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与矛盾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他坚持与发展劳动价值论，在继承亚当·斯密研究成果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其不可逾越的发展界限内的虽不充分但是最好的分析”，将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向了顶峰。

（一）在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批判发展

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者，在吸收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分析与研究、批判与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条件，又进一步对这两者进行区分与界定。李嘉图批判了亚当·斯密在劳动决定价值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亚当·斯密把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和在交换中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混在一起，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不一致。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观点。他在继承亚当·斯密关于交换价值源泉的观点的同时，对亚当·斯密在这一观点上的二重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应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李嘉图还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他承认亚当·斯密关于价值可以分解为三种收入的观点，但对于亚当·斯密所说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他是不赞同的，坚决反对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和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之后商品价值是由三种收入决定的理论。李嘉图在对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明确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二）充实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容

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充实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容。他指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虽然使用价值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对于交换价值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价值源泉的问题，在李嘉图看来，亚当·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论述前后不一致，对价值的决定标准有两个。在价值源泉问题上，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劳动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的劳动是指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另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稀有性决定的，主要是指稀有的古董等，这些商品的数量不会因为人类劳动的增加而增加，它们的价值也不会因为供给的增加而减少，这些商品的稀有性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但这只是商品中的极少部分。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李嘉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虽然是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但他所指的是必要的劳动，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李嘉图区分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同时在分析价值形成的过程中，还区分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到商品的价值包括工人直接劳动，也就是商品在直接生产时的劳动和其他工人的间接劳动，即在生产该商品中需要的机器和厂房以及把它运到市场上所必需的劳动。

（三）在分配理论中十分重视利润的分析

在分配理论中，李嘉图十分重视利润的分析，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利润迅速增长，国家才会处于最佳的境地。在研究利润时，李嘉图是从两种含义上进行的，有时他把利润同全部垫付资本相比较，有时只把利润同可变资本相比较，前者是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后者实际上则是剩余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事实上都在地租、利润等具体形式上考察了剩余价值，不过，各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别。威廉·配第和魁奈把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亚当·斯密把利润和地租一起看作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而李嘉图则把利润看作剩余价值的唯一的基本形式，把地租看作利润的一个部分。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利润理论中的科学因素。亚当·斯密已把利润看作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一个部分，实际上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进了一步，他在分析利润时常常撇开不变资本，把工资与利润相联系。所以，马克思说李嘉图有真正的剩余价值理论。

（四）奠定了货币中性理论的基础

李嘉图认为货币像其他商品一样，它的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李嘉图曾在伦敦交易所工作，熟谙货币金融行业，他涉足经济研究时首先就是研究货币问题，他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黄金是价值比较稳定的金属，适合作为一般等价物，但黄金本身也属于商品，它的价值也会因各种因素而变动。所以李嘉图认为黄金作为金属货币只是一种衡量其他商品的可变尺度。他认为：“如果有另一种商品的价值是不变的，那么我们把鱼和猎物的价值与这种价值商品相比，就可以确定这种变动有多少是由于影响鱼的价值的原因而来的，有多少是由于影响猎物的价位的原因而来。”[28]他假定有一种商品的价值不变，在任何时间和条件下获取它都需要相等的劳动，他把货币作为这种商品，认为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价值也是由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且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是用来衡量另一种商品的价值尺度。

李嘉图认为在商品与货币交换的过程中，如果商品的价值不变，货币的价值上升了，那么商品换取货币的量就减少了，说明商品的价格下降了；相反，如果商品价值不变，货币的价值降低了，那商品换取货币的量就变多了，这说明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但当货币价值不变，商品的价值上涨了，那货币换取的商品减少了，说明商品的价格是上涨的；反之，当货币价值不变，商品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货币换取的商品就变多了，说明商品的价格是下降的。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于正常的需要水平时，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于是商品的价格上涨；相反，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少于正常的需要水平时，商品的价值就会上升，于是商品的价格降低。但李嘉图所提到的货币数量论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原理相冲突，作为货币的黄金的价值本应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但在货币数量论中由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数量决定，显然这两者是矛盾的。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政策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他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与矛盾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与矛盾。他虽然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价值的唯一源泉，却从没有研究这种劳动的性质，而是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了价值量的分析上，把劳动只当作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在他看来，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量由劳动时间衡量是十分自然的事，完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李嘉图方法论上存在的缺陷，他在价值理论上遇到了两大难关，这也形成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两大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体系及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马克思说：“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29]

要解决第一个困难，就要摆脱一种两难境地：如果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按价值规律进行的等价交换，那么，工人的工资应等于他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利润等于零；如果工人的工资小于他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二者的差额也即利润就得到了说明，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就不是按价值规律进行的等价交换了。李嘉图坚持用劳动说明价值的决定，但无法解决资本与劳动相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困难。李嘉图的困难在于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个难题只有在劳动力和劳动区分之后才能解决。要解决第二个困难，就要说明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等量资本一般都能获得等量利润。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或在可变资本也即工资的比例相同的情况下，按照劳动价值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但是，如果可变资本即工资的比例不一样，在等量资本中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会有差别，从而等量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会出现差别，等量资本就不应该获得等量利润。李嘉图已在探讨工资涨落对于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个矛盾了。亚当·斯密曾指出商品价值取决于收入，工资上涨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提高。李嘉图反对亚当·斯密这种用收入说明价值的观点，坚持劳动价值论。但他也看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涨落必然使同量资本得不到同量利润，而要使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工资变动必然引起商品相对价值或价值的变动。李嘉图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好把它看作对价值规律的必要修正，它称工资变动虽会影响商品价值量的变动，但影响是小的，所以，劳动价值论仍是主要的。实际上，李嘉图的困难在于，他没能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区分开来，他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已在竞争过程中由于平均利润率形成而转化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不再围绕价值而是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了。在生产价格形成条件下，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等量资本仍可以获得等量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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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40～150页。

[2]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50页。

[4]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01页。

[5]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01页。

[6]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页。

[7]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41～142页。

[8]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01页。

[9]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01页。

[10]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45～146页。

[11]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页。

[12]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页。

[13]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47～153页。

[14]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77页。

[15]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92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563～564页。

[17]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55页。

[18]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59页。

[19]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57页。

[20]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59页。

[21] 〔英〕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08页。

[22]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64页。

[23] 〔英〕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寿进文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95页。

[24]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129页。

[25] 〔英〕大卫·李嘉图：《赋税原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第109页。

[26] 〔英〕大卫·李嘉图：《赋税原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第108页。

[27] 〔英〕大卫·李嘉图：《赋税原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第177页。

[28]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2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