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下卷/总第21卷）
- 杨共乐主编
- 15550字
- 2025-04-07 17:53:15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回顾与思考
——70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轨迹及未来发展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史经过短暂的沉寂，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兴起，并有初步的发展；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这是学科建设的停滞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自“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是学科恢复和开拓新局面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学科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面临着变革和更化。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经典史学史”概念，从近年的史学史研究中概括出几个范式，主张从六个方面推进学科建设。
关键词：四个阶段 经典史学史 多元范式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梳理70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走过的道路，既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也是以此为契机对本学科做一定意义的总结和反思。史学史本身是一门高度自觉的学科，20世纪末以来，史学史界的同仁们经常进行自我总结和反思，特别是逢国家政治生活需要纪念之年份，这种总结和反思一般比较多。应该说，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史学史学科发展与时代息息相关。纪念主题不同，总结和反思的视角会有差异，但都会从不同的视野增进对自身的认识，进而推动本学科更加有效的进步。
对70年中国史学史学科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划分出四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是第一个阶段；“文革”十年是第二个阶段；“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是第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是第四个阶段。下面依次概述这几个阶段的成就和特点，并就未来学科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 第一阶段：沉寂、兴起及初步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这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开端，中华民族从此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政治、经济、学术、社会生活等，无不进入开辟新时代的洪流。作为在民国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一门专史，中国史学史也将在新的时代重新寻求自己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
在第一个阶段的前五年，也就是1950～1954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点从中国史学史论著索引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来。对于这种情况，杨翼骧先生的回忆可以把我们带回那个历史场景，从中不难悟出其中的原因。杨先生说：
1950年，我认识了对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前辈金毓黻先生。金先生那时已自外单位调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与史学系的教师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思想改造问题，因开会频繁，时常见面。他虽年逾花甲，但学习积极，每次发言都认真检查自己，态度诚恳，深为大家所敬重。有一次散会后我悄悄问他：“先生还研究史学史吗？我过去没有机会做您的学生，今后能向您请教有关史学史的问题吗？”他说：“我们现在要紧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业务上的事情将来再说吧，况且我已多年不研究史学史了。”可见解放初还没有研究史学史的适宜条件。[1]
所谓没有“适宜条件”，主要是在社会转型初期，整个历史学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改造，处于小众学科的史学史研究一时未遑开展。变化发生于1955年，这年是传统说法的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郭沫若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并引起了争鸣。侯外庐、卢南乔以及苏联史学家雅·沃斯科波依尼科夫均发表纪念司马迁的文章。此后，司马迁及《史记》为学术研究所关注，由此带动了史学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1956年，《史学译丛》第2期发表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把史学史学科建设提到日程上来的先兆。因为当时中国学习苏联，苏联学者的观点对中国史学界是有重要影响的。该文说：“历史科学史的目的是研究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具体历史环境、阶级斗争和当代的政治、哲学及其他观点对于历史思想的制约性。”[2]文章还阐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对待史学遗产的态度。1956年6月的全国高校历史教材会议强调了史学史的重要性[3]。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修订本盖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教材的需要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再版的[4]。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学科真正兴起的标志是1961年4月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编写中外史学史教材。中国史学史教材分两部：一部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由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任主编；另一部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任主编。还有一部外国史学史教材，由复旦大学耿淡如教授任主编。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热潮，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西安等地都专门召开了研讨会，报纸、学术期刊也大量刊登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讨论文章和专题论文。三位主编所在的高校都成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编资料、办刊物，积极为编写教材做准备。耿淡如、白寿彝、刘节、汪伯岩、师宁、林迅等先生都发表了论述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专文。