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以载道[24]——俄国文学的世界意义

论道者不但有哲学家、宗教信徒、历史学家，而且有文学家[25]。作家论道在素有“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俄国文化中是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当俄国的斯拉夫主义为民族独特的价值理念而陷入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自拔时，俄国最具独创性和第一个建立完整哲学体系的大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却认为，只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战胜了普通人的欲望和斯拉夫主义的偏见后，坚持在所有人甚至罪犯身上寻找神性复活的火花（如同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力图做到的那样），最完整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真正本质：“从内部理解和爱一切他人的因素，爱它们，在它们中再现自身。”[26]俄国思想号召兄弟之爱，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在普希金纪念会上实现了短暂的和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时代并非没有看到理论界论道的狭隘，他不无戏谑地说道：“哲学家是什么？‘哲学家’这个词在我们罗斯是一个骂人的词，意思是：傻瓜。”[27]可是，在他最后一部总结性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对他的弟弟阿辽沙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你回答一下：我们是为什么事情到这里相见的？为的是谈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爱情？谈老头子和德米特里？谈外国？谈俄国不可救药的现状？谈拿破仑皇帝？……有些人需要谈某种事情，我们乳臭未干的青年却需要谈另一种事情，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永恒的问题……[28]

这里表明了俄国人以小说论道的热切渴望，而且，从欧洲的反应来看，首先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于俄国思想的世界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29]。

总体来说，文学在某个国家、民族、社会或地缘的理念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俄国文学本质所固有的人民性和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使得它在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遭遇极大压制的俄罗斯帝国内部，承担起社会启蒙和民族论道的历史重任。俄国文学从幼年期到今天，一直苦苦追寻着民族生活的精神意义，试图用对全世界而言新的话语形式表述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作家都在积极地探讨文学家的先知角色，20世纪初的高尔基坚持这一传统，1908年他写道：“在欧洲谁也没有创作出如此宏大并且得到全世界认可的书……在这样难以描述的沉重的条件下……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俄罗斯那样，出现了如群星闪耀般伟大的名字，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我们这里一样众多的作家—受难者。”在俄国文学中“比在其它文学里……更经常地宣告全人类的东西，——俄国文学的意义得到世界认可，以它的美和力量震惊世人……”[30]这种精神价值在苏联文学中得到延续，向全世界展示出俄罗斯民族的伦理追求和爱好自由的精神——这一过程远未结束。

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启了俄国现代化和大国崛起进程的发动机。据史料记载，彼得一向重视文学的国家功用，不但自己表现出对文学的巨大兴趣，而且团结了像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这样的一些有才能的作家，使他们成为自己建立不世功业的有力助手[31]。М.阿里克谢耶夫院士指出：

彼得之后时期的新俄国文学，几乎从它独立迈出的头几步开始，就独有一种信仰，相信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伟大使命，它满怀特殊的启蒙热情，这种启蒙热情不仅仅被解释为是新俄国文学在新的欧洲形式中产生，与西方启蒙时代在年代学上相符，而且被解释为是它的古老根基和崇高的道德—说教原则，这是俄国文学在它独立存在的之前所有世纪的特点。[32]

的确，从18世纪起，俄国文学继承了前几个世纪的优秀遗产，确立了文学崇高使命的观念，从纯粹的事务性记录和教会任务中解放出来，反思本民族孕育的精神资源，以独立的姿态提出了许多具有理念意义的重要问题。利哈乔夫看到俄国文学在民族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牢固地位，认为它激发了俄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促进了爱国热情的勃发，培养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觉意识[33]。后来的俄国文学，在时代精神与历史环境的互动影响之下，不断加强和扩展着自己在塑造民族核心思想上的探索。18世纪几位文学巨匠，从罗蒙诺索夫、康捷米尔、苏马罗科夫、卡拉姆辛到拉季舍夫，或用颂诗，或用讽刺，或以古典戏剧，或以历史研究，都积极参与了俄国启蒙运动，也首次赢得了欧洲对于俄国诗歌的认可。[34]18世纪文学家们的贡献，在19世纪得到充满激情的高度评价，甚至加上了几许浪漫色彩：巴丘什科夫在《康捷米尔的晚会》中假想孟德斯鸠与康捷米尔关于哲学思想和历史话题的讨论，实际上以文学手法投射出作家本人所处时代对民族思想未来前景的憧憬：

可能，经过两百或三百年，或者更早一些，上天将赠给我们完全理解彼得伟大思想的天才，世界上最辽阔的土地，按照他的创造性的声音，将成为法律、建立在法律之上的自由、提供法律的稳定的风俗的宝库，启蒙的宝库，怎么知道？可能，在卡马河或者雄伟的伏尔加河的荒蛮的河岸上，将会诞生伟大的智者、罕见的才俊……[35]

