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告白·

在研究初期尚未进入田野时，根据前文研究背景的阐述，我仅确定研究领域为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经历。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并不提倡研究者带着明确的清晰的问题进入田野，而主张只是带着一个研究领域和兴趣进入田野。在多次与研究参与者交流后，发现研究参与者真切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将自己认为的问题“套入”被研究者身上。这是因为，研究者已经想好的问题可能对研究参与者群体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即所谓“研究者没有问题，只有兴趣”。因此，应带着清澈的眼睛、通透的耳朵、自然而开放的心灵去看、去听、去体察研究参与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虽然现实情况中并不容易做到，但在每一次接触研究参与者时，我都会尽量保持警觉地去聆听，以发现研究参与者真正关心的问题。之前做研究都是从研究者出发，落脚点在研究者想要了解什么，想要研究参与者做什么。然而扎根理论的研究着眼点是，什么才是研究参与者真正关心并需要持续解决的事情。几次访谈之后，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录入和分析，我才逐渐聚焦了研究问题。因此，本研究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而是在梳理文献综述、不断深入地访谈基础之上逐步清晰和聚焦的。

对于留学生的称谓，由于翻译上的差异，有的国家把留学生称为“国际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有的国家称为“外国学生”（foreign student）或“海外学生”（overseas studen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称为“流动学生”（mobile student）。尽管学术界尚未统一这一称谓，但是以上四个词在意思上非常接近，本研究将这四个词等同为中文的“留学生”。我国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中指出，来华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1]。接受学历教育的类别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接受非学历教育的类别为：进修生和研究学者。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外国学生，对留学生不做语言生和学历生的区分，包括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但不包括在华学习的中小学生。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遵循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研究过程有独特的程序和操作方法。对于文献的态度，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认为文献是“理论敏感度的来源”。扎根理论中使用的文献包括理论、相关研究以及一些例如传记、政府出版品等的文字记录。这些文献资料可以作为研究者丰富的资料背景，帮助了解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2]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文献的态度极其“暧昧”，一方面将文献视为其理论敏感度的来源，认为文献能够刺激研究者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与文献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认为来自文献的内容和结论总是与原始研究情境相关，是从那个情境里生长而出来的；因而，这些结论与它们所来自的研究情境是吻合的，却不见得与我们的研究相关。在别的研究情境里的一些概念间的关系同这次研究也不一定完全一致。[3]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主张研究者不必沉浸于文献中以避免被蒙蔽、被限制，甚至因此扼杀了创意。但是可以在扎根理论的范畴出现之后，回到文献中去反观别人是否已铸造出这个范畴或者他们是怎么使用这个范畴的。[4]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出，生成扎根理论、写下发现时，或当我们研究所得与已有文献有所出入时，我们可以注明已有文献，并说明为什么。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始终强调“要避免被文献牵着鼻子走，需要经田野资料验证属实后再将文献用到作品里”[5]。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认为，研究者可以用技术性文献（technical literature）作为背景资料，与扎根理论研究的发现做比较。[6]因此，我将在正文中每一章的结论部分写下研究发现之后，注明已有文献对此的研究从而进行比照。

由此可以看出，对文献的回顾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实际操作中一个需要把握“度”的环节。如果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完全无视，带着一张“白纸”进入研究现场将无法获得理论敏感度，带着一张“白纸”进入的“目中无人”完全忽略前人研究成果的态度是对自己和前人的不负责，充其量是在做着前人已经得出结论的重复性研究工作。因此，在展开自己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已有研究做出简单梳理，以便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再前进一小步，使得研究的价值得以凸显。然而，如果在进入田野现场和进行资料编码时，完全被文献和理论“牵着鼻子走”，无法跳出文献和理论的樊篱，则容易忽视资料中生成的真正问题，也将造成资料和理论的“两张皮”。因此，对文献的回顾是必要的，但对文献的运用需要抱着谨慎、悬置以及暂时搁置的态度。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旨在从田野资料中生成理论，正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说的“思考的一种新的方法”。本文以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方法，是因为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最适合本研究的研究领域。

其一，通过对现有留学生文献的浏览发现，留学生的跨国学习研究似乎已被“适应”和“不适应”的范式所主导，但是适应与否是一个较为模糊且不容易操作和干预的概念，且已被一些学者批判适应背后的假设为“民族中心主义”。留学生除了跨国者的身份之外，还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者。那么，有关来华留学生学习经历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认为，“对那些很重要但没有太多认识的领域或者那些概念发展尚未成熟的领域，我们有必要提出问题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找到答案”[7]。基于此，本书的研究领域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实现了适切性。

