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一丝不苟地回道，“臣查阅旧档，宣德元年汉庶人朱高煦谋逆作乱之际，先帝睿鉴，特命定国公徐景昌、彭城伯张信专司皇城戍卫，遣安乡伯张安、广宁伯刘湍、忻城伯赵荣、建平伯高远分守九门，拱卫京师。”
“至正统十年，成国公朱勇上疏弹劾勋贵荒废武事，被劾者计有驸马都尉焦敬、石璟、薛桓，崇信伯费钊、保定伯梁珤、建平伯高远、忻城伯赵荣、安乡伯张安、永顺伯薛绶、清平伯吴瑛、平江伯陈豫、彭城伯张瑾、惠安伯张琮等十数家勋爵，非独焦敬、赵荣二人之过。”
“臣以为，汉庶人之乱较之也先犯境，其危害更甚，必是经过深思熟虑，虽然后来勋贵确有懈怠武备之弊，但若谓焦敬、赵荣全然不谙弓马骑射，恐与实情不符。”
于谦每奏一句，殿内的空气便凝重一分，孙太后的鎏金护甲在紫檀案几上划出的声响也随之愈发刺耳。
起初只是指尖无意识地轻叩，发出细碎而克制的“嗒嗒”声，仿佛在压抑着某种情绪，继而转为急促的刮擦，在光滑如镜的木面上留下蛛网般交错的浅痕，每一道都透着难言的焦躁。
最后随着于谦某句话音落下，孙太后手腕猛地一沉，“吱——”的一声锐响，锋利的甲尖竟深深楔入木纹，硬生生在御用紫檀案几上撕开一道寸许长的裂痕。
“老身明白了。”
孙太后突然抬起手，鎏金护甲的寒芒穿过屏风上斑驳的茶渍，直指于谦，“你就是故意的！专挑从前被成国公朱勇弹劾过的勋贵来执掌京营，处心积虑得要为郕王笼络人心！”
“先帝与皇帝在时，京营向来是由英国公张辅与成国公朱勇共同执掌，汉王之乱后，顾佐上疏要先帝保全功臣，先帝这才解了张辅的兵权，由朱勇独掌京营。”
“如今朱勇随驾殉国于土木堡，你便趁机在重组京营时大作文章，好让郕王坐收渔利！”
张祁一听，顿时吓了一大跳。
不对啊！
他分明记得，焦敬和赵荣这两个勋贵，在原本的历史轨迹里，根本未曾参与北京保卫战，更遑论与郕王有什么牵扯。
故而当孙太后因焦敬、赵荣之事责问于谦时，张祁始终垂首静跪，未发一言。
横竖历史早已证明，此二人无关大局，有或没有，北京城照样守得住。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于谦这番人事安排竟暗藏深意。
可为何于谦从未与他商议过此事？也未曾向他透露过半分？
是孙太后多心错怪，还是于谦早就在替他筹谋，却又怕他年少气盛，得意忘形，走漏风声，才选择刻意隐瞒？
于谦肃然道，“殿下，京营主将之选，历来以公、侯、伯三等爵位为序，择功臣外戚中才德兼备者任之。”
“成国公朱勇自永乐五年承袭父爵，历任各都督府要职，曾出任南京留守。”
“宣德元年随驾平定汉王之乱，宣德三年又率军出塞，于女直哈剌哈孙等处斩获甚众，先帝每巡边塞，朱勇必随侍左右。”
“至正统九年，更与刘僧监军出喜峰口，两败蒙古于富峪川、热水川，如此功勋，统领京营自然众望所归。”
“然自土木一役后，京中勋贵竟无一人能及朱勇当年之资历战功。”
“石亨虽骁勇善战，然至今仍为九边偏将，若骤然擢其统领京营，既无显赫爵位镇服诸将，又缺勋贵重臣辅佐襄赞，臣恐难以服众。”
于谦所言确实切中要害，纵观正统朝勋贵，成国公朱勇确实称得上是难得的将才。
虽说朱勇最后在土木堡折戟，但至少人家是努力拼杀到了最后一刻，比起那些临阵脱逃的软骨头不知强了多少倍。
孙太后的手渐渐收了回去，她也知道于谦说的是实情，只见她凤目微垂，沉吟片刻后突然拍案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爵位吗？那就给石亨即刻封爵！”
