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内在博弈和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人类向自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后，长驱直入，似乎便没有回头之路，这是人类的宿命，还是对人类的考验？当人类以自己的智慧整合了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倾心构筑了现代文明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大自然的疯狂报复，这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在19世纪的预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于是，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另一个维度，人类学会了放下“本位主体性”，试图寻找与自然和解之路。随之，生态思想开始成为20世纪的主潮进入我们的视界。而基于不同时代、地域与需求，生态美学伦理精神的内涵体现出不同的色泽与形态，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类型的变迁、伦理关系等变量而发生变化。先觉者拓展生态视野，从自然生态导入到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界面，依托现代，回到原始、回到传统，寻找当代生态的原动力。进一步走向和谐、正义、发展的生态之境，取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与信仰，这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

女性也在这股潮流中奉献了属于自己的智慧：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生动地描述了农药灭杀各种生灵，把一个有声有色的春天变成了荒凉死寂的人间地狱的故事，为人类开启了生态主义之先河；

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d'Eaubonne）率先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目的在于挖掘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

……

几十年后，中国女性也参与其中，以自己的视角开始了生态之旅，并以“多元—混沌—朦胧”的生态倾向，表达了女性对自然对世界的言说。

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与生态之间存在着博弈。“生态”（Oikologi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为住所或栖息地，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被广泛用于自然科学并逐渐发展为“生态学”[2]这门学科，主要意指生物之间的生存关系与存在方式。“生态”自20世纪60年代从生物学蔓延、扩展到人与自然、文明发展的脉络上。生态已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秩序的概念所指，体现为整体性，即自然、人、社会等是彼此互为存在的。其实，按此说法，生态早已存续在中国传统本土文化脉络中，古老中国哲学认为万物以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生命都是在道的循环演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循环演化是生态系统的和谐之本、秩序之源。生态文明构建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关键词，关乎自然、历史、现实、民生、人性、男性、女性、性别等，也关乎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制度、伦理、道德等的构建。女性本身是从女儿性、妻性、母性中承继而来，也携带着从自然—社会性、传统—现代性演进而来的质素，因而女性具有丰富的性别内涵存在，是女神、巫性、奴性等的复杂合体。女性精神实质上趋于自由的性灵伸张，因此，生态与女性之间存在背离与贴近。“在文学与生态之间，如果缺少行为，能量管道就若隐若现，生命的循环在文字与行动之间、在想象与行动之间、在文字王国与非文字王国之间、在文学与生物圈之间就是断裂的。”[3]鲁艾科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中做出这样的论断，先验地预感到在文学与生态之间，隐藏着巨大的沟壑与不可逾越性。因此，女性文学与生态之间存在的间离、背离，需要检视并跨越。女性的生态自性与智性体现在能够以理性甄别生态资源、经验里的容纳与存留。

首先，女性文学的生态书写及本土生态秩序建构是基于社会现实与女性现实的需求而做出的内在调适。女性写作的生态表达应有其自在的逻辑起点与发展轨迹，并呈现出自我发展特点与本土建构性；同时，其所体现出的女性自我生态美学精神的建构，与整个生态文明的构建，在精神上是趋同一致的。但女性写作的生态秩序建构存在着悖论，即一方面有本土建构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女性生态美学建构标准与目标的限制，致使建构存在着盲区、不可行与非理性成分。是故，女性文学的生态美学建构本身需要厘清几个文化事实：

第一，从传统本土生态哲学文化中，剔除中国人伦秩序对女性不合理的压制与规约，以一种生态智性，辨识传统生态秩序里两个脉象：一是古代传统哲学文化里蕴含着生态因子，强调“天人合一”，强调自然与人的共栖、共生，体现了整体性的生态思维；二是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理念存在封建礼教的道德准则与规约。《易经》由太极阴阳图和八卦及六十四卦构成，是中华文化之源、哲学之根。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中庸之道”都根源于此。《周易·蒙卦第四》中《爻辞》六三说：“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指女子见多金者，不能固守贞信，非礼而动，会带来不利，勿娶。《周易·家人卦第三十七》中《爻辞》九三又说：“妇子嘻嘻，终吝。”《象辞》解释说：“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不认可男人与妻子、孩子随便嬉笑取闹的。汉代班昭《女诫·敬慎第三》也告诫女子谨守夫妻关系的界限：“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夫妻之间过于亲密、随便，会导致妻子失去对丈夫应有的恭敬。事实上，“三从四德”规约了女性。“三纲五常”成为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还有“九礼”等都强调女性是依附男权、夫权、父权的。如“三纲五常”从宋代开始联用，起源于孔子和汉代董仲舒，贯穿在中国历史中，并影响至今。显然，这种对女性的压制是反生态的。