其二，扎根理论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现象当事人采取行动、有所作为的基础。扎根理论特有的以行动为导向符合我的研究目的，是我选择扎根理论方法的出发点之一。

本研究选择运用扎根理论，既是对留学生就读的“中国经验”的尊重，也是对“西方理论”的尊重。由于来华留学生就读状况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关注到也鲜有深入研究的领域，因此，选择运用扎根理论是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以避免盲目地将西方的概念、理论直接用作来华留学生就读特征的标签。

扎根理论属于质的研究方法。陈向明按照研究策略将质的研究方法分成六种类型：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言语分析法、参与性观察、质的生态学。[8]这六种类型的质的研究方法尽管都遵循质的研究逻辑和传统，但各自在抽样原则、对理论和文献的态度、资料的收集方式、资料的分析方式以及成文方式上都具备不同的特点。比如，在对资料的处理策略上，有的主张让被研究者自说自话，作为研究者不需要去分析和诠释所搜集来的资料，只要做到将所见所闻和被研究者的话一五一十地呈现出来即可。有的则认为研究者应该对获得的资料进行诠释，通过加工和删减而形成“作品”。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提倡运用资料建立理论，通过将资料概念化、概念间彼此相关从而构成一个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性说明，这样不仅能够对现实世界予以解释，而且可以用来指导行动。那些提倡从资料中生成理论的策略即是扎根理论的研究策略。与其他方法不同，扎根理论是指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从而发现、发展已被暂时验证过的理论。由此，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与理论的发展是彼此相关、互相影响的。发展扎根理论的研究者不是先有一个理论然后去证实它；而是先有一个待研究的领域，然后自此领域中萌生出概念和理论。[9]扎根理论的方法是运用一种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发展并归纳式地生成理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经过扎根理论方法所建构出来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但是由资料中萌生出来的，而且被资料暂时性地验证过了。[10]

翻阅目前关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书籍，基本得到共识的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学术基础主要是符号互动和实用主义。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主要发展者之一的施特劳斯（Strauss）来自质性研究传统历史悠久的芝加哥大学，符号互动理论和实用主义对扎根理论的影响表现在：到实际的世界中去发现问题，根植于现实社会世界的理论对于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益处；现实社会世界里事件的发生、进行以及人的经验，都是不断在萌生中的；强调学者需要研究条件、意义与行动间的彼此关系。另一位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主要发展者格拉泽（Glaser）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学术训练，深受量化方法重要学者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的影响，他认为在质性研究中可以发展出系统地将研究过程中所得的资料及假设予以编码及验证的程序。[11]

目前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几本著作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年合著的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此书为最早的一本系统介绍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基本逻辑和程序的书。在这之后，格拉泽（Glaser）于1978年出版了Theoretical Sensitivity，施特劳斯（Strauss）则在1987年出版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程序，经研究者的实践不断获得发展，施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and Corbin）于1990年出版的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以及1998年出版的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Second Edition被视为操作程序上更为成熟的指导书籍。

在阅读这几本书后发现，每本书的某些用词和个别的程序不尽相同，按照施特劳斯的话说是因为“每个作者在教学和研究上，各自的经验不同”[12]。考虑到方法使用的可操作性，若按以上不同的书所介绍的程序操作，势必会导致程序上的不一致性从而影响研究过程。因此，我决定选择其中一套相对来说更为成熟和完善的程序作为本研究主要依循的参考工具。本研究主要依循施特劳斯和科宾1990年出版的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以及他们1998年出版的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Second Edition介绍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作为指导纲领和指南。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有不同之处，其要求研究者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用于分析由田野所得庞大复杂的原始资料并将之概念化，且联系起来形成扎根于现实世界的理论。通过科学程序的使用，减少个人偏见，以及那些可能导致我们对资料做出不切实际解释的一些假定，并且使我们能够依据特殊情境中浮现的概念来抽样，并验证发展中的一些假说。除了对程序和技术的遵循外，还需要研究者具备理论敏感度（theoretical sensitivity）。从本研究对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来看，理论敏感度一方面来自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个体经验，另一方面得益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程序和技术的要求，从而利用经这一系列程序而被激发出分析田野资料的“灵感”。

