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改造思潮的思想来源

杨杏佛（杨铨）总结中国将近30年的社会改造思想时指出：“自东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社会之思想经一大变化。孔孟庄佛以外益以西哲之新说，其结晶遂成近三十年来合古今中外之新思想。因所含原素之异同多寡，而有不同之派别。说者每以百家争鸣群言庞杂为近代思想之诟病，不知此实思想解放后当然之结果。”[73]从思想来源看，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主要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各种社会学说与理论，同时发掘和整理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资源，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造思想。

一 世界各国社会改造的经验教训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改造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改造。罗家伦著文指出：“却说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由东欧倘然涌入中欧；由中欧而西欧；将由西欧出英吉利海峡，分为两大支：第一支直奔南北美洲经巴拿马运河，来太平洋同第二支相会；那第二支沿非洲西岸，过好望角，入印度洋，经加尔各答，越菲立滨群岛，进太平洋而来黄海日本海。这支所经的洋面最大，所遇的障碍最多，所以潮流的吼声愈响，浪花的飞腾愈高。……诸位不见俄罗斯的革命，奥匈的革命，德意志的革命，就是这个新潮的起点吗？”[74]世界新潮流漂洋过海而来中国，俄国革命潮流则从陆地滚滚而到中国，对于中国的影响乃势所必至。中国先进之士积极而热情地迎受世界改造的潮流。

1.研究世界改造的发展潮流

正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易君左，探讨了西方社会改造运动，指出其中的国家思想、个人思想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变迁。他说，社会的思想在19世纪第一次战胜个人的思想；在20世纪之今日又第二次战胜国家的思想，其唯一无二之明证，即为此次世界大战争。“是国家经此次大战之洗练，已经无形的改造一次，故时至今日，徒能探听社会改造之呼声；而此呼声第二次遂变为20世纪初叶之大问题。”“吾敢大胆宣言曰：此次大战后所起之社会改造原理，即国家的思想衰灭，同时即为社会的思想勃兴。申而言之：即社会的思想突入国家的思想之领域中，而占领其领域；国家思想遂为社会思想所败。”[75]因此，19世纪社会改造完全为社会的思想战胜个人的思想，20世纪社会改造完全为国家的思想战败于社会的思想，所以最近200年间社会的思想如火如荼，支配全世界。

从社会思想的渊源来看，“夫二十世纪之改造潮流，当然受有十九世纪之改造潮流之影响，然其主要之原动力，吾人不能索诸虚无荒渺之域；最显而易用者，即以德意志与法兰西为代表。此虽迹近于武断，然吾人须知此次大战，若溯其远源，实为法兰西的社会思想，战胜德意志的国家思想；而此后社会改造之原理，将以法兰西式的思想代替德意志式的思想；质言之：即社会思想对于国家思想之勃兴。”[76]易君左从社会思想的演变来推论国家的思想，得出国家主义衰落而社会主义勃兴的结论，这正是世界社会改造的思想趋向。

中国人从世界改造潮流中也认识到，现代社会运动可以分为“温和的新村运动”和“直接的社会革命”两大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其色彩和运动的手段各自不同。最温和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信奉社会主义，认定现社会的罪恶黑暗，但它们想从事于政治活动，取得政权以实施它们的主张；又想以社会主义慢慢去浸润代替资本主义，绝不采用革命的手段去反抗资本家和政府。这种不彻底的、乡愿的绅士的社会运动，虽势力还未可轻侮，然而不可谓为社会运动的正轨。

与此相对的是俄国的广义派。郑振铎认为，“他们是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的。他们以国家为操纵一切经济分配的单位。他们实行土地，银行铁路的国有政策。一切房屋，则归于市有。他们又极端的反对一切资本家，主张必须以劳农阶级为国家的执政者”。因此，这种主义“实在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同时指出，最彻底、最激烈的还是安那其的运动，“他们是想从根本上把现社会改造过的。无论是宗教，道德，家庭，经济的一切组织，他们都想完全推倒他，实现一种的‘各尽其力，各取所需’的新社会。”[77]俄国革命代表着社会改造的方向。正如罗家伦所指出：“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78]可见，中国人努力研究世界的各种社会改造运动，诚如《新社会》所说，他们的社会改造运动“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79]

2.借鉴苏俄社会改造的经验

苏俄革命被誉为社会革命的典型，引起中国社会改造者的极大关注。一方面，他们考察、研究和总结俄国革命或社会改造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他们借鉴俄国革命或改造的方法和手段，思考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提出中国改造的方策。

有谓：俄国革命后之内情，初因封锁严密，交通阻隔，不免传闻失真。各国名人纷纷赴俄考察，新闻家纷纷携笔入俄，考察劳农俄国的政治、教育、卫生、劳动、社会状况、刑法等，无不有所报告，“庶足以窥见新俄国改造状况之一般（斑）也”。[80]随着劳农政府战胜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布尔什维主义日渐发展，成为“二十世纪唯一的光明灿烂的社会革命的先进国”。所以《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指出：“现在我们中国的比（毗）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81]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青年有感于中国“社会黑暗，非改造不可”，决意到俄罗斯去考察或留学，希望将俄罗斯的变革“作一种研究的资料”[82]。可见，苏俄的社会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学习和仿效的榜样，也为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和手段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改造方面，法学家周鲠生指出，俄罗斯革命是近世政治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不但从根本改换了俄罗斯政治社会组织的面目，变动了世界的政局，而且在国民政治的解放和改造事业上，供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模型。[83]《妇女评论》说：“我们看了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宪法，和各国赴俄调查员的报告，便可知现在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和幸福了”，称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实开数百年无数社会主义者理想成功的创始的第一个国家”。作者认为，“有许多人见苏维埃政府是一个工人政府，便疑他不尚知识；又因在从前革命时代，看到许多纷乱状态，就以为他们只作激烈的破坏，不谋和平的建设。岂知道苏维埃政府所施的政策和做的事情，很能彻底觉悟，把阶级的黑暗的旧制度，连恨拔起，更新建立一个新制度，在平等的光明的基础上面。”[84]《曙光》援引苏维埃政权为例，证明劳动者完全具备当家作主的能力。文中说道：“方俄苏维埃制之初行也，彼农夫、工人之程度与中国平民等耳。然几多农夫、工人亦充代表，出席苏维埃议事，秩序异常整齐，议案亦甚精彩。”因此，中国人民也可以真正地平民自治，并予以政治的训练。[85]该文也是着眼于借鉴俄国革命的政治改造经验。

在经济改造方面，瞿秋白对苏俄实地考察后指出：“社会改造之中心问题在于经济组织之整顿，推翻旧的，创造新的。俄罗斯革命的价值就在于经济改造政策的适当与否而定。俄国工业程度及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战前本是落后的，所以当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起时，各国无不惊骇，引为奇事。”因为采取自由商业制，就难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来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便于不远的将来，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86]。《解放与改造》认为，广义派的社会改造“以设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第一要件”。当时苏俄由劳动阶级施行独裁政治，作为实现理想的活动机关。劳动独裁政治有三种职能：（1）凡属绅阀之政权悉废灭之，或由劳动阶级掌握国家之权力，一时地利用绅阀之政治势力。（2）施行一时的改造政策（即应急政策）。（3）防止产业解体。[87]这是对于俄国社会改造经验的总结。

曾经考察苏俄的刘湛恩博士也谈到他的观感：“他们近来对于改良农村生活和农村的教育，与我们中国很有参考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在俄京多住几天，尽量设法调查他们的内容，方不辜负此一行。”“我的计划如果能实行，实在可解决一切平民经济的问题和改良农民生活问题。所以回国以后，决计向这方去进行。”[88]这里提出了以苏俄为榜样来改造中国农村的计划。可见，在俄国社会改造的影响下，中国先进之士学习和借鉴俄国改造经验，奉俄国为中国社会改造之师，成了一种潮流。

与欧洲战后经济凋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俄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这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闽星》半周刊登载的《红年大熟》一文，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情形。文中说到，资本主义各国“食料之短绌，物价之高昂，还是与战时无异”，唯独苏俄“因为红革命以来私产制度打破，农民骤然得有广大的土地，自己耕作，自己收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不高兴劳动？”“兵焚之后，必有凶年，这一句老谈正是随时适用的。古今中外超出这个常例的却只有俄国。”[89]因此，作者发出“怀疑革命的，何不看看俄国”的警示，表明了他对于俄国社会革命的无限向往。

瞿秋白实地考察苏俄情形，更坚定了中国“以俄为师”的改造信心。他这样总结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90]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家的启示，承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得益于社会改造思潮的发展。以文学改造社会，可以说是从俄国革命得到的宝贵启示。

