催人向上、发人深思的气息和魅力。

散文的“情”与“志”首要的要求是真，不单是对外界客观物象的实写实录，更重要的是渗透着作者独特的思想、观念和对客观物象的情感和评价。“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4]所以，散文的真实应该是高于生活真实的“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实”[5]，是从作者纯真的心田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对现实、人生和自然的体味、思索。作者以一己纯真清洁之心去感受、品味和探索周围的一切；然后再把自己在或辛酸或抑闷或欢欣或愁苦或激越或低回的人生阅历中所得到的思想、智慧和所留下的情感体悟，敞开心扉告诉读者。所以，散文的“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Personal note）”[6]。

鲁迅曾说：“又因为惊异于青年的消沉，作《希望》。”在这篇散文诗中，我们可以听到对青年的希望的幻灭给鲁迅带来的更大的寂寞和痛苦。他在作品中，描述了心中的“寂寞”、“哀死”“暗夜”和“虚妄”，表现出了从鲁迅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所无法看到的内心的“苦闷”，隐含着他自身感觉到的受“青年的消沉”现象刺激而产生的巨大痛苦。“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世上的青年”的“哀死”和“消沉”，也是鲁迅内心世界的真实的感受。这篇散文诗，流露出鲁迅内心最深重的寂寞感和在“希望”与“绝望”间无地彷徨的矛盾心境。同样，在作品中，鲁迅深感寂寞而又努力打破寂寞，感到希望的渺茫而又与绝望抗战。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相交织的矛盾中，鲁迅发出了反抗绝望的悲凉而又坚忍的声音：“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这样，鲁迅在毫不遮掩地自我袒露中，重新获得了内在的力量和信念。我们由此也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丰满的、立体的、没有丝毫伪饰的鲁迅形象，看到了他内心中的空虚、寂寞、绝望的“消极”情绪，也看到了他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矛盾斗争，彷徨于无地的内心苦痛。你可以说他写的是个人悲欢，一物之微，但你也不可能看不到“心事浩茫连广宇”的他，如何在这小小的个人天地中，开拓出一个广阔的人生的大世界，你也不可能感受不到他所带给我们的思想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激励。而这种效果的产生，正是由于作者鲁迅自我的真诚和坦白。

散文立意的“真”，不仅表现于情感的真，很多时候还表现在思想上的真，理性上的真。钱锺书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的是阴间的魔鬼和阳间的作者的对话。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变形。这个饱经历史沧桑的魔鬼，表面上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其实是否定精神的化身。它能思善辩，出语“歪歪斜斜”，且不大合乎逻辑，但却处处歪打正着，说出了一系列令人战栗的可怕的真理：“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的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坏的由我买卖。到了19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 “像我这样有声望的人，不会没有应酬……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领换饭吃”。从视角到构思，从语气到逻辑，都与通常杂文不同。其自由思维和存在于意念中的感觉思维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散乱状态，没有连贯性和固定性，显得扑朔迷离、怪诞离奇，却从这种曲折怪奇的形式中透彻地折射出生活的哲理和某些现象的本质特征。

当然有些作品并没有那种从纷繁的材料中经过反复提炼、凝聚而成的主题思想，而主要是表现一种情趣，一种野趣，并不以多么高深的思想性取胜，如周作人的《喝茶》。作者开门见山，点明了题旨：“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接着就谈起自己的“喝茶观”: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中间则大谈中外各国的“茶食”，认为最好的是日本的“羊羹”和江南的“干丝”。从作者对绍兴昌安门外周德和“豆腐干”的追忆中，可以体味到他淡淡的思乡怀故之情。文章谈古说今，平和冲淡，正如“喝清茶”,“赏鉴其色与香与味”，充溢着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趣。作品所表现出的情趣，与他的“上至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的散文题材观，与其“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的散文语言观，与其“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的人生观，是相吻合一致的。从《喝茶》中可见周作人思想、性格和审美情趣的真实的一面。