对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史家或重要史著的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孔子、《左传》、司马迁或《史记》、班固或《汉书》、刘知幾或《史通》《资治通鉴》、郑樵、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或《文史通义》、乾嘉学派、梁启超等受到更多的关注，产生了高质量的论文[5]。在教学方面，史学史在一些高校中得以恢复，白寿彝、刘节、吴泽、朱杰勤、杨翼骧、陈守实等都在大学开设此课，并招收了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或进修教师，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史学史专业人才。白寿彝教授到“文革”开始前，已经完成了从远古时代到唐朝中叶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之撰述，内部印行500册。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真可谓朝气蓬勃、云蒸霞蔚。但不可否认，史学史在这时期也存在弱点：一是政治上“左”的指导思想对学术研究具有直接的影响，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如有些著作和论文过分强调史学史研究必须贯穿阶级斗争理论，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二是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时间短，又多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运用，还不够成熟。这两点都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是史学史研究的不利因素，应该不断克服。然而，1965年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史学史研究受到更大的干扰，学科的发展趋于停顿。“文革”开始后，因各种因素影响，史学史教学完全瘫痪，研究的热潮一下子冷落了。
这一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除了上述进展，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史学史学科重镇的国内格局基本定型，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是当时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最有成绩的高校。尹达先生虽然以考古学著名，但他关注史学史建设，是1956年发表《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的刊物《史学译丛》之主编。对新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他有起动之功。改革开放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二是作为领导者，周扬、翦伯赞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白寿彝先生高度评价周扬的贡献。他说：“在这一阶段里，周扬同志的功劳很大。他没有写过史学史的文章和著作，但在史学史工作的开展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61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上，他开始把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作为必须编写的教材提出来，并指定专门的单位、具体的人负责去做。这是史学史工作上的一件大事”。[6]翦伯赞是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历史组的召集人，历史专业教材编审工作组组长，具体负责历史教材工作。他重视史学史教材建设，指定吴泽先生担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主编，“1961年夏天，翦老趁吴泽同志来京之便，于6月27日下午在民族文化宫专为吴泽同志召开中国现代史学史座谈会，参加者有范文澜、侯外庐、郑天挺、尹达、刘大年、黎澎、白寿彝、周一良、金灿然等著名史学家。翦老在座谈会上说：文学有史，哲学有史，都有史，史学也有史，应该有史学史”。[7]1962年4月，他亲自到上海，组织《外国史学史》编写的讨论会，并提出指导性意见[8]。他本人撰有《跋〈宋司马光通鉴稿〉》《论刘知幾的史学》等论文。
二 第二阶段：十年停滞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停滞时期。“文革”十年，各门学科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像史学史这样的比较年轻的学科，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它在“文革”中实际处于被冻结的状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时代，史学史学科发展到今天，也必须经过它。白寿彝先生对这十年的史学史工作这样写道：
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接着又是十年动乱，史学史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的阻难。《中国史学史教本》成了某些人向我找麻烦的资料。但也因此，我不得不反复思考我在史学史上提出的论点，对某些论点倒理解得多了一些。[9]
在这时期，历史受到歪曲和编造，史学受到破坏，史学史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们在经历各种折磨中在不断提高认识的水平。在十年的恶风恶雨过去后，史学史工作所出现的繁荣，也可以说明他们在经受考验后的新的状况。对这十年，我们不应看作历史的空白，我们应该认真地进行总结。[10]
这是一位老史学史专家对这十年中国史学史学科历史的辩证认识。“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经受了考验，使人们在逆境中对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它为以后更加成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新的史学史研究热潮的到来积蕴力量，准备条件。
三 第三阶段：恢复和开拓新局面
第三个阶段的特点是恢复和开拓新局面。“四人帮”垮台后的前两年，即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是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与其他学科一样，史学史学科在这两年中开始恢复，特别是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第一届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得以入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文革”前的学术孕育和积累，终于在这一时期释放、结果。十年之内，以“中国史学史”为书名的有近20种之多，举其要者，有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仓修良、魏得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张孟伦的《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施丁的《中国史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陶懋炳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周春元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1989），邹贤俊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等。