1812年抗法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使得俄国文学无可争议地走入了欧洲读者的视野。俄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作技巧令人叹服，但更为欧洲欣赏的元素则是俄国文学中蕴含的俄国思想。概因当时的西方饱受疯狂革命和物质文明危机的困扰，许多情绪保守的观察家急切希望在这个保持着“原始”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寻找一条拯救世界的“俄国的特殊道路”[36]。卡拉姆辛对此看得十分清晰，他在写给И.德米特里耶夫的信中说：“我们战胜了拿破仑：我们很快也要凭我们的智慧震惊世界。”[37]

在源头上为俄罗斯文化“轴心期”奠定文学论道基石的先知，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创者普希金——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是一个永恒运动的参照，此后的每一代诗人都从他身上寻找证明。普希金仿佛是一部百科全书，包含着俄罗斯民族的全部生活和宝藏，他的一生都在为确立规范的俄罗斯诗歌语言和独特的俄国思想而奋斗，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时代的要素集中在他的身上，使他的创作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体现为一种“元诗歌”“元叙事”“元逻辑”。后代诗人把自己理解、想象、参悟出的具体内容赋予这一具有“元理念”性质的东西，也就从不同角度参与了俄罗斯民族核心思想的构造。果戈理说：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就像在一部词典中那样，包容了我们语言的全部财富、力量和灵活机动的手段。……俄罗斯的本质、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在他的身上是表现得如此清纯，如此明丽，就像光学玻璃门的表面上反映出的自然景色一般”[38]。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普希金“以高度的艺术性向所有俄国人生动地说明了什么是俄罗斯精神，它全力追求的目标以及什么是俄国人的理想。……俄罗斯精神，俄国思想当然不只体现在普希金一个人身上，但这两者在他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就像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事实……”[39]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普希金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配得上由彼得提出来的关于俄罗斯民族在世界文化中的命运这个伟大问题的答案的人。”[40]普希金神话成为俄罗斯诗歌、俄国文学、俄罗斯文化、俄国思想的一个永恒的在场，成为解答一切民族历史之谜的答案，是俄国人在痛苦中净化灵魂、寻求解脱的港湾。无怪乎阿赫玛托娃在生命极度困厄之际会埋头研究普希金，并引普希金为唯一知音。

普希金的伟大阐释者别林斯基和他的后继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都认识到，俄国文学之所以能够辉耀世人，在于它本身具有的民族特性，尤其是俄罗斯经典文学在全盛期给俄国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和民族理念的构造提供的深刻意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概论》一文中，强调了俄国文学与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相比，在思想领域里的特殊功能：“不管我们如何通过与异国文学作比较来评断我们的文学，但在我们的智力运动中它起到意义更加重大的作用，超过法国、德国、英国文学在自己民族的智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41]而欧洲读者对俄国文学之所以如此感兴趣，正在于他们希望借助这一媒介来了解俄罗斯的习俗、风尚、思维、历史。

俄国文学在欧洲逐步站稳脚跟并有力地推广俄国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屠格涅夫厥功至伟。这里举出一件文学掌故并非多余：1878年，应法国“文学协会”之倡议，在巴黎成立了以雨果为主席的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屠格涅夫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代表俄罗斯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主要内容是比较俄国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关系。屠格涅夫充满感情地说道：

俄国文学最终存在着；它获得了在欧洲的公民权。我们能够不无骄傲地在这里叫出你们并非一无所知的，我们的诗人们的名字：普希金，莱蒙托夫，克雷洛夫；散文作家的名字：卡拉姆辛和果戈理……两百年前我们还不太理解你们，但已经倾心于你们；一百年前我们是你们的学生；现在我们理解你们，就像理解自己的同志……[42]

虽然屠格涅夫这一演讲词里的观点不断遭到后人的反驳，但确实为欧洲对俄国文学的批评接受奠定了基调[43]。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读者了解俄国的主要渠道便是俄国文学作品，都德、左拉、乔治·梅瑞狄斯、托马斯·哈代等很多欧洲作家都承认这一点[44]。1908年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赫伯特·威尔斯在他的作品集俄文译本的序言中写道：“每当我想到俄罗斯，头脑里总浮现出我在屠格涅夫和我的朋友М.贝灵那里读到的东西。”[45]俄国文学中的一些概念渗透进西方语言并引起欧洲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理论热点：比如俄国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这一术语，主要凭借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进入了英语的日常词汇[46]。

俄罗斯经典文学家们积极参与进俄国思想界的论道，以各自的创作力量，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俄国文学的道德探索和爱好自由的精神。俄国作家似乎总有一种天赋使命感，要为苦难深重的人民大声呐喊，从人民的生活和脚下的大地寻找通往天国的道路。俄国文学的民主主义和社会关怀倾向，总是与广泛的胸怀、深厚的思想、充盈的道德追求、神圣的信仰激情联系在一起，使得它既是俄罗斯民族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在20世纪下半叶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势不可当之际，俄罗斯的文化成果却仍影响着俄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论道方式和问道方向，保证着俄国的世界文化强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