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祁再度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正统十四年这个历史节点上，于谦的论断与立场无疑是正确的。
王骥的确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军事人才，封爵本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是永乐四年丙戌科进士出身，是一位凭军功封爵的文官。
纵观有明一代，文官获封爵位者不过区区十人，其中以军功封爵者更是凤毛麟角，仅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三人而已。
这意味着，像王骥这般既能登科及第，又能建功疆场的文武全才，在大明王朝三百年的历史中仅有三人。
王骥可以说是实打实的“百年一遇”的国之栋梁。
纵观历史，明朝大规模封爵仅有两次，第一次是明初开国与靖难之役时期，第二次则是南明政权存续期间。
且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改前朝五等爵制，仅保留公、侯、伯三等爵位，且封爵对象严格限定于功臣与外戚。
并且还明确规定，文官一律不得封为公侯，最高仅可授伯爵，且必须以军功为凭。
表面看来，此举似是朱元璋吝于爵赏，毕竟文臣鲜有获取军功的机会。
但深究其本质，这一政策实则体现了太祖皇帝对武将集团的刻意倾斜，即便武将品级低于文官，只要拥有爵位，其在朝中的地位与尊荣便远胜寻常文臣。
这种制度设计不仅确保了武勋集团的特权，更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文官势力的过度膨胀，维系了明初文武势力的微妙平衡。
在这一严苛的爵位制度下，明朝文官集团中唯一突破“文不封公”这一玻璃天花板、超越武将而获封公爵的，仅有开国元勋李善长一人。
作为朱元璋的“萧何”，李善长自至正十五年韩林儿称帝时便追随朱元璋，虽非饱学之士，却谋略过人，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不世之功，因而被朱元璋视为股肱之臣。
明朝甫一建立，李善长便获封“韩国公”，享四千石俸禄，得世袭铁券，并获“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权。
然而即便如此显赫的殊荣，最终也未能保全其身，因受胡惟庸案牵连，李善长全家七十余口遭诛。
朱元璋念及旧情，赐其全尸，并因李善长之子尚临安公主之故，特赦其长子李祺。
但最终李善长仍以“谋反”罪名被处死，韩国公爵位亦被废除。
正因如此，王骥所获的“靖远伯”爵位才更显珍贵，它实为明朝开国以来文官勋贵中的第二高峰，其地位堪与名垂青史的刘伯温比肩。
因此，于谦力保王骥的举动实属情理之中。
在成化朝威宁伯王越与正德朝新建伯王守仁尚未出现的正统年间，从于谦的视角来看，王骥堪称大明开国以来独一无二的栋梁之才，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能牧民理政、安定一方，其文韬武略直追诸葛武侯。
对于刚正不阿的于谦而言，若因王振这等奸佞之徒而牺牲王骥这样的国之柱石，这不仅是难以接受的损失，更是对朝廷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倘若于谦是那种趋炎附势、不分轻重之人，张祁也绝不会如此倾力相助。
正是于谦这种“宁折不弯”的品格与“为国惜才”的担当，才赢得了张祁的敬重与追随。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王骥在“夺门之变”中站在了明英宗的那一方。
历史上的景泰帝朱祁钰在清算王振余党时也曾力保王骥，更在明英宗回京后委以重任，命其守备南宫，负责监视幽居于此的太上皇朱祁镇。
到了景泰三年，景泰帝还亲赐王骥敕书，恩准他解职养老，定期朝见。
谁曾想，景泰八年“夺门之变”爆发时，这位深受景泰帝信任的老臣非但没有感念皇帝恩德，反而亲自披甲上阵参与政变，甚至将儿孙悉数带在身边助阵。