其次，散文的“情”与“志”必须新颖，有独创性，要以清新的意味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和启示。它不强调题材、主题的深奥、观点的惊人，而是要在平凡中显示不平凡的思想、见解和情感、体验。这种新颖、独特的“情”与“志”不是来自作者的闭门造车、苦思冥想，而是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理解和感受。只有观察得细，体验得深，理解得透，感受得丰富强烈，才能做到立意的新颖和独创。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和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写的都是对“五卅”惨案的见闻和感想。前者把自己的愤怒与鄙视、感动和虔敬的爱与憎的感情，贯穿于所见所闻中，直面同胞淋漓的鲜血，怒向敌人高举的屠刀，满腔悲愤如山洪倾泻、火山爆发，不可遏抑，有着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撼动人心的力量。后者则以简洁质朴、亲切自然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惨案的街血洗去后南京路的实况。不仅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血腥罪行，而且还描述出一些市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屠杀自己的同胞时的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表现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民众惊醒、奋起的爱国主义思想。

再如，在旧社会，钞票贬值是常有的事，用纸币来换现银也是常做的事。鲁迅有十几元钞票，听说能用纸币换现银，就去以六折换了一半，心里感到满足。后来又涨到了七折，心里更加高兴，把剩下的一半又换了。这在当时是生活中的常事，但鲁迅却在《灯下漫笔（一）》中表现了大师的独到见解。作者由这件极平常的事进行深入思考，引出了一个社会大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两种朝代更替的历史：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要求时代的青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样的认识，就包含着作家新颖、独到的见解，给读者以新的感受和思考。他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运用逆向思维，指出：“为什么历代‘圣人’要提倡中庸，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的所需。”这里将历代“圣人”提倡“中庸”换成大家并不“中庸”，用独特的逆向思维，冲破了由习惯或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式，得出的见解可谓新奇，使作品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的声音”，给正在抗战的国人以极大的启示与鼓舞。

散文的“情”“志”除了真实新颖外，还要求深湛。所谓深湛，就是言近而意深，纸短而情长，“情”“志”深远而不浅露。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散文艺术也有文野、粗细、高低之分。那些“情”“志”浅露的作品便是粗糙的艺术，而那些立意精深蕴藉的作品才是精珍的艺术。优秀的散文作品，表面上可能平淡无奇，看不出有过人之处，但若仔细地吟咏、体味，便会发现其思想、情感之丰厚之深湛。在文面上，它可能没有所谓的“点题”文字，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作者深邃的思考和高远的眼光。鲁迅的《螃蟹》一文，主要讲述了一个螃蟹蜕壳的寓言故事：一个即将蜕壳新生的老螃蟹，怎样提防着自己在蜕壳后“身子还软”的时候被“同种”吃掉，又怎样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个声言要“帮”他的“同种”，其实是想趁机吃掉他的险恶居心。通过这个小故事，鲁迅揭示了一条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一个经蜕变获得新生的事物，当他处于幼弱阶段的时候，往往存在着被旧事物扼杀的危险。他还通过强调老螃蟹的“不安”并非空害怕，“实在亲眼见过”，以指出这条规律是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一篇散文所言之“志”的高远、深刻，并不一定非得靠“重大题材”。许钦文的《花园的一角》表面写的是花园的一角，是一种生态关系，里面有柔美的水杨、壮美的夹竹桃，细簇簇碧油油的草地上点缀着一丈红、红蔷薇、凤尾草，池塘里，千姿百态地长满荷花。这儿确实是一个美的所在。但一些不雅观的生物也开始登场亮相：青蛙、蛇、水虱、蚂蝗、泥鳅。接着主角蜻蜓上场为追求蝴蝶而被蛛网黏住，癞蛤蟆高兴地爬过去吃蜻蜓。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在代替蜻蜓惋惜”。蜻蜓感到凄凉，却又“以为这是甜蜜的。因为他以为蝴蝶姑娘要用温柔的手解除缠着他的网丝了”。在美与丑、善与恶、蜻蜓与癞蛤蟆的对比中，作者以蜻蜓为核心构造了一个象征体系，使花园一角的生态关系成为人类世界一角的缩微，包含了世界中美善与丑恶的搏斗和爱与死的悲剧。追求的结果是牺牲，牺牲却未必能换来理解和相应的报偿。花园一角发生的一切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悲剧？作者的精心立意和巧妙构思，使读者在生物世界的形象关系中发现了与人类世界异质同构的联系，因而得到情感的震动和思想的启迪。

