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渔业史的特点、理论和体例探析[1]

赵全鹏[2]

南海诸岛渔业史是我国海洋渔业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关系我国南海主权问题，所以也是一个特殊部分的渔业史。自南海主权争端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渔民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渔业的历史十分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首先主要以论文形式呈现，研究的领域也是针对渔民地名、开发时间等具体问题，比较零散；其次在时间范畴上主要集中于唐宋之后，尤其是明清之后，时间叙事也不完整；最后从研究出发点上主要是服务国家南海主权，对南海诸岛渔业的历史叙事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没有把南海诸岛渔业史放在一个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去认识，造成对南海诸岛渔业史的认识是割裂的、抽离的。究其原因，除了争取国家主权的时代背景之外，这与南海诸岛渔业史本身的研究基础也有关系，所以要完整的呈现南海诸岛渔业的历史事实，首先需要探讨一下南海诸岛渔业史基础性的一些问题。

一 南海诸岛渔业史的特点

南海诸岛渔场与我国其他海域的渔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南海诸岛渔业史与我国其他海域的渔业史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距离大陆的位置、作业地点、采捞海产类型、渔具渔法等方面，都有着区别于其他渔场的独特特点。

1.远海岛礁型渔场

与我国其他海洋渔场不同，南海诸岛是距离陆地很远的岛礁型渔场。南海诸岛约有300多个岛礁沙滩，由岛屿、沙洲、暗礁、暗滩、暗沙等组成，按照自然分布情况，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四个群岛，统称为南海诸岛。南海诸岛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最东端为黄岩岛，最西端是万安滩，最南端是曾母暗沙，最北端是北卫滩，除西沙群岛中的高尖石由火山熔岩生成外，其余岛礁全部是珊瑚礁构成。渔民作业的地点是在南海诸岛岛礁上及附近海域，利用的资源主要是珊瑚、砗磲、紫贝、玳瑁、海龟以及海鸟等海洋资源，一般采取在岛礁上拾取、抓获的方法，而不是在海洋中捕捞鱼类，所以渔具和渔法十分简单。

2.外部环境对南海诸岛渔业的促进性

南海诸岛地处南海海洋深处，远离大陆海岸，渔民需要凭借洋流和季风航行才能到达，还要冒着台风、触礁和迷航等风险，每年往返一次，一次需要半年时间之久，这就需要具备较高的航海技术条件。南海诸岛渔业开发的外部环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华夏文明对海洋珍宝的巨大需求。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对产自南海海域的紫贝、玳瑁等海洋珍宝有需求，甚至形成了贝币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贝行钱”，改以黄金（上币）、铜（下币）等金属材料为货币，不过产自海洋的紫贝、玳瑁、珊瑚、珍珠、砗磲等物产的价值并未随之消失，在有些时代甚至比金银等金属货币还要贵重，唐代欧阳询在所著《艺文类聚》卷八四《宝玉部》，宋代李昉在所著《太平御览》卷八〇二—八一三《珍宝部》，明代曹昭所著《格古要论》，清代张英、王士祯等纂《渊鉴类函·珍宝部》等文献中都将出自海洋中的玳瑁、贝、珊瑚、砗磲、珍珠等列入重要财富。其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南海诸岛渔业提供了技术条件。西汉汉武帝派使者从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经北部湾沿越南海岸南下，经过今天南海沿岸的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到达印度洋沿岸的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首次开辟了途径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促进了中外货物、人员的交流，也开辟了从华南大陆、海南岛抵达南海诸岛的航线，丰富和提高了造船、航海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为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渔业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条件，形成了南海诸岛渔场开发的技术环境。其三，国外朝贡和贸易的刺激。中国古代社会对珊瑚、珍珠、玳瑁、砗磲等海洋珍宝的巨大需求，除了促进我国沿海渔民对这些物产的开发，同时也刺激国外向中国朝贡和贸易此类珍宝。但是相对于东南亚、南亚甚至罗马帝国等番外国家，南海和南海诸岛也盛产珊瑚、紫贝、玳瑁、砗磲、明月珠等海洋物产，距离中原消费市场更近，近在咫尺，在交通上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开发上更为便利。在巨大利益驱动之下，我国华南沿海地区的渔民很早就开始冒着波涛之险在海洋中采捞，起初在近海，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创造的各种航海条件，渔民逐渐深入深海中的南海诸岛采捞。所以，要充分认识外部环境对南海诸岛渔业的影响。