此外还有断代或专论性质的史学史著述，如瞿林东的《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周一平的《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等。这些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成书于“文革”前，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版的，如朱杰勤、刘节的书基本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在“文革”前打下的基础，在已有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探索的新成果。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他1983～1984年新撰的，代表了他的最新思考成果。该书的长篇叙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做了系统论述，不仅为作者本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遵循，而且对整个中国史学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座灯塔。吴泽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是20世纪60年代接受编写教材任务的成果，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规划教材——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完成。施丁、陶懋炳、邹贤俊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跟随白寿彝先生进修的高校教师，瞿林东是白寿彝先生1964年招收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他们的中国史学史基础都是“文革”前打下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史学史著述，均经过了“文革”的沉淀，在20世纪80年代春风化雨的环境下，或属于老干发新枝，或属于破土生新苗。20世纪80年代对学科建设最重要的事件是在白寿彝先生主持下，全国老、中、青史学工作者聚会北京，开了一次“全国史学史工作座谈会”（1985年）。参会学者既有西方史学史工作者，也有中国史学史工作者，涉及论题非常广泛，学者们畅所欲言，讨论充分，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方面，提出许多新的认识，并从组织上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史学史工作者的交流和协作。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出版，这是中国史学史第一部专业辞典，对学科建设的规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学术期刊方面，1961年创刊的《史学史资料》[11]，1981年改名《史学史研究》（季刊），楚图南题写刊名，由内部期刊而变为公开发行。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意在以介绍和研究国外史学理论为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关系密切，该刊也刊登中外史学史论文。《史学理论》的创办是中国史学界对外开放、重视国外史学思想潮流的体现，也是史学界重视专业理论建设的反映。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和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先后出版，中国史学史的四十年历程和成就在两书中均有总结；白寿彝先生也发表了文章《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在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可以说进入了全面创新时期。研究生制度恢复以来初始几年招收的研究生于20世纪80年代毕业，走上教学和科研岗位，经过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成熟期。他们日益成为20世纪90年代发表和出版中国史学史论文、专著的生力军。胡逢祥、张文建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吴怀祺著的《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陈其泰著的《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谢保成的《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乔治忠的《清代官方史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姜胜利的《清人明史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等等，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在内容上有四个特色。一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加自觉的重视，并取得了切实的成就。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志》等著作是比较突出的表现。二是20世纪史学成为研究热点。这与临近世纪之末，总结一个世纪学术的要求密切相关。对中国史学史学科自身发展史也做了专门系统研究，出现了以此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三是分支学科的建设取得明显的进展，如史学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官制度史、历史文献学史、史学批评史等都出现了专书。四是研究范围扩大了，如文史关系、经史关系、少数民族史学、史学与社会的互动等受到重视，并有一定的成果。在中国史学通史方面，继续出版新作，如王树民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要》、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等。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定稿。杨翼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编年》完成了前三册。由于史学史学科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其重要地位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在1997年的学科目录中，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是一级学科历史学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比较，史学史研究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叙述，越来越少使用“资产阶级史学”“无产阶级史学”等概念了。在经过林甘泉和戴逸等著名史家文章的自我检讨和说明之后，史学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林甘泉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1996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明确表示不使用资产阶级史学的提法。他说：“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12]戴逸时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他1998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表达了与林甘泉相近的观点。