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刺客—聂政

相比豫让的替知己复仇，聂政则是'收钱办事'。给钱的人是严仲子，目的则是刺杀韩国宰相侠累。事实上，当时聂政是想“金盆洗手”的，他不想再杀人了。之前就是因为杀了人，从韩国带着母亲和姐姐逃到了齐国，当起了屠户。

从严仲子来找他的时候，本想避而不见这一心态就能看出。奈何严仲子给的太多了，既请客吃饭，又捧出百金，虽然这百金名义上是为了给聂母作为寿仪（寿仪：为中老年人庆祝生日的活动，活动上家人及亲朋好友会以赠送礼物等方式来表达祝福和庆祝。）但实际上严仲子这一行为，无异于收买了聂政。

所以，虽然严仲子和聂政之间没有直接的'金钱往来‘，但严仲子把钱给了聂母，等于间接也给了聂政，至少是给了聂家。因此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严仲子和聂政之间也逃脱不出“收钱办事“的这一范围。

餐后，严仲子提出了自己的需求，然而聂政却严词拒绝了。因为自己的母亲还在世。事实上，这又是豫让和聂政不同的一点。豫让从头到尾没有顾忌；没有顾忌也就没有软肋；也就没有谈判的筹码。而聂政是有顾忌；有软肋；有筹码的，顾忌和软肋是：家人，谈判筹码是：母亲。

所以聂政说：'现在母亲在世，我不能答应你'，后来是因为母亲去世了，聂政也尽孝了，没有母亲这个'软肋'了，因此才出来替严仲子做事。没有软肋了，但顾忌还是有的，那就是姐姐聂荣。

因此聂政刺死侠累之后，他进行了自我毁容，以保全自己的姐姐一家的安全。虽然最终聂荣也因过于悲伤死在了聂政的尸体前，但不可否认的是，聂政是出于保护姐姐才这么做的。

相比豫让，聂政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幸运在于他有母亲，可以陪伴在母亲身边，给母亲养老送终。幸福的是，有为他而伤心悲痛而哭的姐姐。

这个结局对聂家姐弟俩是极其悲壮的，但即便如此，司马光却依然要为我们泼一盆“冷水”。在司马光看来，聂政的行为不管多么有情有义都是不能被鼓励的，他甚至称聂政为“盗贼”。

这是一个很蔑视低贱的称呼，而且本质上就是“罪犯”（根据查阅资料可知，“盗”这个字，在古书中有特定含义，就是指身份低贱的人杀了官员，是一种官方性定义）。

但司马光采取此定义，我们却未必认同。事实上，我觉得聂政之所以答应严仲子的刺杀需求，是为了还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知己之情，是为了还严仲子为自己母亲奉上的百金寿仪，聂政最后的毁容，也是单纯想要护姐，严仲子算什么？！

那也只能算是利益伙伴，而严仲子的利益，聂政早已通过刺杀侠累还清了，所以聂政临死前心中就一个想法，不让这件事连累姐姐。

仅此而已。

《资治通鉴》作为皇帝治国的“教科书”，天然具有维护政治秩序和法律权威的作用，但这不意味着司马光对聂政全然否定，他完整地记述了聂政从见到严仲子到为奉养母亲拒绝，再到刺杀护姐的全过程。

就像豫让，司马光把一段重要对话以及“行动宣言”隐去，就是想说“君君臣臣”这一套，他要的或者说北宋中央要的是绝对忠诚，哪怕这个人是个暴君。所以司马光虽然评价豫让为：“真义士也”，但将其理念和“行动宣言”隐去，从而变成了单纯的“忠君”符号。

聂政这边虽然肯定了他的伦理选择，却依旧被贴上“盗贼”的标签，因为在司马光他们看来，聂政的确犯了重罪，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明确态度。

这事实上是司马光的局限，作为北宋政治家，他必须维护政治稳定，否则他的既得利益会遭受挑战，当权者也不会允许他做出任何可能对政权合法性不利的行为，所以司马光为了“政治正确”只能做史料的删减。

但司马光这么做，不等于后世的编译者也这么做。他们不仅完整的保留了豫让与赵襄子的对话，还没有沿用“盗贼”这个标签，反倒将聂政说成烈士，将聂荣说成烈女。

当然这个称呼，也需要待日后审视。

但豫让可就惨了，虽然完整的保留了豫让与赵襄子的对话以及那句经典名言，却依然被贴上了愚忠的标签，也许在他们看来，忠诚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什么特点？“以利相交，利尽则散”。智伯既然已死，那么豫让的复仇在他们看来就是愚蠢的，因为将豫让视为“国士”的人不在了，所以豫让无法再享受“国士待遇”，故而利益断绝，忠诚已没有意义，但豫让依然为智伯赴死。那就只能解释为——愚忠。

这明显是对忠诚的亵渎。事实上豫让才可能是把忠诚一词纯粹地贯彻一生的人。

要弄清楚豫让是不是愚忠，我们还需要一个对比对象，他叫——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