虽然有严谨的程序和技术，但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又与定量研究方法不同。相比定量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目标、推理、标准与程序都非常不同。所以，不能用定量研究方法常用的标准来衡量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成果。[13]关于可推广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认为扎根理论若要把研究成果概推到一个较大范围的人群，则需要把产生此一现象的条件、所涉及的行动或结果予以明确化，扎根理论并不追求定量研究方法的概括性和推广性。换言之，扎根理论的研究成果只能在这些条件下应用，而不能应用在其他情境或状况之下。扎根理论方法试图既遵循科学性，运用像定量研究学者所使用的方法那样力求严谨；同时，又不失创意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试图在科学与创意间实现平衡。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的抽样方式是理论性抽样，即按照与理论相关的概念做抽样，在对资料分析时，从资料中初步形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导向。至于抽样进行的方式，诸如是随意抽样还是有意抽样并不重要。碰运气（by chance）就可能取得的抽样，同有选择地（by choice）抽样，差别只在前者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获得稠密性。[14]与定量研究里的抽样遵循样本的代表性，要求在某些特征上与总的人口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有所不同，扎根理论所关心的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概念具有多少的代表性。[15]抽样不在意样本数目的多少，只依赖每一案例所具有的理论性意涵，以对建立理论的贡献作为选择样本的考量。

本研究最初的研究参与者的选取得益于博士班同学的帮助，当得知我的研究对象群体为来华留学生时，她主动向我推荐了一位留学生。我向这位留学生介绍了访谈目的等事宜，并发出了访谈邀请信，她欣然同意参与研究。于是，这位留学生成为本研究的第一位研究参与者。我也向她表达了欢迎她推荐或者引荐其他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留学生参与进来。这些接受访谈的研究参与者成为连接我与更多留学生的“桥梁”，将访谈邀请的信息从我这里流向他们认识的留学生。这些参与了本研究的留学生成为将我与更多留学生连接起来的“网络链节点”。除了连接作用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于留学生的引荐，我迅速获得了愿意接受访谈的其他留学生的信任。通过留学生的不断介绍和推荐的“滚雪球效应”，研究参与者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然而，为了使生成的扎根理论更为稠密，我随后放弃了继续“滚雪球”的途径，开始寻求另外一种思路。我来到另一所城市，这所城市较北京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我试图去了解这所城市里留学生的学习经历。我选取了几位留学生进行访谈。至此，我对本研究的研究问题逐步清晰。随着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资料的同步录入和分析，我开始进入真正的理论性抽样阶段。

尽管从总体上来说，扎根理论是一个归纳性的方法论，但是在理论性抽样这个环节中蕴含有演绎的部分，通过演绎作为下一步抽样的方向和目标。格拉泽（Glaser）对此的表述是，扎根理论当然是归纳性的，理论是通过对资料分析的归纳和总结而生成的。但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同样需要演绎，对资料分析后就需要演绎来推导和假设，以告知下一步去向哪里。[16]正如米尔斯（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阐述，“任何一种社会研究都是由思维推进的，并只由事实加以限定”[17]。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演绎，我带着明确的以理论需求为出发点的目标开始寻找研究参与者。在理论性抽样这个阶段，我不再拘泥于由他人介绍或引荐，我开始主动去留学生公寓和留学生活动区找寻那些能够帮助生成扎根理论的留学生。有时我会在路上碰见或者在图书馆遇到可能对生成扎根理论有帮助的留学生，我都尝试着礼貌地与其打招呼，表明我的研究目的，邀请其参与到本研究中来。因此，本研究的一半留学生参与者是通过此方式认识和建立联系的。

在定量研究中，抽样是指抽取整个研究对象群体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将代表全体，其结果可以类推到全部研究对象。所以重点考虑抽取样本的代表性，也就是样本和母体在特定特征上的相似程度。研究者可以借助如随机抽样等统计方法达到此目的。在质性研究抽样中，研究者关心的是概念的代表性以及概念在各个方面的变异情况。我们要找寻的是显示出研究现象的事例，而非着眼于研究对象或地点的数目。B市作为高校密集的城市，吸引了数量巨大的留学生群体。此外，为了寻求理论解释的外延性，我又选取了另一座城市X，X市与B市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对于本研究所生成的理论的较高解释性具有一定的帮助。

至于到底何时结束抽样，扎根理论方法认为，抽样的原则，就是一直抽样直到资料里的每一个类属都达到理论性饱和为止。[18]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当研究所发现的类属，再也没有新的或有关的资料出现，资料里的类属已发展得比较丰厚，在条件、脉络、行动、结果的各个部分联结紧密，且有过程性，类属间的关系都建立稳妥且验证属实，即实现了理论上的饱和时，本研究理论性抽样结束。