他说：“过去，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来区别这两个学派，用阶级属性来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这未必能十分确切。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13]他在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所写的“总序”中再次强调这一点：“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史学家区分两代史学家，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个学者、一种学术，这并不科学。阶级是由经济、政治等社会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很多知识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各阶级都可以接受。自然科学没有阶级属性，不存在资产阶级物理学、无产阶级物理学。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在世界观、历史观上可以判断阶级属性，但其中是否也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真理性的知识？历史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智慧，那是无产阶级智慧……把这种知识与智慧简单地归纳为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这种划分方法很不妥当。”戴逸还谈到了过去不同史学派别的相互影响及学术继承的问题。他说，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吴怀祺先生在《历史学百年·总论》中也谈到类似的问题，他说，“不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具有不同学术观点、学术风格，当然也有不同的缺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立起来，进行褒与贬”。[14]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史学界与港、台地区的史学交流逐步开展。香港学者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在内地学界赢得众多读者，许冠三本人曾受邀到山东大学讲学，他的治学特点对山东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影响显而易见。杜维运、逯耀东、雷家骥、张荣芳、戴晋新等台湾学者的中国史学史著述也被引进大陆，得到较高的评价。1998年6月，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学者在台湾台中市举行史学史研讨会，大陆学者仓修良、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张广智参加了该次会议，从而开启了海峡两岸暨香港史学史学科学者的面对面交流。
四 第四阶段：学科的成熟与思变的焦虑
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进入21世纪的近20年，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三个阶段所规划蓝图的实施和完成，史学史研究的精细、规范程度提高了，史学史学科更加专业化。史学史研究的精细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论文写作方面。论文要求说明前人研究成果，引用资料，注释要详细而准确。这个阶段，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研究专著及学科理论专著，这是史学史学科专业化水平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2000年、2003年、2005年，白寿彝先生、杨翼骧先生、吴泽先生先后逝世。三位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也是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为各自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三位先生的辞世，标志着史学史学科一个时代的结束。
200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它是教育部设立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国家重视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反映。该基地每年召开的国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讨会和数年一次的国际研讨会，为全国史学史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基地创办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影响愈来愈大，成为继《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之后的又一重要专业刊物。
第四阶段的成果极其丰富，每年上千篇论文，专著层出不穷，难以详细列举。这里仅从研究内容和特点方面做出归纳。
（1）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史、佛教史学史、官方史学及修史机制、近现代史学史、史学与经学的关系、中外史学交流等受到更多的重视，产生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2）在中国史学史通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中国历史理论史、断代史学史等方面，均出版了大部头著作，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谢保成独立完成的4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6），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2）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胡逢祥等著的3册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商务印书馆，2018），乔治忠著的3册本《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6）。学术分量大大增强了。
（3）在史学史研究的资料建设方面，成就很大。杨翼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在杨先生逝世后经乔治忠、朱洪斌进一步增订，趋于精善完备；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是一部大型类书，门类齐全，涉及文献浩繁；王东、李孝迁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利用数字化资源，用互联网检索技术，汇集了大量清末和民国史学文献，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资源。此外，《史通》《文史通义》等经典文献的整理、今释、新编，近现代史家文集（包括日记）的出版，成绩也很值得称道。
（4）史学史研究队伍扩大。除了本专业培养的，其他相近专业如从事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也纷纷进入史学史研究的行列。
（5）研究范式多元化。通过史学史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交融、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学者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手段、范式更加多样了。
