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知识基础

将公共管理领域的302篇文献进行详细的研究，进一步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可以较为直观地揭示复杂文献背后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规律，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进行多元、分时、动态复杂网络分析和有效的可视化知识分析，如爆发点关键词时间线所示（见图3）。虽然早在1997年就有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但是并未引起大的研究热潮。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研究最主要的引爆点（burstterms）是2000年以后“治理理论”（governance）的兴起。治理理论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的诸多探讨。“治理”一词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以Rhodes R. A. W、Kettl. D. F、Allen. Schick以及J. Pierre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率先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在Rhodes、Kettl以及Schick眼中，国家的能力在逐渐弱化，在能力不足而现实又紧迫的情况下，政府势必会被迫交出手中的权力，分享给市场、社会，国家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Kettl, 2000: 488-497; Rhodes, 1997:182-184; Schick &Finance, 1996）。而在Pierre眼中，他更愿意将国家的空洞化看作一种转变和改革，而不是国家的弱化（Pierre, 2000）。

对于“治理”概念的界定，散落于包括全球治理委员会、联合国开发署（UNDP）等诸多研究机构以及Rosenau、Rhodes、Stoker等学者报告以及论著当中。影响较大的是以Rhodes为代表的“治理”的“六种用法”（Rhodes, 2003）以及以Stoker为代表的关于“治理”的“五个核心论点”（Stoker, 1998: 17-28）。尽管治理的概念不胜枚举，但是在治理的本质上学者们达成了共识：治理的实质在于其偏重的管理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Kohler-Koch & Rittberger, 2010: 27-49）。以俞可平为首的一批国内学者对治理也做出了诸多研究。在《治理与善治》一书的引论中，俞可平提出了对治理内涵的理解，“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俞可平，2000），并且指出善治的本质就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俞可平，2000）。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治理”和“管理”的内涵做出比较。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区别，“治理”的重点在于多元主体的引入，而非政府的“家长式管理”；多元主体的参与为民主的、互动的方式，而非依赖于政府的权威或者制裁。

而对于目前国内提及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以及“社会治理”，诸多学者也对其内涵进行探讨。比如乔耀章分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应当是寓于社会治理当中，社会决定治理（乔耀章，2014: 5～20）。而孙洪敏则认为国家治理包括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孙洪敏，2015: 5～14）。王浦劬则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含义、包容性关系、交集关系以及区别性关系进行了细致探讨（王浦劬，2014: 11～17），指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下，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遵依法治国方略、共同目标指向），国家治理是总体治理，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只是其中的分支范畴和子领域（王浦劬，2014:11～17）。而对于这三类治理究竟如何区别，国内学界尚未达成一致。就本文看来，不管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都由治理理论发展而来，因此本文不做过于详细的区分，统称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