从2014年年初至2015年1月，本研究前后对20位留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三位教师进行了访谈。在访谈阶段，尽管我已准备好访谈提纲，在操作层面上还是保留了很大的弹性和开放性，也鼓励研究参与者在研究问题的范围内自由表达，研究参与者都很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每次访谈都在一个半至两个小时之间，从而保证了信息获得的充分性。有时为了加强访谈的深度和把握动态性特征，我对研究参与者进行了多次访谈。由于研究参与者之前对这个研究问题有所思考，在后续的访谈中更开放地表达自我，因此，补充了一些在前一次访谈时没有说到的信息，同时也验证了前一次获得信息的可信性。在访谈时使用中文进行交流，在留学生中文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使用英文交流。本研究中留学生参与者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本研究参与者个人情况汇总（按照访谈先后顺序排列）

表1 本研究参与者个人情况汇总（按照访谈先后顺序排列）-续表

需要指出的是，扎根理论中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的步骤是紧密交织的过程，必须更迭进行，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用以指导下一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如选择资料、编码、建立理论假设，通过资料和假设之间的反复比较又进一步修正原来的理论，直至理论性饱和。对收集来的资料加以分析，不断做比较，提出假设，发展出概念以及概念间关系。资料的分析与资料的收集同时进行，彼此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从而知道哪些资料有待进一步收集。通过收集资料，从而知道哪些理论可以进一步发展以增加对研究现象的洞察力。

“一切皆可为数据”是扎根理论的又一显著特征。这一处理资料的方法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只要是能够用来服务于理论饱和和建构理论的资料都可以拿来使用。除了访谈之外，我还运用了课堂观察的方法。在教室旁听留学生课程观察留学生课堂参与情况以及在课间观察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在田野工作初期将访谈录音全部录入电脑并且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的分析，之后再开始做下一个访问或观察。在研究的初期和中后期，为防止遗漏重要资料，保险起见我将所听到的所有资料录入。直至分析已进行到一定饱和程度，即理论逐渐成形时，按照扎根理论方法的指导，才对后续的访谈录音有选择性地听那些以及录入那些与形成理论有关的句子、段落。

在分析过程中，我所遵循的原则是以资料为主，尤其在编码时是紧密围绕资料而不是从预想的理论和文献中套用。

（1）开放式编码

在这一过程中，我逐字逐句地阅读访谈资料，为访谈资料中的现象取名或加以分类地分析。将收集到的资料分解成一个个单位，比较其异同，针对资料里反映的现象，提出问题。将资料转化成概念，对资料中出现的句子、段落予以分解并加以概念化。通过不断提问题和比较，若属同一类现象，就归在同一个名字之下。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的概念。为了缩减需要处理概念的数量，我把相似的概念归类在一起成为类属，从而完成类属化过程。在发展出类属之后，需要发展类属的性质，再从性质中区分其面向。经过这样的编码过程，每一个类属都会发展出几个一般性的性质，每一个性质在所属的面向连续系统内都有所变化。事实上，每一个类属，都有各自的面向剖析图，几个这样的剖析图就组成了一种形态（pattern）。

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我通过不断提问题，比如它的性质（性质指一个范畴的特性和特质）是怎样的、面向（面向是指性质在它连续系统上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如何、是谁、何时、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有什么影响，又涉及哪些人，当时其心里想法是怎样的，以获得更多的性质和面向。此外，我也使用不断比较方法（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alysis）。经过对资料的不断比较和有效分析，这些概念属性可以发展出一种整合的理论来。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我尤其对某些字和词语保持敏感，比如“没有意思”“自己人”“受不了”“比不上”等，我把其视为讯号，促使我进一步在头脑中提问题，比如“比不上中国学生”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自己对此是如何归因的？对他产生何种影响？不断问问题和连续比较的方法，帮助我获得了更多了解并接近问题真相的机会。

（2）核心编码

事实上开放编码与核心编码并没有绝对的次序性的分界线，这是由于在开放编码的过程中，头脑中已经将某些概念联结到了一起。在概念化和类属化阶段，我已将资料分解并指认出类属，但类属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探讨。利用典范模型，我对类属与类属间的关系展开分析，是什么因果条件促生了某一个类属（现象），这个现象的性质、脉络以及措施，在面向上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在这个脉络里，行动者采取了哪些行动措施来处理或回应？采取此策略的结果如何？比如，本研究中某一个核心编码为：“留学动机产生→行动原则和理性选择→留学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留学行动实现”。