3.现有文献对渔民生产活动记载的滞后性

历史研究以史料为依托，但是南海诸岛渔业史的史料明显滞后于渔业活动。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南海诸岛渔业史依托的史料主要是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另外辅助于考古、渔民口述、地方志、官员游记、笔记、民国政府调查报告、媒体和西方文献等，在所有这些类型的史料中，尤其是海南渔民《更路簿》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文献虽然充分说明了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渔业生产的历史事实，但是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除了考古所发现的渔业证据属于唐宋时期的之外，其他文献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海南渔民《更路簿》是20世纪70年代广东博物馆、厦门大学和海南地区有关部门深入渔村对渔民在南海诸岛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并发现多种“南海航道更路经”，至今已经发现30多种。对于《更路簿》内容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明清时期。但是，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一种成熟的航海作业经验和知识，单单从常识角度判断，《更路簿》上的岛礁地名、航线等相关知识的形成和定型在海南渔民社会中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交流、总结和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应该很长。此外，渔民口述文献只是民国时期的，渔民口述文献是其生产经历，而1949年前到南海诸岛捕捞的海南渔民目前基本都已去世，现有渔民多为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4.渔民来源的地域性

在不同群岛上渔民来自不同的地域，早期到东沙群岛采捞的渔民主要来自疍家人的前身鲛人、龙户、蜑户等，唐宋之后到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采捞的主要来自海南岛。海南岛是雷州半岛地脉伸入南海之中、距离南海诸岛最近的一个大岛屿，从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到西沙群岛约150海里，具有十分便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据明清时期至中华国民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记载，在南海诸岛渔场生产的渔民大多来自我国的海南岛，如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Rifieman（来福号）在南海诸岛测绘时发现：“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居留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粮食，易取参贝。”直到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委员郑资约参与收复南海诸岛时仍发现：“赴西沙、南沙者，多属海南岛人，尤以（海南）文昌县籍者为最多。”所以，需要侧重于分析海南渔民到南海诸岛生产的历史渊源、动因和社会条件。

5.南海诸岛渔业史的非渔业性

南海诸岛渔业史的早中期其实并非是去捕鱼，而是采捞珊瑚、紫贝、玳瑁、海龟、砗磲和燕窝、鸟类等，因为这些物产在华夏文明社会中属于珍宝或者奢侈品，价格高，获利多。同样，早中期到南海诸岛冒险作业的渔民身份也十分复杂，有海盗，有渔民，或兼而有之。

南海诸岛渔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南海诸岛渔业史叙事的特殊之处，在渔民的来源、生产的动机、捕捞的物产类型，渔具渔法以及消费的方式上，都与其他海域的渔业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 南海诸岛渔业史研究理论

历史研究是基于史料或者说证据还原历史事实的，但是以目前南海诸岛渔业史史料的存量情况，很难认识南海诸岛渔业史的全貌，所以，除了运用史学理论，还需要借鉴其他理论的辅助加以分析，首先要弄清楚南海诸岛渔业运行的机理，然后才能完整的还原南海诸岛渔业史的发生、运行和轨迹。

1.南海诸岛渔业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需要借助经济学理论分析

据考察，海南渔民每年立冬后，东北信风开始盛行，就趁东北信风扬帆南下，直至第二年清明后，西南信风兴起回航，一年往返一次，时间约六个月。海南渔民到南海诸岛作业以半年为期，按照季风往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渔业生产的空间和场域是很小的，主要围绕渔民、渔业设施、渔具和渔法、鱼产品类型等环节进行叙事，而在市场经济下，就必然存在着一个从生产、流通、交换到消费的环节和过程，这些环节不是在一个空间或场域中完成的，涉及的地域范围很广，比如生产环节在南海诸岛，流通在番禺（广州）、合浦、泉州等，消费在中原地区等。如果把渔民在南海诸岛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几个环节放到现存的文献中看，生产环节因处于南海深处，华夏文明的边缘，较晚、较少被主流文献记载，渔民在漫长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航海知识（主要保留在《更路簿》中）又是相对滞后的知识，而流通、消费环节在华夏文明中心的中原地区，记载的文献较早、较多。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认识和确定南海诸岛渔业发生的场域和轨迹，能完整的再现南海诸岛渔业发生的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局限在生产环节，需要从消费、流通环节入手，再追溯到南海诸岛渔业生产环节。从华夏文明中心追溯到南海诸岛渔业，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特征，从消费、流通和生产环节完善南海诸岛渔业的叙事。