由上述这些表现可见，这个阶段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在四个阶段中取得的成绩最大。但吊诡的是这二十年对史学史研究现状不满的声音最多。大家对如何进行史学史的创新问题不断进行探讨，甚至在探讨中发一些牢骚。此类文章发表得虽然也不少，但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并不多见。之所以出现这种一面取得成绩，一面又对成绩不满的情况，我想主要是这一时期分量大的学术成果基本还是第三阶段史学史学科发展规划的实施，研究手段也没有大的变化，给人一种陈陈相因的感觉。有这种感觉虽属正常，但感性大于理性。客观地说，完成第三阶段的史学史规划，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在已有的规划和模式下写出花样翻新的学术成果，这本身就是矛盾而不合理的诉求。
在此想简要单独评述一下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教研活动。复旦大学在史学史学科方面以西方史学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享誉国内。这是耿淡如先生奠基、张广智先生发扬光大取得的业绩。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该校长期以来似乎很少参与其他高校的学术活动。尽管朱维铮先生在2004年和2006年的《复旦学报》上发表了《史学史三题》《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等颇有新意的文章，但因为他以治历史文选、经学史、思想史名家，他的这些文章被当作他的业余爱好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2012年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为他整理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朱维铮史学史论集》于2015年出版，令人知晓原来复旦大学也有重视和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传统，朱维铮先生是中国史学史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守实先生就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1960年朱氏担任陈守实先生的助教，与陈先生共同讲授这门课，“1978年秋，朱先生重返讲台。自此，除在国外访学，朱先生一直主讲中国史学史课程，直到1990年下半叶”。[15]从朱氏不断编制、反复修订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可以看出，他在中国史学史教学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讲义，讲课和考试都别具一格。朱氏还长期担任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的助教，协助周先生编《中国历史文选》，参与整理校点章太炎著作等，历史文献学、思想史均为其专长。他计划撰著一部中国史学史（盖是多人合作）[16]，题曰《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分三卷，分别是《历史编纂学》《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他对过往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甚少满意，对自己的这部著述期许很高，说道：“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17]然而，他除了留下了一些论文和著述设想、大纲，比较成熟的书稿似未出现。他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有不少精义，但不够系统，元朝以后阙略不备，也是未完之作。朱维铮先生文字功夫深，不时有思想犀利之论。但也有追求文奇之弊，如一些标题——必须写歪的“正史”“实录”不实等，自有其表述之妙，但往往不够平实，放大了正史、实录的局限性，其价值评判不免消极的批评过多，有失全面和客观。“出师未捷身先死”，朱氏没有实现其夙愿，的确是史学史界的憾事。但愿他的学术传人，能发现朱氏更多的手稿，并承继其衣钵，完成其未竟的写作计划。
五 经典史学史与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学史是在民国时期史学史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个阶段的学科建设，对民国时期的史学史状况不免批评多而肯定少，这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但那时对民国时期的史学史著述还是注意借鉴的，白寿彝先生20世纪60年代编的《史学史资料》就登载了多种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目录。到第三个阶段，对民国时期的建设成就的认识肯定得就比较多了。如1985年，白寿彝先生在“全国史学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旧的总是讲这个人、那个人，这不是写史学史书的体裁。写史学史应该贯通整个历史过程。一家家讲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讲不出来（整个史学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问题写，光知道几个历史观点，最基本的书都不知道也不一定好。所以想把旧的写法同新的想法结合起来写。”杨翼骧先生也高度肯定朱希祖、梁启超的学术贡献，说：“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梁氏指出的四项内容‘最少应特别注意’的，而后来的史学史著作却大都没有超出这些内容，而且叙述很不详细。”[18]从梁启超时代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辟，到白寿彝时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繁荣景象，中国史学史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概念“经典史学史”，来总结这个学科的理论成就。所谓经典，就是标准和规范。“经典史学史”就是指最能体现史学史学科本质的史学史内容和研究活动。
综合梁启超、白寿彝等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论述，我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做出如下概括。
（1）研究史家、史著（包括史家、史著所涉及的历史理论、史学批评、历史文献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2）研究历代官方历史撰述、史官制度、修史机制（也就是所谓官方史学）。
（3）研究史学与其他相关学问的关系（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的关系，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经部书、子部书、集部书所包含的史学思想）。
（4）研究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史学思潮、社会对史学的影响、史学对社会的影响）。
（5）研究中外史学交流（中国史学在外国的传播和影响，外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史学包括现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史学，因此，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不论是已经被融合的民族，还是现存的少数民族，其史学遗产，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以上这些内容是自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以来，几代史学史工作者逐步形成的共识。在当前史学史研究范式不断多元化的趋势下，我认为，可以把这些内容确定为经典史学史的范畴。