具体到单篇散文，作者或抒情或言志，只是相对来说侧重于哪一方面而已。《花园底一角》固然能以象征手法营造的象征体系，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美与丑、善与恶的搏斗和爱与死的悲剧，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富于哲理意味的探索，但作品中也寄托着作者对社会生活尤其是时代惨变的观察、体验和他的痛苦。文章写蜻蜓临死前，花草树木尽管都为他悲哀，表示同情，却没有一个助他一臂之力，在描写中渗透着作者的孤独与悲哀。整篇散文在一种诗意的氛围中，蕴含着作者对美的渴望与深情，也包裹着作者的悲愤之情。

同样是写情，吴伯萧的散文《马》则寥寥数语，却也能情透纸背，力透纸背。吴伯萧写到他的父亲，只有三句话。在叙述了自己喜欢骑马，常常跑得连午饭都忘了吃之后，作者写道：“直到父亲呵叱了，才想起肚子饿来。反正父亲也是喜欢骑马的，呵叱那只是一种担心。啊，生着气的那慈爱喜悦的心啊！”父亲呵叱时的神态，作者没有展开；父亲呵叱的内容，也没有叙写；“我”的反应，也略而不谈。作者只是抓住“呵叱”，剖析它实际上是“一种担心”，抒发自己怀念父亲的“生着气的那慈爱喜悦的心”的绵绵无尽的爱意。冰心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这本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恩慈的母亲，她是最初也是最后我所恋慕的一个人，我提笔的时候，总有她的颦眉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记自己的痛苦。”优秀的散文的语言中，无不洇润着感情的分子，它之所以能使读者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关键全在一个“情”字。散文只有写出了“我”之情，也就是说这个“情”是真实的、个性化的、精湛的，那么它就会以其独特的情感魅力来打动读者、征服时代。没有“情”的散文只是一具没有生命活性的肉体。正因为如此，抒写父子之情的《背影》（朱自清）和《一个人在途上》（郁达夫），抒写母子之情的《寄小读者》《南归》（冰心）和《落日》（萧乾），抒写夫妻之情的《给亡妇》（朱自清）等情真意笃之作，才能在与读者心灵的共鸣中，保持着其恒久不移的价值。

散文要确立真实、新颖而深湛的“情”“志”，还要注重两者的融合。“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绝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7]一篇散文若重在言“志”而少“情”的滋润，则常显枯涩，若重在抒“情”而乏“志”为依托，则回味不永。所以，在散文中尽管强烈的独特的感情必不可少，但理性的统摄也至关重要。鲁迅的散文《忆韦素园》，选取韦素园与作者交往中的“相识”“守案”“剖白”“探病”“死”五件小事，秉笔直书韦素园在“默默中生存”，又在“默默中泯没”的人生，表现了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默默地认真工作，在艰难的时日，在自己生着病的时候，仍默默地非常负责地在“未名社”对付“内忧外患”的业绩。对于这样一个在文坛不引人注目的人，鲁迅认为他是“值得记念的青年”。这原因在于鲁迅在与其交往中有深切感受，蓄积着怀念亡友的悲凉、哀伤的情感。如在“探病”部分作者写道：“精神却并不委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又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文章由韦素园的事迹引开，联系文坛上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揭露其将死尸当成“沽名获利之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的丑恶嘴脸。在生与死、美与丑的对比中，进一步肯定、颂扬了韦素园“认真”,“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高度评价了像韦素园这种既非“天才”，也非“豪杰”的青年在中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在悼念亡友的悲凉情感之中隐含着对中国现实和中国知识界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思考。现代散文尤其是杂文，对世界、对人生的内在意蕴进行了整体性的开发，树立起了现代散文（杂文）的丰碑。其他如郭沫若、冯雪峰、聂绀弩、闻一多、秦似、宋云彬等的杂文都作了对生活的哲理的揭示。