通过对俄国革命的研究，中国先进之士将社会改造提升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民风》的一篇文章指出，现在世界革命的声浪日高一日了！将来的结果是实行社会主义。劳动阶级欲贯彻他们的主张，首先要取得国家政权，以为过渡之桥梁，而后方可把工业制度从根本上改造。所以革命的劳动阶级便要创造一种新社会的制度，将社会的财产（土地、矿山）和生产机关（工场、器械）从掠夺者（资本家）之手取回，而奉还之人民全体所公有，这是劳动革命团唯一之责任。凡属国有的机关，亦要收回，为社会所支配，而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组织。因此，“我们既已觉悟，便要组成一大团体，推翻资本制度的社会，而组织一共同劳动互相协助的社会”[91]。1920年11月，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写道：“读《俄罗斯之新建设》一文，其宏谋伟画，真足令人惊异。现在青年出路，做社会主义实行家，必定要亲身入工厂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觉悟，而实行社会改造。”他秉烛夜读《共产党》，得出“今后的学者，不为社会主义实行家，亦必为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结论，决心以马克思主义“立定此一生行为的标准”[92]。倾向共产主义的包惠僧坦承：“我观察中国的国情，对于社会革命必取的途径，非采直接行动劳农专政的方法去进行不可。……所以我主张要革命，就非直接行动不可，革命以后，就非劳动专政不可。这样的运动，在俄国已有成绩了，中国与俄国土地相接，同是大陆性，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政治民情风俗习惯，大体相同的，凡属在俄国试验的有成绩的，我们中国拿的来依样的做下去，当没有不对的，即令间会有点有出入的地方，而大旨总不会相左。”[93]可见，通过关于社会改造的热烈讨论，中国人找到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楷模。社会主义的苏俄已经被当作最新的社会模型，而成了广泛研究的对象。[94]

中国改造如何借鉴俄国的经验，成为许多人热烈讨论的问题。例如，1920年12月，刘仁静与恽代英在往来通信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刘仁静认为，俄国革命是民众的革命而不是英雄的革命，据此相信，后进国革命后来居上，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更猛烈：“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titution 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我们所希望的共产主义，应该是实业交通大发达，完全应用机器生产的合作共享的社会主义。”恽代英则认为，俄国革命是列宁等贯彻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不是起于劳动阶级的自觉，中国尚无俄国之列宁，故对中国革命不抱乐观。而且，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堪忧。许多谈社会主义的人自己过分享用“间接从劳动者身上剥削得来的”，以致唯物史观、劳农主义都只成为文章或谈话资料，不肯真为劳动者谋革命。此亦成为他坚持以乡村教育为手段，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原因所在。刘仁静批评恽代英通过办小学校，提高人民的知识程度来改造中国的路径，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大规模发展实业：“我相信只有发展实业能使农民由克服天然的结果不信运命鬼神，由需用知识的结果，努力学问，由机器生产兴味浓厚的结果，享乐现实不信来生，由工作时间减少的结果，才能努力学问”[95]。两人关于如何借鉴俄国革命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实行社会主义手段的争论，他们的起点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只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上有出入，实际上表现出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道路的分歧。由此可见，中国先进分子更关注俄国社会改造的方法，作为中国改造方法的借鉴。

3.总结欧美各国社会改造的经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改造的经验，也引起中国先进之士的重视。陈谪生所译日本植原悦三郎著《欧美各国改造问题》一书，评述了世界大战后英、美、法、德、苏、日诸国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应改造之处。[96]君实译《欧美各国之改造问题》[97]和谢六逸译《欧美各国改造问题》[98]二文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分析欧战的原因，阐述社会改造问题的由来，指出各国将来社会应当改造的情况，也总结了战后各国改造的共同方向，厘清了各国改造的手段与方法的差异。文中指出：“这大战是德国工商业的发达和人口的激增而不能不图发展所致的。俄国的武断政策、法国对于德国之因袭的复仇观念、英国对于德国发展的嫉妬，都是诱致这次大战的主因。欧洲的交战国国民已经知觉了这种深刻的战争惨祸，而且政治经济产业社会组织所有的缺陷都完全暴露出来。所以自美国参战以来，联合与国对于欧洲战乱的重要目的，就是实现德莫克拉西于世界，确立世界的和平，为一般的呼声。这德莫克拉西和世界改造差不多是世界各国民的标语了。今日战后的改造，各交战国民异口同音的呼着。各国的改造大异其趣，而改造的目的不外乎德莫克拉西的实现。他们的目标大概相同，但是各国情状既异，所以改造的手段和方法也各自不同。在欧洲交战国中，唱战后改造最甚的要算英国，其改造分为政治组织和经济产业及社会组织两个方面。于过去的政治经济产业及社会组织，不品评劳动者阶级——国民多数——的地位与实力，是各交战国最大的缺陷。所以，战后改造呼声为此而发。英国唱战后改造的，以战争中国民多数——劳动阶级为主，他们在战后于政治经济产业社会组织等赢得地位。就英国本土而言，政治组织既以德莫克拉西为基础，政治组织的改造已不算重大问题。所以英国战后的改造，第一，使经济产业组织成为劳资共同的营业。第二，最难的是教育制度的问题。”[99]总之，通过研究欧洲各国改造的历史和现实，把握世界改造的发展趋势，为中国社会改造提供有益的参照。

欧洲各国社会革命的历史，也足资中国社会改造者借鉴。易君左指出，历史明确昭示我们，19世纪之初叶法兰西大革命不仅推倒王权制度，更从思想上改造社会。因此，法兰西大革命后个人已经改造了一次，从农奴的状态进为自由的人格。故史家常谓法兰西大革命实为个人改造的革命。其实，这次革命虽为个人改造，但大革命之后破坏旧的社会组织，人民顿失生活之保障；而自由竞争导致社会遂生贫富两种阶级，即自由竞争的胜利者与失败者。“故为救济此种不良之组织起见，社会势不可不重新改造一遍；故此种社会改造之声浪，在最近二百年间，第一次即变为十九世纪初叶之大问题。”关于世界改造的历史研究，主要针对社会改造问题中“仅向现实之的，发疑问之矢，而不求答案于历史上”的弊端，为中国改造提供历史借鉴，使之顺应世界改造运动的潮流。从社会改造与新思潮的关系来看，“此种新思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压之愈甚，反抗愈速；使苦列曼索为一只真老虎也，亦不能吞此新思想；使威廉第二卷土重来也，亦不能压制此新思想。盖此种新思想，实二十世纪的产儿，战胜恶魔的天女。此后举世上一切典章，文物，将悉依此而支配”[100]。

周佛海认为，各国的社会运动发展趋势，“以为物质的改造不彻底，渐渐地趋向精神改造来了。所以我们要想改造，社会不能单独在物质改造上用工，要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来努力了”[101]。也就是说，社会运动的趋势将是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同时并举。旅欧华人团体刊物《旅欧周刊》明确提出，中国改造要借鉴欧洲的经验。《社会改造观》一文提道，欧洲法德各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文明”，绝不是一个文艺复兴的作用，而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革命相连不绝。今天中国的现象比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更加腐败，因此，“我们革命的范围，不仅限于政治及文学。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以至于支配我们思想的学术和范围，我们生活的组织，凡是我们进步的障碍，都一律改革去，直是社会万有的总革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彻底平等”的社会。[102]从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到20世纪德国民主革命和俄国的社会革命，可见世界改造的发展趋向是从国家思想向社会思想的转变。

英国和德国的社会改造，也颇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晨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现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为盛极必衰之时，文明制度含有腐败种子，惟社会主义的思潮足以补救之，且具有建设的势力。”以德国的社会改造为例。德国在世界各国中文化和经济的组织最为完备。战前虽采用官僚的军国主义，实则注重实业之组织。战败后德国弃其军国主义，专力于实业的组织，尤为显著之事实。“夫德国之私有资本制度较诸英美各国本不相同，其实业组织均带国家的色彩，以示趋向于社会主义。如实业家之思想均以积资为国家之积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兴起。”[103]战后英国的社会改造，以政党的社会改造最受世界关注。从劳动党的社会改造方案中，可知英国政界的倾向，亦可明世界大问题之“社会改造”之义也。君实认为，英国选举权扩张后，劳动党势力渐有发展之倾向，其政纲力言注重于战后社会改造，与自由党及保守党特异。“劳动党之政纲，实为战后之社会改造案，惟生计问题在指摘与自由党保守党意见不同之点，欲藉此以争胜于选举界。”政纲中明确指出：“要之，劳动党所主张之‘改造’，非政治上社会上之部分的改造，乃社会自体之根本的改造也。然此改造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达，亦非狂热的革命所能成。劳动党之所欲者，在使社会之各员，皆能有此意识，同心协力以努力于社会之改造也。”该纲领提出“国民最低限度生活之保证”“经济界之民主的监理”“国民经济之革命”和“余剩财产用共同之利益”四条，“即劳动党所主张之社会改造案也”。[104]通过比较研究英德两国社会改造的潮流，可知，劳动问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改造的重点内容。

