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与研究空间

1.3.1 移民研究理论综述

人口迁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自15世纪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图景不断涌现于人类的历史画册之上，移民研究应运而生。随着19世纪跨国移民浪潮的此起彼伏，关注于人口迁移的移民史研究，已明显难以对移民现象的多重动因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国际移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亦逐步升温，探讨移民动因机制的五大理论就逐一浮现在世人面前，在不断接受移民实践的检验与挑战的同时，积极吸纳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架构，并发展出了颇具时代意味的三种移民学说。

（1）五大移民理论

推-拉理论。解释移民迁移动因的推-拉理论起始于19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在《移民的规律》中对移民迁移动力机制进行了阐述：“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不过，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1889）。可见，人口迁移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此后，学者们逐渐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推-拉理论，并概括出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李竞能，1992: 13～20）。推-拉理论遂成为研究移民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形成的推-拉力的外部机制及移民个体差异的内部机制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并因其理论框架宏大，而经常被学者们往里面放入各种“填充物”，用以解释移民的动因（傅义强，2007）。不过其模糊的概念与只能作为定性比较研究的缺憾，加之很难确定的推力和拉力的强度，使其难以解释移民迁移的全部动因，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愿移民的动因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移民学界关于移民动力机制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并逐步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w classical economics）、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劳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又称投资-效益比较模型。该理论直接脱胎于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均势模型，由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提出，经由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进一步建构而成。它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际移民动因，视经济差异为移民进行异地动迁的重要原因，人们移民与否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尽管其对于受限制较少、文化适应较易的国内移民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是，由于其低估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忽视了在关乎移民生存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而陷入尴尬境地。机械性地简化移民因素，对移民社会不加区别，以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多少已使其不合时宜。

新经济移民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以奥德·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 Edward Taylor）等为主要领军人物，其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调一致，理性选择成为其共同的内核。但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并在墨西哥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导出引发移民动因的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与参照群体比较后产生的“相对失落感”的主观感知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修补的变体。

劳力市场分割理论。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时指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李明欢，2000）。劳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出发点（发达经济对外来劳动力的永久需求）以及对这一需求的解释（发达国家自己的工人不肯从事低报酬、不稳定、没技术、太危险的工作），都是明摆着的经验事实。其长处不在于它分析了跨国移民的一般原因，而在于它强调了跨国移民的重要原因，即来自当代发达社会经济体制内部的、对于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华金·阿朗戈，2001）。不过，由于其只考察移民的接受方，单纯从需求方而不从供给方来看待移民，注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由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它以“现代世界体系”学说为基石，与劳力市场分割理论一样，着眼于宏观社会过程，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对移民的推动作用，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部门需要外来劳动力从事低工资劳动，移民是资本主义国家给欠发达国家造成的混乱（Wallerstein, 1974）。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移民理论研究的结构-历史-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传统、结构与历史因素纳入了移民研究的视野，视移民为对特定结构需求的回应与满足（钟涨宝、杜云素，2009）。跨国移民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半边缘、边缘国家扩展、渗透及对边缘地区进行压榨，处于外围的半边缘、边缘国家融入日益统一的全球经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移民根源于不均衡的国际秩序。不过由于其只是根据假设对移民现象所进行的解说，因无法加以实证而受到质疑。

（2）三大移民学说

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移民浪潮的风起云涌和移民迁移因素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移民实践的反思与理论研究亦与时俱进逐步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产生了关于移民的一些延伸观点，简言之，主要有移民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移民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s theory）和累积因果关系说（cumulative causation）。

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理论是当代移民研究中最具时代风貌特征的移民研究理论，道格拉斯·梅西（Massey, 1988）源于对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的“社会资本理论”灵感，将移民或移民同亲友间的种种关系网络看作一种社会资本，对移民的考察和解释以社会资本为纲，使其别具一格，故又被称为社会资本理论。虽然移民网络理论并未超越原有的概念框架，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介于个人决策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人际结构，却有助于填补移民研究中的空白。它既可以容纳由个人纽带（血缘、乡缘、情缘等）组成的“社会资本”，以及其他中介性的组织（如移民中介组织、走私团伙及慈善或人道主义团体），亦可以为移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通风报信、代谋差事等，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且社会资本自我延续的动态特征，使移民形成资本累积，这是移民现象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故此，将移民网络归入“社会资本”顺理成章。

移民系统理论。移民系统理论以Akin Mabogunje对非洲城乡移民别具一格的研究为基础，自M. Kritz提出以来，“系统研究”便作为综合有效的理论框架为大家所瞩目。移民系统意指一种空间（或“场域”），它包含了移民输入地区与移民输出地区相对稳定的联系，该种联系基于各色纽带（由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形成的紧密而稳定的纽带）而形成。而该纽带导致了接踵而至的大规模移民，成为移民研究最恰切的背景。移民系统理论综合了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结构，试图整合其他研究方法，对移民链两端的所有关系如移民网络、中间组织、文化联系、国际关系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Kritz, Lim, Zlotnik, 199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移民研究的不足。