“老身听你方才所言，这石亨在大同镇守多年，早该加封了，既有了爵位，由他一人统领京营岂不干净利落？何须再添焦敬、赵荣二人？又何必要那些闲散勋贵瞎掺和？”
“何况这石亨久在边关，想必火器操演亦不在话下，统管三大营绰绰有余！依老身看，这管事儿的一多，人多嘴杂，反倒误事！”
“今日你说要这般操练，明日他又说要那般布阵，还能练出什么好兵来？倒不如直接给石亨一个伯爵，将京营一应事务，尽付与他一人处置。”
张祁大为震惊，他倒不是惊讶孙太后的决断与史书所载分毫不差。
自他魂穿至此，这般“殊途同归”的戏码已上演太多次，历史轨迹每一次都能诡异地自我修正，兜兜转转得回归原处。
他讶异的是，孙太后在根本没见过石亨的前提下，竟能仅凭于谦寥寥数语的描述，就精准地嗅出石亨可堪为用的气息。
独掌京营兵权，这是何等厚重的信任？
更何况石亨甫一返京便获封爵位，这份恩宠简直令人咋舌！
孙太后这一手分明是在与时间赛跑，她要趁着郕王尚未正式登基前的最后权力窗口期，抢先将这份天大的人情做给石亨。
她心里很清楚，若等到北京保卫战之后论功行赏，这份恩情就要记在郕王和于谦头上，届时，京营必将彻底落入郕王和于谦的掌控之中。
但此刻抢先封爵就大不相同，毕竟郕王眼下只是监国，封爵这等大事，终究绕不开她这个皇太后的首肯。
张祁正自思忖间，孙太后却已放过了于谦，转而将目光投向他，连声唤道，“郕王？郕王……郕王！”
见他仍无反应，不由蹙眉斥道，“走什么神呢？清宁宫议政，岂容你如此轻慢？石亨战功赫赫，老身欲加其爵禄，你既为监国，当有主张，说说看吧。”
张祁心知此事断不能驳。
孙太后既已开口为石亨请封，若他执意反对，岂非在北京保卫战之前，便先与这位大将结下了梁子？
于是张祁回禀道，“臣适才思及户科给事中李侃所奏三策，正与今日军务相合。”
“其一，选将之道当不拘一格，宜令兵部会同五军都督府，自诸卫所及行伍中广选智勇之士，无论出身，唯才是举，试以弓马韬略，堪用者即刻超擢，使步将善守，骑将善攻，各展所长。”
“其二，今虏势方张，我军新败，新募军卒多市井浮浪子弟，未经战阵，恐难当大任，宜速请遣干练朝臣，速赴北直隶等五省，每府选练民壮五千，精训之后，择其锐卒二千入卫京师。”
“其三，虏骑来去如风，当以车阵制之，京城现有骡车千乘，刚猛迅捷，最宜为战，可列车为阵，步骑居中，车厢以铁索连环，内藏火器，外周刀盾，临阵则车为城垣，步骑居中，接敌则铳炮齐发，趁乱出击，虏退则纵骑追亡，诚为制胜良器。”
“李侃所奏三策，臣深以为然，已批交该部议处，今殿下欲为石亨请封，正与其‘选将不拘一格’之议暗合。”
“石亨本为良将，若加爵赏，必能更效死力，激励三军士气，臣以为殿下此议，实乃鼓舞士气、稳固军心之上策。”
孙太后眸光微动，当即明白了张祁的弦外之音，选将之事，外朝早已议定，她此番表态不过是锦上添花，只有郕王这个监国才能乾纲独断。
然而孙太后也未见愠色，大同传来皇帝为瓦剌“索赏”的急报时，她便明白于谦先前的预言已成现实，也先狼子野心，分明是要挟持天子为质，以图大明江山。
眼下这般情势，郕王继位，已是势在必行。
因为从法理层面上来讲，明英宗的问题可比宋钦宗要严重多了。
宋钦宗虽酿成靖康之变酿成奇祸，致使山河破碎、国耻深重，但金人废其帝位，将其降为“天水郡公”，变为金国勋贵，实质上已经等于正式解除了大宋臣民对他的效忠义务。
而明英宗不同，他仍是大明皇帝，只要这层法理关系依旧存在，天下臣民便不得不奉其诏令，正因如此，大同官员才不得不遵从“圣谕”，向瓦剌人献上钱帛。
也先此人，也比当年的金人更为狡黠，他不贪虚名，只求实利，始终以“臣属”自居，刻意避免获得废黜大明皇帝的资格。
大明若要破局，唯有另立新君，让成年君主占据法统之位，方能将君臣大义重新归正。