散文中的理，不能像议论文那样直接说出来，而是让感情不断升华，处于最高点和饱和状态，通过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所以散文中的理，必须是情感化的理，形象化的理，而不是抽象的逻辑说理和干巴空洞的说教。丰子恺的散文《渐》引类取比，夹叙夹议，纵谈作者对“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人事荣枯兴衰的观察和经验，富有哲理意味，而且还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理抒情：某农夫每天早晨抱着牛犊跳过一道沟，到田里劳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不知牛之变大变重。有一天，农夫因事停止劳作，次日就再也不能抱着牛跳沟而过了。作者以故事来说明“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能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都在增加其苦劳！”这一故事的插入，不仅使深奥的哲理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达，而且还赋予文章一种新鲜隽永的趣味。

散文中说理、言志的方式多种多样。

第一种是在具体的叙述和形象的描写后，于作品最后进行议论，直接说理。如鲁迅的《匾》，其主旨是批评文坛上有些人只作空论而不务实际的作派。作品没有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作严谨的探索，而是举重若轻，只是向读者讲了一个笑话：从前有两个“近视眼”要比眼力，来到关帝庙，要看匾上写的什么字。来之前，二人先到漆匠那儿打听了一下。因探得的内容不同，一个记得是大字，一个记的是小字，于是两个人互相指责对方说谎。有人对他们说，那匾还没挂起来呢！最后，鲁迅直接点题：“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匾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先写张资平“跑进‘乐群书店’中”，分析张资平小说的价值倾向，再写张资平要去大夏教“小说学”，最后才提炼出张资平“小说学”的“精华”: “那就是——△”形象而直观地揭示了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的实质。

第二种情况，是将理寓于具体形象之中。有些散文的理，并不在作品中直接点明，而是寓于具体的形象中。像前面分析的鲁迅的《螃蟹》、许钦文的《花园底一角》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作者不借助叙述故事、描写景物作间接体现，而是把诗意的思索、感情的激流，直接从胸中、从笔端溅出来。例如丰子恺的《杨柳》写道：“看见湖畔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里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 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然而，他之爱杨柳有些特别，既不“爱它的鹅黄嫩绿”，或者“爱它的如醉如舞”，或者“爱它像小蛮的腰”，或者“爱它是陶渊明的宅边所种”，这些都不是他爱杨柳的原因，他认为“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别的花只顾贪慕虚荣地往上长，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真是“可恶而又可怜”。而“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的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越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作者实质上是借赞柳来阐释他的“贵贱观”，从对柳树轮廓的勾勒中，活画出一副社会相，文章笔无藏锋，犀利逼人，纵横剖析，痛快淋漓。

第四种说理方法，是作者边叙边议，在叙述和描写的过程中，用议论加以调和、点化，将叙述、描写的内容向纵深开掘。朱自清在给俞平伯《燕知草》作序时，特别提到作者怀着“素朴的趣味”写下的《雪晚归船》: “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实也是抒情的一法……”[8]朱自清将“夹叙夹议”的说理看成是“抒情的一法”，而夹叙夹议的写情，则是一种情理交融、叙议结合的抒情之法。

总起来说，“情”与“志”是构成散文的重要因素之一。优秀的散文一方面要有强烈深湛的感情，同时也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二者完美融合，互相依傍互为支持，才能使散文有上乘的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