提出经典史学史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
首先，这是正确总结自身学科历史的需要。中国史学史学科从产生至今，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有主流，有支流；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有遭受挫折的时候。经过大浪淘沙，在20世纪末已经形成了自己完备的学科体系、基本的思维方式、治学路数。它们包含着史学史学科开拓者的心血和创造性成果。随着学科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新的思维范式、新的治学路数将是必然的。提出经典史学史，既是对史学史学科开创者成果的尊重，又表明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是在固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史学史的发展，就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而最初的那个核心雪球，就是经典史学史。
其次，这是学科发展及创新的需要。进入21世纪，学术创新的呼声不断，但有一种倾向，认为史学史研究范式陈旧，没有新鲜感，并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于过去的史学史研究路数。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创新，但无须把对现状的不满都归结于过去的学术成果及其学术路数上去，不要以为把过去的研究路数一脚踢开，与过去一刀两断，就能够开创史学史研究新局面。我们可以大胆地开创新局面，大胆地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路数和写作方法，但这与尊重已有的史学史路数并不矛盾，既有的史学史路数不是学术创新的拦路虎和障碍物。学术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学术研究就没有前途，但学术创新应以尊重已有成果为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为了创新，把近百年来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推翻和抛弃，这种创新就不是史学史研究了。再者，既有的路数下的学术探索还有巨大的空间，还有许多学术领地没有开垦。经典史学史还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学科发展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提出经典史学史，意在强调创新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
最后，这是确立学术标准、学术规范的需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过去是“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1997年学科目录）。现在，历史学包括三个一级学科：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以往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现在分成了“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两部分，分属于“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但不管怎样，它的学科性质没有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人才培养的增多，高等学校数量的扩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在绝大多数本科院校的历史学专业都设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类的课程，招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的高校也越来越多了，已经不局限于几个著名高校培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人才了。全国史学史与史学史学科的教研队伍有了一定的规模。教研队伍毕业于不同的院校，有的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此外，相近专业如历史文献学、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专业的学者也向史学史专业靠拢、渗透，甚至成为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从业人员变得庞杂了，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学术标准、学术规范。即使有的学者，特别是原来不是这个专业的学者，不认同这个标准和规范，通过提出经典史学史的概念，最起码也能使他们知道史学史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有自己的学术畛域，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近20年来，史学史研究的路数可划分为经典派、掌故派、武打小说派、静态派、动态派。如此划分是根据主要的研究特征做出的，并无褒贬之意，而且我也不认为各个范式完全独立，彼此之间毫不融合。
经典派是以梁启超、白寿彝等为代表的史学史开拓者所创建的研究范式。有人把此范式视为正统派，我更愿意称之为经典派，因为其所研究的内容及表现出的特点最能体现史学史学科的本质。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是经过几代史学前辈探索的结晶。此范式的特点是通过研究史家、史著、修史机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探讨史学成就，揭示史学发展过程，总结史学发展规律。史家传记、著述文本、典章制度史著作是主要材料。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包括研究其历史观、历史文献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
掌故派主要研究学人关系、学人生活、学人的治学生态。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书评、新闻报道等，是这派治学的主要材料。他们并不看重学者的著述。这派学人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一般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史学史（学术史）写得生动有趣，但往往缺少集中的主题和明确的论点。这种治学路数大概是受西方叙事主义或社会史的影响而产生的。目前在学术界还相当活跃，得到不少年轻学者青睐。
武打小说派就是把学术史写得有类于武打小说，善于揭示和描绘学者或学派之间的对立及斗争，探究学者的心理活动，甚至有一些诛心之论，注重烘托气氛，在揭示矛盾中展示史学的发展过程。这派学者所依据的材料除了掌故派重视的日记、书信、档案等，也涉及学者的论著，但很少大量引用。
静态派主要表现在对文本研究上，对文本进行结构分析，从死的文本中发掘材料，基本以归纳法进行作业。经典派在研究史学文本时常带有静态派的特点。
动态派主要表现在研究史学现象、史学运行机制等方面。它要求把史学置于社会大背景下，将史学的各种联系以及史学的活动状态写出来。
上述几种范式各有优缺点。但经典派范式是最基本的研究范式，是史学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范式；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吸收其他范式的优长，使史学史研究既不偏离轨道，又从选题到呈现形态不断有所创新，进而形成风格多样、百花齐放的局面，应是中国史学史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7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足。最明显的不足是没有产生诸多具有广泛影响乃至国际影响的经典之作，堪称名著的尚待时间之检验。知不足是向上的车轮，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还没有松懈的理由。