轴心编码的过程要做的仍然是发展类属，只不过比开放编码过程中发展类属的性质和维度更进一步。作为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典范模型将不同类属联系起来。核心编码是一个反复不断重复的过程，需要对开放式编码所产生的所有概念进行多层次的排列组合，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形成与事件或现象相关联的不同类属。开放式编码和核心编码完成后，至此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类属和它们各自的性质、面向，以及经由资料中所呈现的因果条件、脉络、策略、结果，以了解类属与类属间的可能关系。这些都成为下一步选择性编码的基础。

经过以上开放式编码和核心编码的分析过程，得出的概念和类属都逐次暂时替代了大量的资料内容，我对资料的提炼和理解也在逐渐深入，从对复杂繁杂的资料进行分析的任务转而简化为考察这些概念和类属间的关系。换言之，经过概念化和类属化的过程，收集的资料被转换成了一个个便于比较和分析的要素，促使研究者针对资料里反映的现象提出问题，对各种假设和现象提出质疑，从而进一步探索和导出范畴间的关系。被抽取出来的类属关系，依据的是概念间的层次，而不是原始资料的层次。这些概念或现象的命名不是唯一的，其他研究者可能会使用别的命名或标签，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关注点及知识积累类型。但是，重要的是使概念能够显示出事件所处的情景脉络，即情景的上下文关系。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过程是发展出能够统领所有类属的核心类属，将它与其他类属建立联系，并且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把尚未发展完备的类属补充完整的过程。选择性编码中的资料分析过程与核心编码差别不大，只不过它的分析层次更加抽象和概括。发展选择性类属的原则是，这个类属必须是核心的，具有统领其他类属的特质，可以联结其他的所有类属。它必须经常在资料中出现，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研究对象对这个概念都会有所指。选择性类属需要具备足够的抽象性，进而才能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

在对不同类属间的关系进行比照和分析后，得出五个选择性编码类属，分别是“行动选择经验、感知经验、互动经验、实践经验、反思经验”以及一个核心范畴即“留学生就读经验”。

扎根理论建议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阐明故事线，即从资料中形塑出一条故事线。我将故事线描述为：留学生在三大动力的推动作用下产生留学动机，当他们通过权衡判断留学中国能产生比较高的个人收益时便倾向于到华留学。在此条件下，假如家庭有较为充足的经济资本的支持或者社会资本的推动，或者制度性安排和政策性支持的推动，那么留学行动得以实现。进入留学国世界后，留学生会对“母国世界”与“留学国世界”进行比较、对“想象世界”与“留学国世界”以及“留学国世界”内部结构间进行比较，从而构成了留学生对“留学国世界”的感知。当留学生对“留学国世界”的评价不如“母国世界”，或者“留学国世界”不如“想象世界”时，或者当对“留学国世界”内部结构间比较后，认为与个体直接发生作用的结构不如其他结构时，其感知消极。当留学生对“留学国世界”的评价高于“母国世界”，或者“留学国世界”比“想象世界”更美好时，其感知积极。留学生在留学国世界的学习投入行为，是留学国世界感知与个体能动能力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对留学国世界感知积极且自我能动能力强，学习投入程度高；当对留学国世界感知消极但自我能动能力强，学习投入程度较高；当对留学国世界感知消极且自我能动能力弱，学习投入程度最低；当对留学国世界感知积极但自我能动能力弱，学习投入程度低。留学生对“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形成对人际互动我群体与他群体的再生产作用。时空的结构性条件对留学生人际互动网络具有强化功能。诸多因素纵横交错使得留学生的互动网络结构总体呈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征，组合形态多为留学生之间的互动组合。留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历程不仅是一个“自我发现”之旅，更是一个“意义世界”得到丰富的过程。

通过与相关案例的实际印证，我认为这一故事线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对资料的分析以及开放式编码、核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记录足足写满了一个A4和一个B5大小的笔记本，因此在论文中难以展示整个编码的过程，只能将浓缩和简化了的最终编码结果展示如下（见表2-表4）。其二，好的质性研究是逻辑性分析与叙事性陈述的有机结合，通过编码对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上升到概念和理论的高度。此外，在编码的指引下，研究者应该对研究所依托的经验材料进行有逻辑地呈现，并以叙事的方法展现其细节，把访谈、观察的内容有组织地穿插进逻辑性分析中。本书中主体部分（即第三至七章）的成文方式并不是对本研究编码过程的展示，而是按照发展出的编码分类对资料进行具体分析和阐释。资料与解释架构的匹配是依据开放式编码、核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步骤而得出的。

表2 本研究最终编码结果展示（一）

表2 本研究最终编码结果展示（一）-续表

表3 本研究最终编码结果展示（二）

表4 本研究最终编码结果展示（三）

表4 本研究最终编码结果展示（三）-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