印度是东方社会改造思想的代表，可与西方的社会改造相提并论。印度的劳动运动分为两派：从英国回来的青年一派，主张用劳动组合的方法来结合劳动阶级；奉本国的理想一派，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甘地则居二者之间。甘地在英国学过法律，愿意采取英国宪法制度的优点，不合作运动就是模仿西方的规制。他以印度教的哲理为社会运动的根底，主张尊重个人的人格。这种思想很有些偏倾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并不反对组织，不主张使个性屈从于社会组织之下。他的理想社会以互助博爱为原则，没有一切的领袖制度和阶级分别。[105]与俄国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不同，印度采用人格和暴力反抗手段，这就是东西两大社会改造理想的不同之处。印度的社会改造思想，对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江西》讨论中国改造方法问题时，鼓吹印度的不合作主义，认为这是救中国的最好方法。有谓：“赤手空拳和铁刃、枪弹去搏斗……是无价值的牺牲，起来替代这种赤手空拳的手段的，既是印度甘地的‘不协作主义’。”所谓“不协作主义”，简言之即消极的抵抗，其方法是不纳租税，不卖米给军阀及代军阀办米的奸商，有战事时船户罢工，设法劝兵士为农夫。编者批评这种主张只是一种空想：“要知道实行不协作主义，先要使本省人全体或大多数一致不和行政者协同工作才行。……那班卖身给军阀作奴才的教育界人，巴结官僚的商会农会会长职员和靠拍马为生的绅士，是不是在江西最占势力？有什么方法使他们不和军阀官僚合作？”因此现在奋斗的方法，只有联合有觉悟、能奋斗者，加入民主革命的党派，组织革命军，实行民主革命，以武力对付武力。[106]中共领袖陈独秀则批评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方法之宣传”，对青年思想界和革命的民众心理“都有极大的恶影响”。“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107]无论是宣传印度的社会改造思想还是批评甘地的“不协作主义”，都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关注和重视印度的社会改造经验。

总之，取法欧美，采用欧美社会改造的经验来改造中国，是五四时期一种很流行的主张。不过，中国与欧美社会的改造途径是不同的。从近代中国改革与近代欧洲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近代欧洲社会改革是先从文艺复兴出发，随后才有宗教改革，随后才有民权自由主义，随后才有启蒙哲学，随后才有政治革命，随后才有产业革命，随后才有经济革命即狭义的社会革命。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却恰恰相反，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我们中国近代的维新事业，却是先从富国强兵入手。[108]《芜湖半月刊宣言》提出：“我们认定社会事业，不是能丢掉他过去的历史和他现在的环境所能任意把西洋文明国家的成法拿来改造的。”[109]张东荪也指出，欧洲的社会改造与中国的社会改造发生的原因是不同的，不过，中国改造的方法可借鉴西方，来改造中国社会。“我想中国既同是人类，适欧改造社会的方法，有时也可拿来改造中国社会。”[110]这就是许多社会改造论者的共同心理。

二 世界著名改造家的思想介绍与宣传

在世界改造潮流的影响下，一些世界著名的社会改造家的思想被译介到中国，成为中国改造的指南或借鉴。还有一些社会改造家先后来到中国“传经送宝”。他们迎合中国人求予改造社会方案或指点迷津的要求，提出了对中国社会的批评抑或社会改造的建议，被虔诚的中国人奉为改造社会的指南。他们的这些思想主张，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想。

1.世界著名社会改造家思想的译介

随着中国社会改造思潮兴起，学术界翻译、出版了许多世界著名社会改造家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主张，供国人学习和参考。前述译著《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一书，将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罗素、托尔斯泰、莫里斯、卡彭特、易卜生、爱因斯坦等社会改造家向国人介绍。其中，马克思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戴季陶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中介绍说：“马克司……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肇造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肇造者，是国际社会运动的肇造者。最近五十年来，激荡于全世界的社会潮流，或直接，或间接，没有不以马克司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作理论的基础。”[111]

罗素也是颇受中国人崇拜的社会改造大家。有谓：“罗素是现在英国论坛上底巨星，他的一言有左右统制全英国知识阶级之魔力。现在他不但在英国如此信仰，而且在全世界也奉为社会改造理论的指导者，而为青年渴仰之中心了。”“一言以蔽之，罗素底见解可以说把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底科学的哲学，变为今日之现状。……其著作《政治理想》《社会改造之原理》《到自由之路》等，都是由哲学说出发，说明独自的社会观底书。”[112]尤其是《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最受中国人喜爱，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被奉为中国改造的圭臬。

卜莱昌偌夫（现译为普列汉诺夫）原著《社会改造之两大思潮》，提供了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潮流的样本。该书从 1923年11月19日至1924年2月27日连载于《晨报副镌》“译述”栏。译者说：“有人疑惑以博学深思如卜莱昌偌夫先生这样的人，也会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批评无治主义。但是在现时有许多幼稚的，无识的人将言谈当作实事，将高调当作行为，将喧叫与暴怒当作革命的活动，而不知道喧叫与暴怒只是一文不值。为这些无知的，幼稚的人起见，卜先生起而严重的讨论与批评无治主义，当然最好不过的。这种工作在英国尤为重要，现在不是有许多劳动团体，不自觉的受无治主义反革命的影响，高唱‘不管政治！’么？还有一层值得提出的就是虚无主义与无治主义间的关系，截然与无治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不同。卜先生在Zurich国际大会说得好：我们应该，我们可以忍受一切迫害，一切思想的痛苦，可是我们已经免除了一样耻辱，一样毁损，我们至少，其中没有无治主义者。”译者认为，本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已日趋于衰颓，而这里社会必须改造也不待言。不过改造的方法却意见庞杂，其中对峙最严、争辩最激烈的，为无治主义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本书对于此二派的主张，分析最为详细，今特介绍于读者。此外，《社会改造中的两大思潮》一书以《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题名在《晨报》上连载，这是迄今为止可考证到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也是系统介绍当时世界社会改造思潮的专著之一。

当时的报纸杂志纷纷介绍各国社会改造家的生平与思想，以满足中国社会改造的需要。最具影响的是郭绍虞辑译的《社会改造家传略》，先是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社会改造家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安芬顿、鲍萨尔、傅叶特、柏拉图7人传略，后来在《解放与改造》连续刊发穆尔、康滂纳、鲍蒲、鲁意蒲伦、卡培、韦托灵、泰谟松、谷独温、柏柏尔、勒萨尔、白伦斯顿、马伦、蒲伦基、斯基尔纳、史梯因、托莹比、蒲鲁东、巴枯宁等二十七位改造家传略。[113]当时罗素、列宁“均因一生事业未终，暂不作传”。介绍这些大家的社会改造思想的原因，“编者附志”说得很明确：“韦尔氏（Wells）说：人类的心思，常常因在那里创造乌托邦，所以能得到进步。社会改造家要想本他们心思才力完成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无论其实行的可能性如何，要于社会进步都是很有供（贡）献的，我们总要有几分社会改造家的精神，才有人生较高的意义。这是我读了社会改造家传略的感想。”[114]

此外，《东方杂志》介绍了过德文的理想，认为他的理想社会是“共产共劳之社会”，其实现的途径，“非急激的或革命的依于国权及暴力所能实现，必俟人类理性，开发无余。社会全体组织员，能应正义之要求，以谋此种制度之树立，而后有实现之日。而实现以后，即各种问题全部解决之时，决无如多数人所忧虑之弊害随之而起。……所谓真正之幸福，将惟在开发智能与彻悟真理之二端，其他种种，皆将度外置之，尚安有互贪无用之财宝而冒天下之不韪者乎？”[115]

《改造》介绍了社会改造家顾路蛮女士的思想。“著者附志”说：“社会的进化就是赖有不断的革命由不善的进于善的，但社会革命不仅是男子的专业，女子也有一份责任。所以我转述女革命家顾路蛮女士传及其思想，使一般的女子也感受些革命的精神，去建设新的人生观，努力求自由平等的新生活，共走进化的路。这就是我的希望的。”文章称赞了顾路蛮的从事革命的热心和对于无政府运动的坚毅现身精神，高度评价其社会改造思想：“女士主张无政府主义很激烈，奔走运动，无时或息，其热心革命造福人类的精神，真令人可钦可敬，足为近代新女子的模范。”[116]

李达也著文介绍了德国的罗扎和克拉拉等社会革命家的生平活动与思想著述，称赞他们是“德国社会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流名士”，是“世界无产妇女底明星”，是德国民主党的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反对欧洲战争，不惜牺牲生命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德国社会党底妇女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最有组织的运动，伊们常常打着无产阶级鲜明的旗帜干的。”[117]

