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元人张之翰（1243—1296）《古今指掌图序》云：

……秦始皇兼并四海，分四十郡。汉武开广三边，后置十三部；光武并省郡县，其后亦为十三州部。自是分为三国，至晋而混一。裂为南北，至隋而混一。唐太宗分十道，玄宗分十五道，昭哀之亡，五季扰攘，至宋而混一。建炎渡江，辽灭金强，至国朝而混一。呜呼！由五三而下，有疆理者，凡几变更，几分争，几混同矣。[1]

王朝兴替、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同源异质的区域文化在分裂时期的发展，与混一之后的博弈与统合，其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常见的重要问题。本书考察的就是这一问题在13世纪初至14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具体表现。这百余年，初时为南宋、金朝、大蒙古国的交错对峙，随之而来的是元朝建立后的南北混一，最终是中国从分裂、战乱转为承平盛世。南北文化由歧异走向统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话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360余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以分裂对峙为主要特征。南北朝对立导致的政治与文化差异，是隋唐统一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至今史学界仍有“南朝化”与“北朝主流”的争论。[2]自唐朝灭亡到元朝统一的370余年，尽管有北宋的小一统，但整体上仍是分裂对峙的局面。有学者视之为第二次南北朝。[3]虽然有西夏、大理、回鹘等地域性政权，但南北两大政权的对峙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线。辽宋、金宋、蒙宋，数百年的持续对峙，使南北不仅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多有不同，文化、思想、习俗等各方面的隔阂也是层层累积。学界有一种倾向是将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对举，采取二元文化对立与融合的视角进行研究。实际上，在汉文化内部产生的南北二元对立竞争，也值得深入探讨。这种汉文化内部的分歧流变，因双方异质同源而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对话与影响。

1127年，北宋灭亡，但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文化并没有消失。金与南宋对峙的百余年间，中原与江南相互竞争，从相同的历史、政治、文化根源中发展出两条不同的脉络。1234年，蒙古攻灭金朝，虽然带来了草原制度，但也逐步吸收了金朝制度和文化以统治中原。蒙古（元）与南宋对峙近半个世纪。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以伯颜为帅，渡江南下，1279年在地理上完成了南北统一。但南北差异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元朝统一后的数十年，迎来了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南北交流与融合，影响深远。

萧启庆对此做出了高屋建瓴式的梳理。[4]他尖锐地指出，南北两方现存史料与相关研究的多寡非常不平衡，“导致学者认为南方的发展是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代表”，[5]而往往忽视了北方，因此南宋金元时期的历史得不到全面而正确的认识。事实上，尽管在经济、社会方面南方比北方更为繁华，但在制度、文化方面，南北双方各有差异，各有短长。萧启庆指出：

金元等征服王朝的介入确实对中国近世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经济、人口的逆推及南北不平衡的扩大都是金、元统治的后果。在社会方面，金、元统治不仅造成中古、近世质素并陈的现象，也扩大了南、北区域社会的差异。在文化方面，虽然金朝的士人文化比较近于中古学风，但是元朝的统一导致南北文化的统合，士人文化与民间文化皆在“唐宋变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原文化自有其坚韧生命力，其发展主线未因征服王朝的介入而改变。[6]

元朝统一后，制度、文化方面的南北因素互相博弈，而北方因素常常占据上风。李治安对国家制度的研究指出，蒙古草原旧制与原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汉法整合融会而成的北制，相较于反映江南社会经济状况的南宋体制（南制），从元统一后到明前期一直占据优势。[7]

元代在文化方面的南北交流与融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因史料的不平衡，学界对南北的关注往往有失偏颇。学者关注最多的是“道学北传”与“剧曲南流”，[8]认为这两方面是“统一后文化上最大收获”。[9]“道学北传”是南方文化向北方传播，“剧曲南流”是北方文化向南方传播。然而二者并举，仍不能全面反映元代南北文化交流的核心特点。