景泰帝的仁慈与保全，终究抵不过王骥对明英宗的效忠之心。
故而张祁此刻面对于谦的请求，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踌躇。
他深知，若以朝堂公论而言，王骥在土木堡之变前的仕途堪称完美无瑕，唯一的政治污点不过是与王振过从甚密。
若不在清算王振时借机将其牵连，此后几乎再难找到惩治王骥的正当理由。
即便以当下贵州、湖广的苗民起义为由头，也难以给王骥定罪。
因为历史清楚地表明，这场起义与同期浙江、福建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如出一辙，本质上皆因官府盘剥过甚，百姓食不果腹，最终揭竿而起。
这类农民起义如同野草，剿而复生，本就是封建王朝的痼疾，难以根除实属常态。
历史上这场苗民起义一直持续到天顺五年方才被平定，这本就是时代局限使然，若以此归罪于王骥，未免有失公允。
除非张祁能向于谦坦白自己穿越者的身份，否则他根本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驳于谦的主张，这种无力感让他倍感焦躁。
思绪翻涌间，张祁又想起了张輗、张䡇两兄弟，这对在历史上与王骥如出一辙的人物，他们都曾深受景泰帝恩宠，却在关键时刻背主求荣，参与了“夺门之变”。
然而如今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自他穿越以来，张輗、张䡇兄弟已与于谦结盟，共同策划了扶立假郕王的计划。
眼下他们仍是同一阵营的重要盟友，张祁需要继续利用这两兄弟，便不能贸然对他们下手。
更让张祁纠结的是，张輗、张䡇这两兄弟至少曾经公开欺辱过他，甚至屡次对他出言不逊。
若要对这两兄弟发难，起码还能以私人恩怨为由，博取于谦的一点儿理解和同情。
但王骥的情况却让张祁束手无策，这位老臣从未与张祁有过任何过节，连想找个治罪的借口都找不到。
这种无从发泄的憋闷感，让张祁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师出无名”的无奈。
于谦见张祁沉默不语，趁势进言道，“《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凡文官非有大功勋于国家，而所司朦胧奏请辄封公侯爵者，当该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斩’。”
“‘其生前出将入相，能去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功勋一体，封侯谥公，不拘此例’。”
“细究此律，并非一概禁止文官封爵，而是严禁‘朦胧奏请’，即无正当理由擅自奏请封爵者，当以欺君之罪论处。”
“但若文官确有殊勋，符合三项要件，出将入相、能除大患、尽忠报国，则封爵不仅合情合理，更应予以褒奖。”
“王骥既已凭军功获封靖远伯，若殿下此刻要治其罪，岂非连当年举荐封爵之人也要一并问罪？这等株连之举，恐怕有违太祖皇帝立法之本意啊。”
于谦见张祁仍显犹疑，又正色补充道，“且太祖皇帝当年定制时曾明言，‘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此乃祖宗成法，不可轻废。”
“王骥之爵位，一非恩荫，二非幸进，实乃凭真刀真枪的军功所得，靖远伯之封号，更是陛下特旨亲赐，若因政争而废此功勋，岂非违背太祖皇帝‘爵赏以军功为准’的立制本意？”
“况且殿下细想，太祖皇帝定制时，特意强调‘封号非特旨不得予’，就是要杜绝权臣滥封，杜绝‘因私废公’之弊。”
“若今日可因政见不合而废一靖远伯，他日他人亦可因私怨而废其他功臣，若开此先例，日后边关将士立了战功，还要担心朝堂倾轧牵连，谁还愿为朝廷效死？”
“长此以往，朝廷爵赏将失信于天下，军心士气必将涣散！治罪王骥事小，动摇国本事大，还请殿下三思！”
张祁听到这里，突然感到一阵荒谬的窒息感。
都说封建社会吃人不吐骨头，他本以为从家奴摇身一变成郕王，总算能从被吃的变成吃人的那一方。
可如今看来，他不过是从砧板上的鱼肉，变成了更体面的祭品罢了，被吃得更加冠冕堂皇，更加顺理成章。