对于英美学者的社会改造理论，《时事新报》评述说：“美人傅立德曼等所著《美国改造之诸问题》及英人马士特曼等所著《改造之诸问题》、派角等所著《工业之再造》、皮德所著《经济的改造》诸书，皆各以其自国为本位而立言，详说战后实际的设施之计划。虽然，其关于社会改造理论的部分，亦颇能断制谨严，议论透辟，足为当世学者攻错之资。爰于四书之中，就其与社会改造根本原理有关者加以抉择，略示一斑。”[118]中国人积极译介欧美学者的社会改造理论，就是“为当世学者攻错之资”。

此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论著也涉及社会改造问题。高一涵编《欧洲政治思想小史》中，第八章“社会主义派”，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布朗、拉萨尔、马克思、伯恩斯坦等代表人物；第九章“无政府主义派”，介绍了蒲鲁东、斯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119]李季译、克卡朴著《社会主义史》，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生平与思想。[120]邵振青编《各国社会思想》，介绍了柏拉图、摩尔、卢梭、毛利来、马伯来、巴佩夫、过德文、欧文、傅立叶等人思想[121]，等等。当时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与中国的主要思想理论之一，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无不涉及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造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2.一些著名社会改造家来中国讲学

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印度的泰戈尔等世界著名学者，先后应邀来中国讲学，宣传他们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各国社会改造经验，对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罗素被中国人尊为“世界改造的导师”和“社会改造的指导者”，其影响是最不容忽视的。罗素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写了《社会改造原理》，成为社会改造理论的代表作。而且他自称是因战争结果从自由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一人：“这并不是因我不信从自由主义，不过我看除非经过社会经济改造的过渡时代，自由主义实在没有什么大意思罢了。”[122]

《劳动界》称赞“现在世界学问最大见识最高并最切实的罗素先生”[123]，甚至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不独是教育界的明星，也是劳动界的明星；简直算起来，他是人类社会的明星。因为他注意于社会根本的改造问题，如反对资本制度，提倡共产主义；反对雇佣制度，提倡工农的自由组合；废除资本家，大地主和主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劳动界还没有什么觉悟，并没有什么教育，不能领会罗素的学说。总是他来到中国，我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受他的影响。将来的社会，定然有革新的希望。”[124]

对此，跟随罗素来华的勃拉克女士也证实：“［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就像其他普通人一样，要求哲学家给他们提供一般的解释、总体原则和行动的指南，也就是罗素通常所说的政治和社会科学（或称科学）。”[125]

在罗素1920年10月来华以前，他有关社会改造思想方面的著作就已传入到中国。如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到自由之路》等，已经翻译出版或在报刊上摘译发表，介绍罗素生平与思想的文章不胜枚举。有谓：“自大战发生后，其所著《社会改造原理》、《自由大道》、《政治理想》等书尤能于英国学说之中独树一帜，与现在最新之潮流相应和。”[126]“罗氏系大数学家，转而为大哲学家，现在欧洲主张社会改造学说，风动世界。”[127]而且在罗素来华前，张申府、罗家伦等已着手编译“罗素全集”[128]，梁启超等人议定编译“罗素丛书”。商务印书馆1921年翻译出版的《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也介绍了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及其代表性著作。这充分表明，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早已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社会改造原理》是罗素社会改造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时人这样分析罗素的“政治哲学”：“他以为支配人类生活之力，若说其是意识的企图，还是说其是‘冲动’为妙。”基于此，“凡冲动的东西，大概可分为‘所有的冲动’与‘创造的冲动’两种；所有的冲动，是想获得或者所有‘不得和别的相共有底事物’。创造的冲动，是有几许底价值，但不许独占底东西。”该书分“生长的原理”“国家”“战争制度”“财产”“教育”“结婚与人口问题”“宗教与教会”“今后底努力”八章，“但是任何一章，都由科学的哲学底见解，行明快的社会改造之宣传”[129]。《社会改造原理》在中国同时出现了三种译本，其中王岫庐译本用文言文译成，出版25天即再版，再版45天又出第三版。余家菊译本先在《晨报》连载，再汇集成书，也很快再版。译者解释说，罗素“从心理上去寻出改造社会的根据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以为这种方法对于好逞空谈的国民是一个很好的价值。”[130]

《政治理想》也是罗素关于社会改造思想的重要著作，分“政治理想”“资本主义与工银制度”“社会主义之缺点”“个人自由与公共管理”“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五章。1920年6月由刘衡如、吴蔚人译出第一版，三个月后再版。后来，程振基重译，并于1922年4月再版，至1932年出至第十版。而且销售很好。[131]此外，《解放与改造》介绍了罗素《政治理想》的基本内容。张东荪在《罗塞尔的“政治理想”》中指出：“近代的改造运动中，以此说为最妥善，所以首先把他介绍过来。”[132]这也是国内最早介绍罗素政治思想的文章。随着罗素的中国之行，罗素被中国知识界期许为指导改革的“社会改造家”，他的《社会改造原理》《中国到自由之路》等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成为指导中国改造的理论。张东荪说：“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他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仍旧说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他好像说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133]由此可见，罗素的政治理想确实被中国人奉为社会改造的指南和社会改造理论的指导者。

美国哲学家杜威长期在中国讲学，对中国社会改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详见第四章第二节），从少年中国学会对杜威的礼遇可得到说明。当1920年南京会员与杜威座谈时，方东美致欢迎词说：“我们大都读过他的书，或听过他的演讲，所以相知狠（很）深。实在说，他的理想和思想的活动力，已唤醒我们于生命大梦之中，使深知有改造的必要，所以我们正随着他的荣光向高明之域猛进。杜威教授留居中国一年，给东方人类之进步一个加速度，可算是已收极大的成效。他与我们再造社会及个人新生命的工作这样关切，所以此处我们特地要让他了解少年中国学会。”[134]可见，杜威对青年学生改造社会的指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德国近代著名生物学家兼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1922年10月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天津、武昌等地演讲，着重介绍了西方近代哲学史和欧美最近哲学潮流，也系统介绍了他的生机主义理论。时人评论说，杜里舒在科学精神方面打倒机械主义，建设生机主义，“我们在生机主义的根据上很可以建设生机主义的人生观”[135]。杜里舒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裨助中国知识界。他在演讲中指出：“哲学为各学科之基础，一切科学均当建筑于哲学基础之上，科学方不蹈空。科学如方格然，中有空隙，须用哲学来填补，至如何填法，非用试验方法不为功。”[136]杜里舒强调实践，任何理论都必须用实践来证实。他的生机主义哲学，也迎合了中国的社会改造思想。有谓：“自杜氏东来，所以告我国人者，每曰欧洲之所以贡献于中国者，厥在严格之论理与实验之方法，以细胞研究立生机主义之理论，可谓实验矣。哲学系统，一以论理贯串其间，可谓严格矣，此则欧人之方法，而国人所当学者也。”因此，“吾深望以实验科学而兼哲学之杜里舒氏为我学术界辟一天地也”，期待杜里舒像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一样在中国大放异彩。[137]

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来华讲学，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调查。中国方面邀请孟禄来中国考察教育，希望他“以欧美科学的背景，与其自身实际教育之经验，诊断中国教育之弱点，并示以改良进步的方法”[138]。时人评价：“现在我们放眼来观察中国的社会，只见一方面高等游民加多，一方面生利分子减少，旧官僚腐败，而新官僚之贪鄙无耻，尤甚于旧官僚。学生在学校中，恶社会与政治之不良，常大声疾呼，发为攻恶诛奸匡时救世的言论。及一入社会，便渐渐软化降服同流合污而不能自拔。凡这些现象，都是表示中国教育的无用，都是表示照这样教育进行，不足以回中国之生，反足以致中国之死。那么我们不能不疑问教育既是列国致强的途术，为什么用在中国就不灵呢？则是中国的教育有不对的地方可知？”[139]文中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对孟禄来华讲学的热切期望。

孟禄在华期间，先后到北京、直隶、山西、河南、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奉天等地二百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进行调查，参观当地大学、中学及职业学校。同时，广泛会见各地教育当局和教育界人士，多次发表演讲、座谈和讨论，宣传他的教育主张，发表他考察过程中的感想和发展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意见。[140]孟禄调查各地教育，回北京后写出报告。文中反复强调五点：一为科学之重要与中学教法之不良，亟应改革。二为教师兼任数校，视同传舍，破坏教师之职业精神；学校训纪因以堕落；社会道德亦蒙影响。三为视学制度之不良，“视学须匡辅教师之不逮，并非徒作学校之侦探”。四为行政上之各种标准，实为行政之要，是应由专家调查制定。五为人民对于私塾之信仰，如何能移之于新学校。[141]

孟禄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同时指出中国教育弊端，极力提倡“科学教育”，在中国推行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方式，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当时关于孟禄在华讲学和教育调查的记载不下十余种，单行本亦有数册，国内研究教育之风“为之一振”。陶行知在实际教育调查社为孟禄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评论说：“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人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少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实验。深望大家奋起继续开辟继续试验的精神，来做这新纪元的帅领。”[142]亦可见孟禄对中国教育改造的深远影响。