第二，要清理现代消费主义逻辑与粗鄙化影视对女性书写本身的改写。女作家把女性、生态、男性、性别、社会、自然等置放在一个生态系统进行考察，并把文本视为承载生态观念的历史载体，展演女性生态探索的可能性及其演化的角度，是契合于时代的诉求，也是契合于女性生态美学秩序建构的，但建构过程却遭遇到消费暴力、视觉化逻辑等的影响。

第三，杜绝男性理性主义文化霸权与消费暴力的结盟，对生态、女性、自然的异化；也就是杜绝男性机械性地构成世界化图谱，对自然、女性进行双重消费。本杰明认为，“当纯粹的自我专断原则成为男人世界处事的统一原则时，人类的作用就会丧失而成为其产品的奴隶，人类就会被剥夺个人的主权和作为主体必不可少的反应能力，丰富的生命就要从属于公共事务的工具原则”。[4]男性理性主义文化霸权不仅异化了自然秩序、性别生态秩序，也击碎了性别的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

第四，生态反思与女性生态构建的幻象并存。女性生态书写一方面在现代性的逻辑上，追随现代化的节奏，追随性别伦理、生态伦理等方面的构建，同时也试图营造一种自然的田园、原乡生态理想的建构，但现实的生态是一种不可逆的发展，回归传统、退避城市、崇尚精神而贬低物质的浪漫主义指向，在现代性的文明维度上，是田园乌托邦式的想象，本身就是反生态思维。于是，精神生态的原乡精神就成为一种出路，在女作家文本中，反复被吟唱。

其次，女性文学与生态之间存在张力，也就是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写作中有生态因子的表达，女性文学生态主体的姿态呈现多元化，有激进的、原生态的、温和的生态群，蕴含着多元、混沌与模糊的生态现状与趋势，将自然、社会、人性、男性、女性、性别等置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考察，并未有完全清晰的理性主张与声势，而一些先觉的女作家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具有生态意识与理性，从生态视角去切入现实，发掘现实里反生态的现象，诸如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乃至对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考量与思考。可以说，到了21世纪，中国生态女性书写才渐入佳境。

再次，女性文学的生态表达基于本土哲学生态经验、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也就是女性写作的生态表达，其精神资源来自本土的经验与智性，是女作家凭借精神构想与想象，在自然、民间、生活场景、经验中汲取，而不是单纯依靠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欧美生态主义等理论。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性资源，未能够在整体上对女性写作构成一种声援，也未能够转化成中国本土文化给养，但也不能够完全忽视来自这种理论资源的导入。相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生态理论及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对本土女性生态建构的确是强势导入，波及理论界面，影响到本土女性主义理论的走向；同时与本土女性写作的生态经验存在间隙与割裂，无法囊括、对接这种女性生态书写事实的存在。当然，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本土生态女性主义的建构理论，滞后于女性丰富多样的生态经验书写。诸如女性生态书写结构，按照女性本体书写对象，有女性个体、群体、群落及生态系统；按照类别又延伸有环境生态、精神生态、家庭生态、两性生态、民族生态等泛化意义上的写作；按照区域又可分为女性原生态、城市生态与乡村生态的女性写作。对于这些女性生态书写现象及史实，本土生态女性理论未能够做出全面客观的跟踪描述与理性高度的梳理。

最后，女性文学的书写形态与主题、场域等的内在切换，是基于生命本体对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原生态的呈现，并未能在哲学与美学的高度去审视，女性之于生态的本源性、合一性与精神性上的共振，也没有以批判、反思的姿态进入生态维度的纵深处，探及女性与生态之间的复杂性、间离性，以及立体化呈现女性与生态的多样的可能性与关联性。

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与生态仍然是一个内在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在中西、传统与现代生态文化的移动、融合与固化中，获得自我生长空间与自我释放的过程。进一步的女性生态书写的探索，需要在哲学、美学的高度，持有自然性、生态美学及整体观，还需要体现女性生态美学精神，而环境伦理、道德伦理、女性伦理理应是一种叠合，彼此滋生、融合。女性现代生态伦理是基于女性自身的，是女性—生态的受益者，也是其构建者。在女性、伦理、生态共置的系统中，如何确立女性与群体或外环境的自然、社会、男性等的共享、共生，同时与自我个体或本体内环境角色中的母性、女儿性、妻性和谐，体现为自我精神生态与性别的和谐，具有良性的生存姿态与价值取向，承担对女性伦理精神的发掘与深化，剥离中国传统伦理“人伦秩序”对女性的控制，同时要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反思性、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中国本土生态女性主义要从西方生态女性经验中借鉴，更要从中国本土生态智慧、精神资源中有效获取，承续和谐、整体、正义、发展的生态伦理的特质，建构女性生态美学伦理精神，形成具有反思、批判与实践性的新女性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