2.南海诸岛渔业史是社会环境下促成的，需要借助社会学理论分析南海诸岛渔业与华夏社会的关联性

促使我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南海诸岛渔业开发的动力是社会消费，这个社会即是在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华夏社会。华夏社会很早就产生对海洋物产的消费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中心，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地处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已经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渔业文明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地域产业分工，内陆和沿海部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少量的海、陆物产交换。自进入青铜器时代后，随着大陆农业文明的迅速发展，陆地与东、南沿海渔业之间的农、渔物产交换越来越频繁、类型越来越丰富、数量也越来越多。在长期消费海洋物产的过程中，华夏民族逐渐增强了对海洋物产的需求和海洋意识，进而走进海洋深处开发海洋物产，这是促使中国古代渔民走进海洋深处、开发南海诸岛渔业资源的源头。南海诸岛渔场位于南海海域中心，在造船、航海等技术条件低下的传统社会里，渔民为什么要冒着波涛之险到深海里生产？究其原因，南海诸岛渔场的开发依赖于华夏文明的发展，正是华夏文明对海贝以及玳瑁、珊瑚、珍珠、砗磲等海洋物品的需求才促使我国沿海渔民从东海到南海，从近海到深海直至到南海诸岛进行捕捞，离开华夏文明，南海诸岛渔业不可能发生那么早，华夏文明决定了南海诸岛渔业史发生的时间和走向。并存在一个由东海到南海、由近海到远海，由中国到国外的发展过程，南海诸岛渔业是华夏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将南海诸岛渔业叙事放入华夏文明体系中，从华夏文明对海洋物产的需求入手，更能清晰的发现南海诸岛渔业开发的背景和驱动力，从发展历史脉络和社会环境中完善南海诸岛渔业叙事。

3.南海诸岛渔业是一种文化事象，需要借助文化学理论对南海诸岛渔业的各个节点进行深描

首先，许多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文化事项，必然涉及其他多种相关的文化现象，鉴于南海诸岛渔业发生空间、场域的边缘性所造成的文献困乏，文中尽可能对每个节点进行深描，从相关文化现象中论证核心文化事项。既完善了南海诸岛渔业叙事，同时又使其具有立体感、厚重感，所以尽量利用有限的史料。其次，南海诸岛渔业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市场运行的环节，每个环节又可以细分为各个流程，比如生产环节涉及港口、开航、住岛作业、流动作业等。每个环节都需要交代清楚，但是有关南海诸岛渔业史的文献很少，或者是集中在民国之后，这就需要用有限的资料去说明众多环节的问题，所以一些史料不得不重复利用，确保意义的完整。

三 南海诸岛渔业史的体例和结构

历史叙事是以时间作为基本线索的，但是也有纪传体，也有纪事本末体，分别以人物和事件作为叙事的线索。无论采用何种体例，都是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特点最大限度的呈现历史的事实。从宏观上，历史事实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直线的，但是历史事实会在不同空间上同时发生，多头并进，花开几朵，需要单表一枝。就像一棵树，总体上是向上生长的，但是会长出许多枝杈；就像一条河流，总体上是向大海的方向流动，但是中间会有许多支流；无论选择哪一条主干、支流，都不是这棵树、这条河流的全部事实。

南海诸岛渔业市场经济和场域的特点，决定了其发生的空间和社会领域就像一条河流和一棵大树，有干流和支流、主干和枝杈；南海诸岛渔业史文献的存量特点使我们不能以渔业生产为线索，按部就班、平铺直叙，必须从末梢开始追根溯源。基于南海诸岛渔业史发生的特点，以时间为线索、运用常规的史学体例很难完整的展现历史事实，完成对该领域的叙事，所以采取“万壑朝宗”的叙述思路，即从末梢（社会消费、流通端）、外围（殖民者）、追溯（海南岛渔民）等方式，分别从南海诸岛渔业发生的领域进行叙述，各自独立但又目标一致，最终在唐宋、明清—民国时期汇成一体，所以各章节如同河流的支系和主干的关系，这样安排当然会在时间上没法衔接，甚至重叠，在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内容重复的问题，但力求历史事实的完整。