不仅如此，孟禄对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予以支持和高度评价，提出，中国学生的“机会与责任，全在创造中国之未来。中国在未来或兴或亡，或强或弱，其责任全在今日中国学生的身上”。他还提出“学生运动应有两种目标或精神：第一，要能为有目的的自动的读书或研究，不仅恃教师的帮助，要能利用科学方法，驾驭一切自然能力，天然富源。第二，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互助的精神，要有团结的精神。要能把从前之囿于小范围内的精神推广出去，应用出去。这两种目标或精神，是在座者应当有的，也是全国人应当有的。”[143]孟禄鼓励中国学生：“不单就外交方面，如对于腐败的内政，贪官污吏，更应有正当活动的机会，影响亦大。”“现在中国的政策，真是腐败，但是费了许多力量，还不见得有什么效果，究有何用？所以诸位当彻底的想想，究竟怎样才能使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效力上变做好政府。”[144]

孟禄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无疑促动了青年学生对中国社会改造的诉求，也影响了青年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连陪同他讲学的胡适也承认：“孟禄先生说的话，是我们这群平常被人叫做过激派的人不敢说的话。我们袖着手，看着政治一天天腐败下去，不努一点力，却厚着脸皮去高谈外交。我们听了孟禄先生这样说，能不残酷吗？”[145]由此不难看出孟禄思想对中国政治改造的影响。

印度诗人、哲学家并被英国封为爵士的泰戈尔（又名“太戈尔”），于1924 年4月来华讲学。他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发表讲演三四十次，演说的“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146]。泰戈尔在华讲演及其主张，在中国引起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不少自由知识分子对泰戈尔表示敬重和欢迎，为此出版了以泰戈尔诗集《新月》命名的《新月》杂志，组织了俱乐部新月社。[147]

徐志摩坦言：“我们所以加倍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148]郑振铎也称赞泰戈尔“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149]。

中国共产党人对泰戈尔的主张表达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1924年4月，北京政治生活周报社在致泰戈尔的公开信中指出：“目前的中国与印度都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如何把我们武装起来，努力脱离了外国的羁绊，争得本民族的独立。在这样奋斗里（可说在一切奋斗里），惟有科学的智慧才能领着我们前进，从天[上]掉下来的，或是浮悬在云端的玄想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现在绝没有一个需要，再去增高思想上趋向于形而上的程度！”[150]蔡和森著文，批评泰戈尔所提倡的东方文化是“无抵抗主义”，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东方文化。他认为，“被统治于英国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爵士也是被英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之一个，“光临敝国替外国帝国主义有所鼓吹”[151]。

陈独秀著文批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讲演，第一个错误是认为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乃由于不明白社会制度之效用并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陈独秀指出：“太戈尔这两个错误的观念，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152]。具体来说，“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153]。因此批评他的不抵抗主义和亡国奴哲学。

茅盾批评泰戈尔“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明确表示：“我们更要普告全国青年，我们应该欢迎的太戈尔是实行农民运动的太戈尔，去鼓舞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太戈尔！”[154]茅盾后来回忆，中国共产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也是对别有用心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155]。《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人“也并非不相对的承认太戈尔人格的高洁，性情的慈爱，态度的静穆，和文学的价值。不过同时对于他的思想的玄妙，虚灵和笼统，性情的重于保守，以为不但无益于中国发展的前途，或且有很不好的影响”[156]。

泰戈尔是印度社会改造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社会改造实践方面，1924年5月泰戈尔去山西太原，寻求合作推行他的农村建设计划，得到阎锡山同意，以晋祠一带作为试验基地，泰戈尔拟将在印度试验过的农庄建设事业，在中国进行试点、推广。在徐志摩看来，该计划实施后，农民可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余劳动力有了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但是，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该计划难以进行。[157]

在社会改造思想方面，泰戈尔既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同时又不赞成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反对用游行示威或暴力手段谋求民族独立，而提倡与殖民者的合作与和解；他关注现实，热爱生活，又主张脱离社会，退隐田园；他又鼓吹东西调和，如西方采纳东方的物质文明，救济西方悲惨的世界；东方要学习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改变东方物质文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俨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者和保护神。[158]

随着泰戈尔来到中国，“东方文化与精神生活……等问题，必又成为论坛的争端”[159]。其中关于文化认知、东西方文化比较、东方文明危机等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涉及中国社会改造方法和路径。前述政治生活周报社给泰戈尔的公开信中，向泰戈尔请教四个问题：“（一）先生对于印度独立的（Stand）意见；（二）印度独立将由何法争得？——宪政运动呢，群众革命呢？（三）先生对于‘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意见；（四）先生对中印两民族携手的具体意见。”[160]时人批评那些欢迎泰戈尔的人，“他们自命为东方文化的保持者，他们是亟望先生引之为‘在中国的同志’的，对于先生此来，他们自然认为是惟一不可放松的机会，借先生在智慧上成就之盛名，以为他们玄学之鬼国扩张领土的号召。我们愿无隐讳的陈述于先生，这种努力实在是爱国的国民所不忍睹的一种悲剧！以为在今日中国受外力压迫的情形之下，为重虚幻爱护守旧荒谬的‘东方文化’张目，无异于存心去阻碍人民向实际奋斗之路，去打倒他们最大的人敌（敌人）——外国的帝国主义。”[161]泰戈尔访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也可以说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改造和世界改造的争论。

如果说进化论、超人哲学等思想都是通过译述介绍到中国来，间接地影响中国社会改造思想，那么，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杜里舒的唯心主义生机论，则是由他们本人直接介绍宣传到中国的，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他们来华宣传其社会改造思想，又通过了解中国实际，与中国社会改造论者的交流，进而提出有关中国改造的良策。他们的新理论、新学说，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依据；杜威、罗素等人的片言只语，都成为中国改造论者立论和引证的对象。在后来者看来，五四时期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进步神速，但是，“最可痛惜的，就是在这十余年间，中国总逃不出‘模仿’的工作。例如张君劢不过想做中国的柏格森，胡适不过想做中国的杜威，陈独秀不过想做中国的马克斯，郭沫若不过想做中国的恩格尔，甚至最近梁漱溟提倡中国文化的文章，也不过是‘模仿’罗素的理论吧！”[162]这种描述不无偏颇之处，但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世界级的社会改造家成为中国社会改造论者的膜拜和仿效对象，或者说，中国社会改造家在模仿或传播世界改造家的思想主张。正如陪同罗素在中国讲学的杨端六所说，罗素的学说是极合于实用的，但是他的社会改造学说是替英国人做的，不是替中国人做的。他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意见，就是主张政府有权，强制教育，发达实业等等。因此杨端六明确表示：“希望我们听罗素的讲和看罗素的书的人不要误会。”[163]

就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关系，陈震异著文指出：“这些外国进口的洋货——新学说——很有些和中国的现状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表面上讲起来，虽然是同外国的名流一样唱和，然而内容好像是用泥做的美人一般，外貌装饰虽如西施，可是里头的质料那就不堪说了。何以呢？因为除了作装饰品以外，不能合于用的。照这样看起来，中国要讲什么学说才可以呢？我就说中国要讲什么学说，先要把中国的现状描写出来，然后对症下药，才是正道。”陈震异认为，中国现状比西洋迟了几百年，相当于西洋十五六世纪的情况。从经济发展程序来看，中国现在是农业时代，西洋是农工商时代。如果硬要把外国学说凑合于中国，这岂不是割鸡用牛刀吗？[164]他提出，研究清楚中国社会现状，才是输入外国学说的关键。这也说明世界改造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微妙关系。

三 中国历史上社会改造思想的整理与发展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改造论者在介绍和宣传西方社会改造理论的同时，也不断发掘和整理古代社会改造的思想资源，总结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造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充实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理论。

1.古代社会改造思想的发掘与整理

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讨论中，先进分子从传统思想中寻求社会改造的启示，发掘历史中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苏俄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古代典籍中的“大同”社会的热情，而且，俄国国情与中国相似，更加坚定了中国人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抛弃西方资本主义改造道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借用和发掘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互助”与“大同”互用，互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沟通，架起了东西方社会改造思想沟通的桥梁。

大致说来，晚清以降以至民国，墨子学说的研究就明显表现出一种实用取向，“夫治古学者，不过为使古人已晦之学复现于今日。古人之好丑匪所问也，其有用无用于今世亦匪所论也。学者必以是用心，然后乃足以挥发（发挥）其学使之无余蕴。今则曰惟墨学可以救中国。姑无问墨学能否救今日之中国。但于墨学犹未尽发之际漫为斯论，亦何异不辩古量今剂之医执古方以治病。充其量，不过使病方俱废而后已。此学者本其殷切用世之心以治墨子，而墨子之学所以不能蕴发无余者一也”[165]。