关于未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我认为应在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一是要不断发掘新史料，不断发现新课题，在深、细方面下功夫。二是要适当地由博返约，在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史学理论，将重点转移到著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上，写出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之作，切实建立起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是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和水平。早在30年前，白寿彝先生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求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这一提议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当前史学史界的理论思维水平还不够高。要提升中国史学史的层次，这个课非补不可。四是加强对中国史学名著的研读，强化专业基本功。五是借鉴新方法、吸收新观念，重视与他国史学的横向比较。六是要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使中国史学史学科走向世界。
中国史学史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科，在历史学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中国史学史学科要不忘初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建设和研究这门学科的出发点和目的。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但不是普通的专史，它是历史学发展到较高阶段自我批评的产物，是为推动历史学事业而产生的，关系到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每一位史学史工作者在从事专业研究时，对此都应保持清醒而开阔的学术眼界。
[1] 宁泊（姜胜利）：《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按：1997年冬，笔者曾到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寓所拜见杨先生，此时笔者正师从瞿林东先生读博士研究生，参与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编纂工作（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为瞿林东先生），该丛书收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该书的出版联络、版本选择、新式标点等事宜恰归笔者负责。这次出版的金著《中国史学史》，以金著1957年修订本为底本，将其删去的1944年版本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及“结论”附在后面。记得当时曾向杨先生问了这样的问题：“金先生在修订本删去第十章是不是出于谨慎？”杨先生表示肯定，他说，金毓黻先生为人非常谨慎。在那次谈话中，金先生最后还说了一句：“研究史学史，要讲历史观，有危险，我劝你也别搞了。”可见，一些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有思想顾虑。
[2] 《史学译丛》1956年第2期。
[3] 参见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在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第539页。
[4] 笔者2017年7月17～18日在长春参加金毓黻先生诞辰130年纪念会，从长春的朋友处得到金先生赠与友人的书之扉页上用毛笔所写类似识语的照片，由此“识语”可知金先生删掉第十章是出于刘大年的建议。其曰：“一九五六年，我计划重印此书，先请刘大年同志鉴定。经其披览一过，告我同意重印，惟指出导言应修正，第十章谈近代史学者应全删，其余各章有关立场观点之不正确者并应订正。翌年，我在病困中，虽照所指各节修改，并经卞君孝萱校订多处，终以仓卒付印，难免粗疏。兹以重印行世，又值病痊，感念大年同志启示之惠，谨志册端，永矢弗爰 一九五八年六月 黻记。”
[5] 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先生编选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两册，汇集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6] 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在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 田珏：《翦伯赞与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1期。
[8] 田珏：《翦伯赞与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1期。
[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77页。
[10] 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在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 1961年6月创刊，原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至1964年7月停刊，共出9期。1979年复刊，改名《史学史资料》，出刊5期；1980年出刊6期，两年内出刊11期。
[12]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3]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4]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历史学会组织编写《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第71页。
[15] 廖梅、姜鹏：《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整理说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6] 邹振环说：“当年，张广智和笔者曾被朱维铮委托主持该项目的第三卷，即‘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相关卷次，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未能完成。张广智的部分构想和阶段性成果汇入其主编的《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笔者也在撰写该项目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属于中国近代史学交流史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一书。正是循着拓展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空间的思路，2017年笔者完成了《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编纂。”（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
[17] 朱维铮：《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18]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