大同的事一出，彻底坐实了明英宗沦为瓦剌傀儡的事实，朝臣们便必定会拥立郕王继位。
除非孙太后威望卓著，令群臣主动“劝进”，请她临朝听政，但大明的祖制家法，显然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
想通这一节，孙太后反倒释然了。
因而此刻她根本无意与张祁争锋，只要能牢牢掌控京营兵马，确保她那被俘的好大儿将来不致在暗处遭人毒手，于她而言便已是万幸了。
所以孙太后听罢张祁这番绵里藏针的应答，反而温言道，“郕王这些时日监国理政，老身瞧着，倒是比从前长进了不少，是愈发沉稳了。”
张祁见孙太后未加驳斥，于谦亦默然不语，便又进言道，“臣以为，选将不拘一格，是因为如今乃用人之际，若因边将偶有过失便行诛戮，未免失之严苛，恐寒将士之心，不知殿下以为然否？”
孙太后颔首道，“所言极是。”
张祁又道，“近日镇守居庸关都指挥佥事孙斌上奏，守备怀来署都指挥佥事康能及怀来、隆庆、龙门卫指挥、千百户易谦等，皆领军余挈家弃城来居庸关避贼，按律当治重罪。”
“《大明律》明载，‘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
“‘若与贼临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于飞报，以致陷城损军者，亦斩。’”
“‘若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
“然臣念及边关将士用命不易，不忍过苛，故已传令训诫康能等人，姑且赦其死罪，命其戴罪立功，仍率所部协防居庸关。”
张祁这一手，实则是汲取了明末边事溃败的惨痛教训。
自监国理政以来，他发现在封建社会搞“依法治国”是绝对不现实的。
朱元璋当年制定《大明律》时，为震慑群臣，将律法条文定得极尽严苛。
细究之下，几乎条条皆可论死，文武百官稍有不慎便会触犯律条，轻则下狱，重则灭族。
倘或当真按律行事，土木堡一役后，九边守将都该押赴刑部问斩，便是杨洪、石亨这等大将，非但难逃一死，更要株连九族。
可如此一来，只怕也先的大军尚未南下，朝廷自己就先斩尽了能征善战之将。
崇祯皇帝便是太过拘泥于律法，结果将卢象昇、孙传庭等忠心敢战之将尽数问罪逼死，反倒让左良玉、吴三桂这等心怀异志之辈坐大。
倘或杨洪、石亨生在崇祯年间，只怕他们的下场比之袁崇焕还要凄惨三分。
毕竟古往今来，为官为将者，岂能事事周全？
况兵者诡道，战局瞬息万变，纵使韩信复生，亦难保百战百胜。
然臣子有过，是严惩以儆效尤，还是宽宥以示恩典，是依律问斩，还是破格擢升，或罚或赦，或贬或赏，全在圣心独运之间。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人治大于法治”，也就是所谓的“刑赏二柄，操之人主”。
“人治”有一桩好处，正因律法严苛，皇帝只要稍示宽仁，法外施恩，或减等论处，或特旨赦免，臣子们便觉皇恩浩荡，愈发誓死效忠。
故而张祁对弃城逃往居庸关的边将一律免罪，这般“施恩”之举在孙太后与于谦眼中是寻常处置，二人均未置一词。
然而张祁接下来的话却令孙太后勃然变色，“臣也已传谕守备居庸关都指挥孙斌及沿边诸将，近日圣驾亲征，所有御用器物，包括龙旗、御马、驾牌、旗号等物，尽陷敌手。”
“恐虏寇持此伪称圣驾回銮，胁迫开关，诸将切不可轻信其言，堕入奸计，务必运筹帷幄，奋勇当先，伺机出奇制胜，全力剿灭来犯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