一股无名火猛地窜上心头。
他自觉理屈词穷，却又咽不下这口气，终于按捺不住，猛地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盏叮当作响。
“好一个《大明律》！好一个太祖定制！既然少司马非要跟本王讲祖宗法度，那本王今日就明说了，本王偏要以私废公！偏要大行株连！你待如何？”
“本王就不信了！治罪一个靖远伯，天就塌了？当年太祖皇帝屠戮功臣时，怎么没人敢跟他说会动摇国本？”
张祁只觉得一股郁气直冲脑门，胸口像压了块烧红的烙铁，又疼又烫，“洪武三年，太祖皇帝首封功臣三十六人，前后封爵者不下六十。”
“可胡惟庸案杀了韩国公李善长等十位勋贵，蓝玉案又诛了十七家，前后算下来，太祖皇帝杀的功臣勋贵不下三十三位！结果呢？我大明不照样国祚绵长？”
于谦震惊抬头，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何先前还唯恐出格的张祁，会在王骥一事上如此失态。
张祁的怒火却愈烧愈旺，“你以为本王是无的放矢？先前早就有人弹劾过王骥，说他三征麓川，耗费国库银两数百万，十五万大军死伤枕藉，最后竟连思机发的影子都没抓到！”
“强征民夫、私用腐刑、虚报战功，更可笑的是金沙江畔，七万大军逡巡不敢渡，与天宝年间李宓征南诏又有何异？”
“昔年李宓七万大军深入不毛，最终全军覆没，数万唐军葬身洱海，杨国忠却谎报捷讯，如今王骥的所作所为，与这些误国奸臣有何区别？”
于谦的脊背挺得笔直，他的目光直直望入张祁翻腾着怒火的眼底，声音不疾不徐，却似一泓清泉漫过焦土，“殿下息怒！”
“治国如执秤，不可因一时意气而乱其衡，殿下若果真要治罪王骥，就当明正典刑，让三法司会审，公示其罪，如此方能服众……”
张祁深吸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着。
他心知自己此刻近乎无理取闹，但面对于谦滴水不漏的论辩，他只能选择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少司马，你我心知肚明，王骥之功过，本就是朝廷一念之间的事。”
“若说他是开疆拓土的功臣，那一桩桩战功自然可作佐证，若说他是劳师靡饷的败将，那耗费的粮饷、折损的将士也皆是明证！”
“说到平定西南，昔年颍国公傅友德又是何等功勋？洪武十四年，太祖皇帝钦点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统领三十万铁骑南下，左有蓝玉为副，右有沐英相助，旌旗所指，蛮夷震恐。”
“大军行至湖广，傅友德用兵如神，分派都督胡海率五万精兵取道永宁直捣乌撒，自己则亲率主力由辰、沅挺进贵州。”
“先是势如破竹连克普定、普安，诸苗望风归降，继而转战曲靖，在白石江畔与元军主力决战，生擒平章达里麻。”
“尔后又挥师乌撒，沿格孤山南下，与永宁驻军会师，两路大军直捣云南腹地，逼得那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走投无路，竟在逃亡途中自尽身亡！”
“其后，傅友德又在乌撒筑城据守，蛮族数次来犯，皆被击退，而后连克七星关、可渡河，东川、乌蒙、芒部诸蛮相继臣服。”
“即便后来乌撒蛮人降而复叛，傅友德亦能迅速平叛，斩首三万，缴获牛马十余万，让水西诸部彻底臣服！”
“更不用说洪武十九年再平云南蛮族，洪武二十年助冯胜征讨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平定东川叛乱，洪武二十二年又击败越州叛酋阿资，哪一桩不是浴血沙场的实在军功？比起王骥那劳师动众的麓川之战，不知强出多少！”
“岂料洪武二十七年冬宴之上，只因一箸御膳未动，太祖皇帝便以大不敬相责，竟逼得傅友德当场手刃亲子！”
“待傅友德斩杀二子，捧首级入殿复旨时，太祖皇帝反责其行事暴戾，傅友德悲愤难抑，不堪受辱，当即抽刀自刎于殿前。”
“太祖皇帝大怒，下令将傅氏全族流放辽东、云南，唯驸马都尉傅忠与寿春公主所遗幼子傅彦，特准留居京师。”
张祁漠然道，“傅友德之死，既未明正典刑，亦未交三法司会审，然满朝公卿，何曾有一人敢言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