1.南海诸岛渔业史的起始时间

南海诸岛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四个群岛，因距离大陆的远近、发现的早晚等，渔业开发的时间也不同。东沙群岛最早开发，晋代裴渊《广州记》中曰：“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海中捕鱼，得珊瑚。”文中记载我国古代渔民在南海中的岛礁（珊瑚洲）附近捕鱼、采珊瑚。裴渊是晋代（公元3至5世纪）人，籍贯、生平已不可考，著有《广州记》，该书已佚失，但篇目和内容保存在《补晋书艺文志》、《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北堂书钞》等诸多文献之中。裴渊在《广州记》中的这段史料至少提供了以下信息：一是根据方位判断，文献中所说的“珊瑚洲”应是东沙群岛；二是裴渊提到“昔人”在珊瑚洲捕鱼，那么至少在晋代之前已有渔民在此捕鱼；三是我国渔民在东沙群岛捕鱼时发现珊瑚。晋代（265～420）距离西汉汉武帝（前140～前87）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过去350～550年，这一时期除裴渊记载我国渔民在南海中捕鱼、采珊瑚外，记载南海物产和航行的文献较多，而直接记载渔民在东沙群岛上生产活动的文献较少，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东沙群岛地处浩渺无际的深海，远离华夏文明中心，主流社会很少知晓渔民在海上的活动情况，而渔民没有能力记录自身的活动；二则因当时人们古代地理知识的局限，一般用“南海”指称海洋珍宝的来源，而“南海”的名称在当时比较笼统，既包括“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物产，也包括南海海域出产的物产。即使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物产中，海南岛及广东、广西沿海也是一个泛海到番禺（广州）贸易的地区，所有这些差别在早期文献中并未作区分，所以不排除一些海洋物产出自东沙群岛以及更远的深海岛屿。关于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捕鱼的时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一种观点是唐宋时期，如陈启汉认为，自唐宋时期中国渔民就在西沙群岛至少有不定期的居留，进行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这里已是广东、海南沿海地区的远洋渔业基地；李金明认为，我国人民至少自唐代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西、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林金枝认为，唐宋时代居民遗址在西沙群岛甘泉岛的被发现，是我国人民在西南沙群岛进行开发活动的见证。另一种观点是宋元时期，如吴凤斌认为，宋元以来已为我国渔业据点。

2.海南岛渔业在南海诸岛渔业中的地位问题

明清时期至中华国民时期的众多历史文献记载，在南海诸岛渔场生产的渔民大多来自海南岛，如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Rifieman（来福号）在南海诸岛测绘时发现：“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居留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粮食，易取参贝。”直到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委员郑资约参与收复南海诸岛时仍发现：“赴西沙、南沙者，多属海南岛人，尤以（海南）文昌县籍者为最多。”历史文献之所以大多记载海南渔民，说明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是海南岛是雷州半岛地脉伸入南海之中、距离南海诸岛最近的一个大岛屿，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从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到西沙群岛约150海里，具有十分便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二是历史上海南处在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通道上，最迟到东汉、三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航船返程时已经从深海经过。东晋时期，法显和尚从印度乘船海上归来，从马六甲海峡经南海直驱广州，“东北行，趣广州，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即是穿过南海诸岛的航线，中间没有停顿，这种航行方式主要是对信风和洋流的认识和利用。唐宋时海南岛有发达的航路，（1）海南至广州、福建海路。儋州至广州：“若泛海乘船，使便风至广州七日七夜，如无便风即不可。”琼州至广州：“泛大船使西风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门；从崖门山入小江，一日至新会县；从新会县入，或便风十日到广州，路经黎冈州，皆海之险路。约风水为程，如无西南风，无由渡海，却回舡本州石鑊水口驻泊，候次年中夏，西南风至，方可行船。”（2）海南至东南亚各国。从万州（今海南万宁）向南渡海可至许多国家，赤上国：“在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经笼岛即至。其国亦海中一洲。”丹丹国：“振州东界，舟行十日至。”这些条件是解释为什么古代文献大多记载海南渔民开发南海诸岛。

3.南海诸岛渔业涉及的领域

正因南海诸岛渔业的外向性（或者市场性），造成南海诸岛渔业存在的空间不是封闭性的（或者说局限在南海诸岛渔场），需要从消费端的华夏文明社会中寻找。需要从市场交换的场所去寻找，而市场交换场所有一个历史时代变化过程，从早期的番禺（广州），到近代西方殖民时期的新加坡、香港等。其次，南海也是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的前沿地带，早在16世纪初，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活动，南海海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殖民者通往东亚的前沿和通道。西方国家的商人、探险者、测绘者等各色人等来往穿梭于南海之中，也遭遇到正在南海诸岛上生产居留的我国渔民。最初，我国渔民成为西方殖民者眼中的地理知识咨询者，这些渔民也从荒无人迹的深海岛屿走上西方媒体和文献。再次，在国外列强觊觎下，中华民国时期政府部门为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加强了对南海诸岛资源的调查和管理，先后多次派遣政府部门、学者和媒体联合组成的考察组对东沙、西沙等群岛进行考察或者接受，在此过程中，遭遇到正在南海诸岛上以传统方式作业的海南岛渔民，海南岛渔民才逐渐走进主流文献，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另外，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开始注重发展实业，民族工业逐渐兴起，民族公司进入南海诸岛渔场的同时，也开始进入海南渔民的传统生产领域，在许多方面与渔民发生接触，南海诸岛渔业进入不同的社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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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9）的阶段性成果。

[2] 赵全鹏，海南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