“道学北传”与“剧曲南流”处于不同的文化层，有着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诉求。道学，又称理学，是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各种思想的统治哲学，[10]由南宋朱熹等人创立，最终得到了南宋朝廷认定，成为儒学正统。元朝统一前后，道学由南向北传播，元中期开科举，将程朱理学著作定为标准教材，使其被更广泛地接受。[11]道学是一种思想，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学问。而剧曲是源自俗谣俚曲的通俗文学，属于士人的娱乐生活。将道学、剧曲并举，不甚合理，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南北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南方深雅而北方浅俗。实际上，剧曲在20世纪才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在近代之前并不得文人重视。吉川幸次郎指出，是民国初年胡适等人领导的白话文运动转变了过去的文学价值基准，“直到‘文学革命’以前，戏曲和小说，则被视为二流和三流的文学，抱着认真的态度来写作的情况，勿宁说是稀有的”。[12]因此，吉川幸次郎认为，元代文学研究应当重视的是非虚构性的诗文，而不是虚构性的剧曲小说。

能够与“道”平等对话的，绝不是“剧曲”，而是“文”。元代精英文化南北交流的关键，是“文”与“道”。“文”，即诗文，是中国古代士人用以表达真实感情，进行交流，乃至立功、立言、立德的根本工具。“文”与“道”的关系，在唐宋时期一直是士人关注的重点。在唐代的韩愈、北宋的欧阳修那里，文、道是统一的，但北宋中期以后，产生了“文以载道”“文以害道”“文道分离”“文道并重”等不同的观点，文学家与理学家对文道关系的理解各有不同。[13]北宋灭亡后，因对峙双方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同，在南宋士人偏重“道”的同时，金朝士人更为强调“文”。元朝统一后，在文化统合方面，“文”的理念由北而南，与“道学北传”同等重要。

“统合”一词借用自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一文，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政治名词，翻译自英语“integration”，意为整合、融合、一体化。萧启庆认为：“‘国家统合’乃指消弭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统一’为‘统合’的先决条件，但统一的国家未必产生国家的统合。”[14]而本书使用的“南北文化统合”一词，较“国家统合”的概念更加狭窄，指的是，汉地与江南在南北对峙时期产生的文化上的隔阂与歧异，在国家统一之后逐渐消弭，从而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理念、凝聚力较强的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毕竟，元朝不仅仅是一个中原王朝，还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汉地与江南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只是国家统合的一小部分。只是，这一小部分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却是极为重要的。虽然南北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完全趋同，但是通过交流，求同存异，南北可以拥有共同的文化理念，从而消解隔阂。而诗文理念作为士大夫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之一，自然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理念之一。所以南北诗文理念的趋同，正是南北文化统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学界很少从“文”的角度讨论元朝统一后南北统合问题。“一代文学”的观念以及“白话文运动”后对虚构文学的重视，使得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元杂剧。吉川幸次郎在20世纪60年代就呼吁正视元代非虚构文学如文章、诗词的价值，但近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才开始增多。而《全元文》与《全元诗》的编辑出版也促进了相关研究。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考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15]以及邱江宁、唐云芝《近十年元代诗文研究述要》[16]。

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不足，查洪德曾言：“在新世纪的学术背景下审视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残缺与割裂。沿自古代的民族观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阶级性、人民性的评价标准，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17]对元代文学认识的偏差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元代的多元文化融合”是当今文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张晶指出：“元灭南宋实现‘混一’后，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元代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有别于分裂时期的新风貌。”[18]但是，大多数元代文学研究者所说的“多元融合”更多的是指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别是汉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而很少涉及汉文化内部的融合。甚至邱江宁在其专著《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中提及“南北融合”时，几乎是以北方代指草原文化，而以南方为汉文化。[19]即便讲述中原文化内部的南北融合，也多以南方为主。[20]

简而言之，目前元代文学研究多立足南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北方。更多关注的是南方人才辈出的元代中后期，而对大蒙古国时期以及至元、大德年间的北方文坛颇为漠视。而实际上，至元、大德年间（1264—1307）“中州文学”鼎盛，“乘国家兴运，雄浑奇古，度越旧习，海内闻其风而作焉”，[21]在南北方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元朝混一之初，推崇古文、宗唐复古的“中州文学”诗文理念，由北而南，引领着文坛风尚。在此期间，江南士人大部分只是潮流的追随者，主导者是“中州士大夫”。

本书将以元初中州士大夫[22]为切入点，观察其秉承的“中州文统”在诗文理念方面与江南之异同，以及这一群体如何凭借政治优势引领文坛风尚，促进文坛南北合流，进而考察元朝混一之后南北文化统合进程，以弥补文学界、史学界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为未来的研究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