研究者将传统文化中的墨子学说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学说附会联系起来，如把墨子的“赖其力者生”，等同为社会主义的“人人劳动”；把“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视为“财产公有”；把“兼”以易“别”误为“消灭阶级差别”，等等。[166]这样，墨子思想成为五四前后人们审视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参照。

以梁启超为例，他在1904年宣称，社会主义学说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社会主义精神“原来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167]。他在《墨子学案》中明确指出：“古代社会是否有这种理想的组织，我们虽不敢轻下判断，但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的理想之一部分。”[168]有人认为，这是梁启超援用苏俄革命来肯定墨学[169]，实则说明墨子学说的现实意义，其中“兼爱”思想与苏俄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所以梁启超说：“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主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170]

初到北京的蔡和森喊出“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表示“吾人之穷极目的”在“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171]但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后，蔡和森进一步认识到：“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172]所以他由崇拜墨子转向崇拜列宁，从古代社会主义转向列宁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

从墨学与近代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出发点是根本相同的，时人指出：“倘若我们要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找出一种很类似近世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发之远在二千年前的，那我们一定推举墨家的学说了。”又说：“足见墨子的思想，只与圣西蒙、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诸人的社会主义相似，与马克思的主义，在手段上，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不相信以一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173]由此可见，墨子学说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学理和现实的复杂关联。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还成为社会改造论者的思想资源之一。戴季陶著文指出：“我们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我们中国从古以来，对于‘社会组织’就是极力排斥‘自利’，赞美‘利他’的。……我们这样大的土地，这样多的人民，真可以做成一个理想的‘平和国家’，理想的‘互助社会’。”[174]“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175]

陈独秀则认为，古代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而不是建设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近代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解决无产阶级的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它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的、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方法。因此，“马格斯（马克思——引者注）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176]。对于古代社会主义与近代社会主义的比较及其结论，显然是以社会运动或改造为参照的。

章士钊立足于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主张以农立国，中国改造走发展农业的道路。他在《孙阁漏雍论》中依据墨子言论，论证“以农立国”的合理性。他说：“于凡兴利除害也六字，深见墨家大义，尤谓吾国农业文化之精神于焉表显。治国则言节用，治躬则言节欲，凡义不离乎有节者近是。是固吾国言大道者之通理达德，而墨家持此尤为谨严，所主非乐节葬诸义，其发挥消极之道，以上说而下教者，儒家道家犹且病之。故庄生为之言：‘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然墨子之所以为墨，则固舍此不贵。墨之为此，意在‘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此以明吾国农业文化之大原，而其精义概寄于凡兴利除害也一语。特墨家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章显尤甚已耳。愚谓此义之在吾土，江河不废，而于今日起衰救弊，尤有奇功，谨执是以律孙阁。凡兴利除害也一语，愚谓是农国大义。欧洲工国，一切俱从积极兴利着想；农国则不然，吾国自来君相师儒，所垂政教，无一非从消极除害入手，以为除得害尽，即是兴利得多，舍除害别无所谓兴利。墨子《非攻》《非乐》《非命》一是以为义，持此尤为彰显。”[177]

章士钊指出，与工国不同，“农国重在说礼仪，尊名分，严器数，于财务分流，于人务苦行，于物为谦，并重家人父子，推爱及于闾里亲族，衣食施与恒不计”。“无吾农国之精神，则是造成战争的原因。”鉴于此，“吾国为农国，不能妄采工国之制度。今图改革，请从农始”。他呼吁农业文化的回归。[178]可见，章士钊主要从中国诸子中寻找以农立国的历史依据，尤其把墨子要义与农国精神切合起来，形成了以农立国的思想。

2.近代社会改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社会改造思潮可以溯源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广义的社会改造来看，近代社会改造思想萌芽于洋务运动后期，形成于甲午战争以后，经历了社会改造萌芽时期、政治制度改造时期、人的改造时期和社会制度改造时期前后相续的四个阶段。[179]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正是在近代社会改造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士绅或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革中国社会现状的系列主张。19世纪六七十年代，薛福成、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反对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思想，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胆提出经济上“商战”、政治上实行议院制度的要求。此期洋务思潮不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因素来改善中国旧有的政治秩序，而且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指出，中国四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实际上看到了中西之差距所在，也说明中国改造的方向所在。中法战争以后，要求变法更新的呼声日高，同时出现了一批宣传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和著述。其中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堪称改良思想的杰作。正如该书“跋”所说：“斯编一出，世之不达时务者如闻晨钟暮鼓，忽发省悟之心，如服玉札金丹，悉革聩聋之病，为斯人导其先路，使天下除厥弊端，不诚有裨于大局哉？”[180]面对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一些先进之士公开提出了仿效西法、改革社会的要求，诸如学西学、效西法、任人才、兴工商、广制造，均成为报刊舆论经常讨论的话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汤寿潜的《危言》、宋恕的《六斎卑议》、陈虬的《治平通议》、陈炽的《庸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著作，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各种关于社会变革的主张，并且集中于兴工商、育人才等问题。[181]可以说，社会改良思潮进一步发展。按照梁启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阶段划分，此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时期。[182]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也是促使社会改造思想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战争的惨败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和强烈震撼，从中深切认识到“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183]。维新思想家不仅输入和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在经济方面提出以“富国养民”为宗旨的发展资本主义纲领，在政治方面大胆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等要求，希望变革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习俗诸方面的改革方案，并且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积极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并开始武装反清斗争。从此，政治改造是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手段，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主要途径。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184]，开始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强调发展工商业，推行讲求工商的政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以工商立国的思想。有评论说：“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185]

从社会改造道路的探索来看，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改造方案，二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造来实现社会改造。[186]因此，美国学者张灏认为，1895年以后是中国的转型时代初期。在此以前，中国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在此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但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任何局部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捉襟见肘，是很难成功的。从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每一次失败都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实更为不满，使人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187]

随着政治改造思想的日益激进，社会改造问题也呼之欲出。1901年《国民报》的《说国民》一文明确提出，中国想要摆脱君权和外权的压制，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格、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188]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苏报》发出“文昌革命”的口号，显示出由政治革命转向学术思想和社会伦理革命的趋向。[189]

如果说这些言论尚停留在思想革命层面，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诉诸政治革命，并且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熔为一炉，开始社会改造的新探索。1906年在《民报》上，纪元节对国民党员演讲《中国的改造问题》，宣布民权主义的目标是要推翻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在孙中山看来，“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狠繁博的科学。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凡有识见的入（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190]

朱执信也提出了社会革命的问题，并指出“顾自马尔克（马克思——引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的发展趋向。他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更明确地说：“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拉萨尔、必卑尔等尸之。故不揣颛蒙，欲绍介之于我同胞。翔瞻博洽，所未敢云，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192]

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的前途，冯自由著文指出：“（民生主义是）关于经济上、社会上最重大最切要之新主义”，“二十世纪开幕以来，生产的兴盛，物质的发达，百年锐于千载，而斯主义遂因以吐露锋芒，火焰万丈。……欧美诸国社会党之气焰，如日中天，其尤盛者，厥惟德国。美、法、英、俄等国次之。”“民生主义实为中国数千年前固有之出产物，诚能发其幽光，而参以欧美最近发明之新理，则方之欧美，何多让耶？”[193]说明了民主主义对于中国政治改造的前景。

杨铨在1924年回顾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发展，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改造始于近50年中。“海通以来，中西思想日益接触。国际交通外力干涉皆与改革者以极大之生命保障。革命者虽皆以生死置之度外，然革命思想与势力之培养发展实与革命者之行动自由与生命安全有密切之关系。”从此，杨铨将民国以前的社会改造思想分为两大派：一为以孙文为首，黄兴、章炳麟等为中坚的革命派；一为以康有为、梁启超辈为中坚的君主立宪派。革命派大抵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其主义。孙中山初为亨利·乔治单税法制的信徒，主张土地国有，继则采纳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而主张国家产业主义。所谓五权宪法者，即于欧美通行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更加考察纠察二权。与此派同调而主张更进一步者，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之“安那其主义”。1907年在巴黎刊行《新世纪》，提倡社会革命，以拉玛考克与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为根据。立宪派思想以中国的孔孟学说及西方国家主义为根据，以向清室要求君主立宪达中国富强为政治主张，而以孔子的大同世界为其政治理想。故虽以保皇著名，其思想实较保皇为高远也。[194]

由此可见，在1911年以前，政治革命居于社会改造思想的主流地位。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自从这种势力（世界资本主义——引者注）侵入以后，中国曾行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另一方面发见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195]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机，对中国社会改造也具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体制方面，改造封建专制社会，力图建立民主、法制的资本主义新社会；在社会道德方面，废除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新道德新教育，以达到全面改造社会的目的；在经济结构方面，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经济的新秩序，取代封建的经济结构。这些社会改造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同时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196]时人评论说：“自有清国变，改造共和，革命诸子创数千年未见之业，人民欢庆，皆曰吾国从此可由弱而转强也。”[197]

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拉开了近代中国革故鼎新的序幕。1912年4月，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后，对同盟会会员饯别演讲《实行社会革命》。孙中山说道：“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到，只民生还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唯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198]孙中山自称是“完全社会主义家”[199]，在辛亥革命后致力于社会革命。他说：“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200]可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旨在进行政治改造，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孙中山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中国实业：“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201]其社会政策可概括为：一是矫正因自由竞争而致身体及智识不平均之弊。当由国家订立工场法、妇稚保护法、强制保险法，又实行普及强制教育。二是矫正财产不平均之弊。法当改良租税制度，奖励出产，广行殖民，助长产业组合之发达。三是矫正企业独占之弊。铁道、汽船、电气、自来水等类，大规模之营业，均应收取为公有，为国家主办。[202]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当作国家社会主义，自认为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无疑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成为辛亥革命以后许多人积极探索的问题。乡村建设派领袖人物之一梁漱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也是社会主义，这与他早期接触的社会主义不无关系。他在1913年读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它讲到什么‘资本家’‘劳动者’底许多话，亦不引起我兴味；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像忍耐不得。”梁漱溟由此认定，“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功（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203]。他进而指出，“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乡村建设“实为进达理想社会的途径”。[204]其实，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名为社会主义，实则中国古代“大同”思想、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糅合，无疑也是先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一个途径。

还有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之进行，当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续，以世界社会主义为目的。有谓：“当社会主义鼓吹时代，重空言不重实行。然鼓吹以排斥旧社会之狂惑，发明新社会之理由，实行以拔除旧社会之恶根，造成新社会之幸福，则鼓吹之中必寓实行之事。”“我国政治之革命既成，共和之建设伊始，欲行社会主义，以国家为之导引，以世界为之极则，共产为其实行，大同为其结果，驾轻就熟，不劳而获，当世君子或有取诸。”[205]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或改造道路的不二选择。

在民主共和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改造过程中，社会改造舆论日趋激进。1912年3月31日，《大公报》发表署名“无忌”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光复之初……顾一时空气所激，必欲取数千年相沿之旧俗，一扫而悉空之。一言语称谓之微，一动作周旋之细，莫不别矜新制，尽弃前规。”“使全国社会心理，举嚣嚣焉丧其故步，而疾首蹙眉以相视。”“盖不待新党失势之时，吾已决反动力之不旋踵而复起矣。”[206]这反映出当时改造社会的激进心理。

鉴于此，1913年7—8月，康有为公开批评这种激进的改造举措。他说：“今自共和以来，民主之政既师法美，议院政党，蓬勃并出，官制改于朝，律师遍于市，西衣满于道，西食满于堂，鞠躬握手接于室。用人无方，长官得拔用其属，各省自治，民选不待命于朝。新发之令，雨下于总统，百政更新，重议于国会。平等盛行，属官胁其长上，兵卒胁其将校。自由成风，子皆自立，妇易离异。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殆无不力追极模，如影之随形，如弟之从师矣。凡中国数千年所留贻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揣是非，扫之弃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所以，康有为指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207]他反省了社会变革与政体变更的关系，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另一路向。

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回忆：“民国二年，中国由革命而得新地位的国民党失败了，很猛烈地主张政治改造的言论，沉寂下去了。”[208]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实验，中国的改造从政治改造开始转入社会改造，从思想文化入手。“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在《讨袁告示》中宣布：“扫除专制凶顽，改革恶劣政治，恢复人命主权。”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209]。革命派重新举起政治改造的旗帜，但无果而终。随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入反思，他们开始意识到“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朱执信甚至表示，此后“全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军事界”[210]。他鼓吹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以谋更多平民之奋起，收“两相激荡，专制之败”的良效。朱执信认为，搞革命必须重视国民心理的改造，须急去其“所守之病”，故反对坐等人民觉醒才谈国事的消极想法。[211]

像朱执信一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经过对辛亥革命的痛苦的反思，纷纷转向社会改造。孙几伊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改造中国的教训，说：“中国不但空言改造，像辛亥革命已经实行改造，但改造的效果何在？我以为这是太悲观的论调。辛亥革命本非全无效果，但方法上确有不少的错误。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些革命党没有正当的希望，他们的希望——有一大部是做官发财。从前的革命党还有一点错误，就是利用旧势力，不但是利用军队，并且还利用官僚，而不知利用人民，这是等于渡海不乘轮船而乘胶舟。所以今后的改造运动，应当利用民众的势力，而绝对排斥旧势力，——现存的武人官僚乃至绅士都在内。”[212]学运领袖康白情1920年在日本演说《中国的社会改造》，指出，辛亥革命在政治改造方面甚不彻底，此后当为社会改造，改造的目的在谋全人类之永久的最大安全与幸福，建设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此刻在预备时代下，预备之事可分为四种：（1）鼓吹，如办报及教育等；（2）组织，如设立各种团体，使中国社会有系统、有组织；（3）社会的建设，如关于文化上之永久的设备；（4）实际运动，如学生运动及排货运动等。[213]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及其改造社会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社会改造的努力方向。

总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想既有外来的社会改造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近代以来社会改造的经验教训，这就注定了社会改造思想复杂繁芜的特点。

易君左通过研究社会改造与新思潮的关系，大致归纳了社会改造思想的来源。他将中国高谈社会改造者分为三种：一为感于自身所处环境之不良，因誓志发愿，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或建立新村者；二为一知半解之人，偶读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之译本，或竟仅知其名，因以时髦自居，而大唱其改造社会者；三为一般政治的野心家，思凭借社会改造之美名，以为彼辈利用之武器。自有此三种高谈社会改造之人出世后，而世乃无宁日；自有此后两种高谈社会改造之人生中国后，而中国式的社会改造之呼声，乃益增其玄妙。“夫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凡所谓妇女解放，劳动神圣等，又靡不以此为归宿，则社会改造之价值，于斯可见。惟吾所最惧者，尚不在高谈改造而不实行改造之人，而在不知改造之意义而空谈之人。须知此辈实为文化运动之贼：其唇边固常挂一大串社会改造香珠子，亦习得Social Reconstruction 之蟹行文字；然试问以社会改造之原理果若何？社会改造之思潮又若何？其渊源何自？则必茫然不知所对；其黠者，则顾左右而言他，或以陶渊明自命，谓‘读书不求甚解’。此即吾上所举之第二种人或第三种人，吾惟冀第一种人之发达，勿使第二三种人为害群之马，歼羊之狼。”[214]

这种归纳未必科学准确，但它说明社会改造思想来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同时提出了研究社会改造思想潮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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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2] 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新教育》第2卷第1期，1919年9月。

[3] 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537页。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1页。

[6]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7]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第2卷第5号，1920年9月1日。

[8] 罗罗：《美国风之导入》，《胡愈之文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5—47页。

[9] 瞿秋白：《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10]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11]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2] 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国的初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9页。

[13] 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申报馆，1923年，第332页。

[1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149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16] 和森：《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先驱》第7期，1922年5月1日。

[17]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8页。

[18] 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19] 陈佑魁：《货币革命观》，《新时代》第1卷第3号，1923年6月15日。

[20]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8页。

[21] 劳动：《劳动者言》，《劳动》第1卷第8号，1918年3月20日。

[22] 孟世杰主编：《中国近百年史》（下），天津百城书局1932年版，第277页。

[23]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1卷第2号，1919年9月。

[24]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5期。转引自田玉才《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张申府社会改造论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页。

[25] 和森：《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先驱》第7期，1922年5月1日。

[26] 参见李永春《孙中山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吉首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7]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5月、11月。

[28]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29] 陈启修：《中国改造和他底经济的背景》，《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2月。

[30] 陈望道：《反抗与同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18日。

[31] 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32] 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原载《北京晨报六周增刊》，晨报社编辑处，1924年11月。

[33] 参见朱志敏《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人数与分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

[34]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35]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6]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37] 黄远庸：《致甲寅杂志社记者函》，《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章士钊：《答黄远庸君》，《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42] 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10月。

[43] 《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励新》第1卷第1期，1920年12月15日。

[44] 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改造》第4卷第5号，1922年1月。

[4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3页。

[46] 罗罗：《美国风之导入》，《胡愈之文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5页。

[47]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

[48] 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新潮》第3卷第1号，1920年10月1日。

[49] 郑振铎：《纸上的改造事业》，《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50] 刘仁静：《对学会的一个建议》，《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7日。

[5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52] 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53] 高力克：《导论——启蒙在中国》，转引自《五四的思想世界》第11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54] 李守常：《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

[55]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4—535页。

[5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页。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58] 《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天津《大公报》副刊《文学副刊》第9期，1928年3月5日。

[59] 刘国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少年世界》第1卷第4期，1920年4月1日。

[60]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10日。

[61] 陈震异：《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太平洋》第2卷第9期，1921年1月。

[62] 俞庆棠：《大战后我国妇女应有之觉悟》，《凤藻》1919年第1期。转引自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63] 独醒：《社会为什么要改造——改造社会应该到什么样地步》，长沙《大公报》1920年6月30日。

[64] 陈震异：《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太平洋》第2卷第9期，1921年1月。

[65] 伧父：《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66] 峻霄：《本刊今后的趋向和任务》（1923年8月1日）。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66、467页。

[67] 陈达材：《社会改制问题》，《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68] 张东荪：《对社会改造之管见》，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0日。

[69] 张煊：《今后世界各国形势变迁之预测》，《新中国》第2卷第2号，1920年2月15日。

[70] 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14页。

[72] 参见“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页。

[73]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号，1924年9月。

[74] 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75] 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

[76] 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

[77] 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11号，1920年2月11日。

[78] 罗家伦：《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79] 郑振铎：《发刊词》，《新社会》第1期，1919年11月1日。

[80] 罗罗：《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东方杂志》第17卷第14号，1920年7月25日。

[81] 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第1卷第2号，1918年4月20日。

[82] 秦抱朴：《给高尔柏的信》，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4日。

[83] 周鲠生：《俄罗斯的政治改造》，《东方杂志》第22卷第5号，1925年3月10日。

[84] 品仁：《俄国与儿童》，《妇女评论》第1卷第3期，1920年 6月1日。

[85] 宋介：《自治运动》，《曙光》第2卷第1号，1920年11月。

[8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258页。

[87] 〔日〕堺利彦著，寿凡译：《广义派之建设》，《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4号，1919年10月。

[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0页。

[89] 两极：《红年大熟》，《闽星》第2卷第6号，1920年1月19日。

[90] 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91] 〔德〕Ross Luxemburg著，雷声译：《布尔雪维克是什么？》，《民风》第21号，1919年10月11日。转引自《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发行，1985年，第529页。

[92] 转引自堂种兰《从张文亮日记所见到的……》，《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12期。

[93] 惠僧：《讨论社会主义并批评无政府党》，《广东群报》1921年7月第5、7、8号。

[94]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4页。

[95] 刘仁静：《致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恽代英：《致刘仁静》，《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96] 〔日〕植原悦三郎：《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陈谪生译，群益书社1921年版。

[97] 原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4号，1920年2月25日。

[98] 原载《新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2月15日；《新中国》第2卷第3号，1920年3月15日。

[99] 谢六逸译：《欧美各国改造问题》，《新中国》第2卷第2、3号，1920年2月15日、1920年3月15日。

[100] 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

[101] 周佛海：《精神生活的改造》，《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7号，1920年4月1日。

[10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03、206页。

[103] 《社会改造及其运动之二潮流》，《晨报》1919年4月27日。

[104] 君实译：《英国劳动党与社会改造》，《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105] 愈之：《甘地与印度社会改造》，《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号，1922年5月25日。

[106] 浮云：《不协作主义与江西》，《新江西》第5号，1923年12月1日。

[107] 独秀：《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108] 陈启修：《文化运动底新生命》，《学艺》第2卷第2号，1920年5月30日。

[109] 本社同人：《芜湖半月刊宣言》。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09页。

[110] 张东荪：《对于社会改造之管见》，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0日。

[111]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5—1246页。

[112] 《社会改造的八大思想家——罗素》，《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编写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第二辑（中），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第456、457页。

[113] 绍虞：《社会改造家传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9号，1920年5月1日。

[114] 《附白》，绍虞辑译：《社会改造家传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6号，1920年8月15日。

[115] 三无：《过德文理想社会论之研究》，《东方杂志》第17卷第6期，1920年3月25日。

[116] 天放：《近代女社会改造家顾路蛮女士传及其思想》，《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11月15日。

[117] 鹤鸣：《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11期，1921年10月12日。

[118] 三无：《英美学者社会改造论评述》，《时事新报》1920年8月1—2日。

[119] 高一涵编：《欧洲政治思想小史》，中华书局1920年版。

[120] 〔英〕克卡朴著，辟司增订：《社会主义史》，李季译，新青年社1920年版。

[121] 邵振青编：《各国社会思想》，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122] 罗素：《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1920年9月25日。

[123] 张赤：《打破现状才有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

[124] 震瀛：《罗素与工人》，《劳动界》第11册，1920年10月23日。

[125] 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学者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3页。

[126] 《哲学大家罗素明年来华——在北大演讲》，《晨报》1920年7月10日。

[127] 《北京大学之新施设》，《晨报》1920年7月11日。

[128] 陈独秀1920年5月7日致胡适、李大钊的信。转引自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29] 〔日〕生田长江、本间久雄：《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林本、毛咏棠、李宗武译，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73—74页。

[130] 余家菊：《译者的短语》，《晨报》1920年10月1日。

[131]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4、62—64页。

[132] 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

[133]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134] 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7月，出版地点不详，第25—26页。

[135] 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年4月25日。

[136] 原载《申报》1922年10月26日。

[137] 张君劢：《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138] 王太学主编：《王卓然史料集》（续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39] 王太学主编：《王卓然史料集》（续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40] 参见柯小卫《孟禄的中国之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41] 陈宝泉、汪懋祖、陶行知：《孟禄博士与各省代表讨论教育之大要》，《教育丛刊》第2卷第8集，1922年2月。

[142] 《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401页。

[143] 转引自柯小卫《孟禄的中国之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44] 陈宝泉、陶行知、胡适编：《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94页。

[145] 《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人在中央公园饯别会之言论》，《新教育》第4卷第4号，1922年4月。

[146] 《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申报》1924年4月14日。

[147] 1923年年底，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陈西滢、林长民、林语堂、张君劢、黄子美、丁文江、饶孟侃、张歆海、陈博生、丁西林、余上沅、凌叔华等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7号成立俱乐部，定名“新月社”，就是因为泰戈尔出过一本诗集《新月》。后来，徐志摩等人又创办《新月》杂志。参见徐欣《徐志摩与印度诗哲泰戈尔》，《济南文史》2002年第2期。

[148]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9月10日。

[149]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189 页。

[150] 《致太戈尔的一封公开信》，《政治生活》第1期，1924年4月27日。

[151] 和森：《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政治生活》第1期，1924年4月27日。

[152] 实庵：《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 年4 月25日。

[153] 独秀：《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向导》第67 期，1924 年5 月28日。

[154] 雁冰：《对于泰戈尔的希望》，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 年4 月14 日。

[155] 茅盾：《我走过的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248页。

[156] 亦湘：《太戈尔来华后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 年4 月18 日。

[157] 徐欣：《徐志摩与印度诗哲泰戈尔》，《济南文史》2002年第2期。

[158]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05页。

[159] 坚瓠：《欢迎泰戈尔》，《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25日。

[160] 《致太戈尔的一封公开信》，《政治生活》第1期，1924年4月27日。

[161] 《告欢迎泰戈尔的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4月19日。

[162]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179 页。

[163] 陈震异：《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文末附言，《太平洋》第2卷第9期，1921年1月。

[164] 陈震异：《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太平洋》第2卷第9期，1921年1月。

[165] 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146页。

[166] 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

[167] 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

[168] 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169] 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70] 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

[171]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3页。

[172] 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173] 朱偰：《墨学与社会主义》，《现代评论》第84期，1926年。

[174] 季陶：《对付“布尔塞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175] 季陶：《孝慈》，《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176]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177] 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四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

[178] 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四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79] 参见田玉才《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张申府社会改造论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80]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29—930页。

[181]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页。

[182]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183] 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18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013页。

[185] 茶圃：《中国最近五年实业调查记》，《国风报》第1期，1910年2月20日。

[186] 田玉才：《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张申府社会改造论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87] 〔美〕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85、386页。

[188]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0页。

[189]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8页。

[19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7页。

[19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等编：《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页。

[192] 原载《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

[193] 原载《民报》第4号，1906年5月1日。

[194]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号，1924年9月10日。

[195] 原载《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196] 韩小林：《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改造与转型》，《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97] 《卧佛致记者》，《国民》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198]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9页。

[19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0页。

[20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3页。

[2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8页。

[202] 欧阳溥存：《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6月1日。

[203]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9—691页。

[204]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7、561页。

[205] 蔡鼎成：《社会主义之进行，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续，以世界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世界》第3期，1912年6月15日。

[206] 《论吾国民新旧感情之变迁》，《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年10月1日。

[207]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2—893页。

[208]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校内用书，1982年，第144页。

[20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9、97页。

[210]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338页。

[211] 参见段云章《浅议朱执信致陈炯明诗及其和句——兼论反袁时期朱执信的思想》，《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12] 孙几伊：《改造中国的途径》，《中国改造问题》，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3页。

[213] 《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

[214] 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