累积因果关系说。累积因果关系说因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说”（habitus）相一致，也被称作“惯习说。它由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提出，道格拉斯·梅西做了补充，在基于三种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探讨了移民现象的内在机制，认为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self-perpetuation），是一种自我延续的现象，一旦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最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移民行为仍将持续，即会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机会（相对失落感、移民自主性文化、人力资本的不合理分布、工作受人蔑视等）造就新的移民。在这里“惯习”成为剖析移民之“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连接点（Massey, 1998）。累积因果关系深化了新经济移民理论和劳力市场分割理论，避免了它们只对移民迁出国或迁入国的片面考察，认为移民会影响迁出国和迁入国双方的社会经济结构（傅义强，2007）。

移民理论研究的五大理论与三种学说的探讨都有助于理解自愿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自我延续的机制，对现成的事实做出解释。但五大理论概莫能外地只关心国际性自愿移民迁移的根本原因，而没有顾及其他限定性因素；虽然三种学说探讨了诸如社会资本、场域、惯习等方面的因素对自愿移民迁移的影响，不过它们仍然囿于对自愿移民动因的探讨。这些理论学说的提出，虽在一定程度上可加深对非自愿移民现象的理解；不过对于与跨区域非自愿移民相关的社会融合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式，移民与发展之间存在的“未定关系”，家庭、亲属纽带的社会结构，移民网络以及其他介乎宏观、微观之间的中间联系，移民发生的政治背景等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今天需要把移民研究重心转移到其他方面，诸如，对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特别是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的家庭类型、亲属制度、社会制度、文化环境、文化适应的成本以及一般社会结构等的考察方面。

（3）移民安置理论

金斯利·戴维斯说：“移民是政策的产物”（Davis, 1988）。这句话对于世界各地因工程建设而导致的各种类型的非自愿移民来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因为世界各地兴建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灌溉供水系统、高速公路网络和众多大中城市的新建与改造，多是基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在政策层面上组织实施的，这既导致了大量的土地征用和财产损失，也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从世界范围看，工程移民已经超过10000万人，到目前中国的工程移民已达5000万人（施国庆，2005），与之相伴随，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的安置与重建问题，也成为移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西方移民理论研究中存在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倾向，其重视个体性移民而忽视群体性移民，重视自愿移民而排斥非自愿移民等，加之对非自愿移民总体上持排斥态度，使非自愿移民成为移民理论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方面。

虽然西方移民理论界的一些研究者对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持怀疑态度，但是作为一个与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特殊社会现象，非自愿移民的大量产生是既成的社会事实，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世界银行在其实施贷款项目时较早地将非自愿移民纳入了其政策体系框架的考虑范畴，并形成了以迈克尔·M．塞尼为首的从社会学视野研究非自愿移民的安置社会学理论。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些关于非自愿移民的政策文件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这一理论的发展总体脉络。世界银行最先提出了关于非自愿移民安置政策的基本原则：避免或最小化；提高或恢复生活水平；资源配置和利益分享；集体迁移；提高参与程度；重建社区；照顾安置地原居民的需要；保护本土人员。以此为基础，世界银行在其颁布的政策文件，即世界银行《4·30导则——非自愿移民》中，提出了关于实施非自愿移民方面的八条基本原则（迈克尔·M．塞尼，1998）。在对工程性非自愿移民进行长期研究和对相关社会问题深刻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迈克尔·M．塞尼博士提出了具有诊断-解释、预测、决策、指导研究功能的非自愿移民安置理论，即风险分析与重建模型：IRR社会风险模型（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资源的机会、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迈克尔·M．塞尼，1998）。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与以关注国际自愿性移民为主的传统移民理论研究相比肩的社会学移民安置理论。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者如施国庆、陈绍军、杨文健、许佳君、余文学、雷洪、段跃芳、梁福庆等，在对工程性非自愿移民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移民安置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形成了技术性特色较浓的、以移民安置为中心的具有区域色彩和时代特征的移民安置理论，使人们对非自愿移民理论本质的把握进一步深化。但对移民规划、搬迁、安置实施过程中各种显见的问题的注重（虽然其中一些学者如陈阿江、王毅杰、胡亮等也从移民主体进行立意，展开了基于底层促动因素的移民安置分析），并未完全化解已有的或尚未凸显的矛盾与问题。无论是将对移民补偿的费用提高到某种基于理性考量的程度，还是“土地换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与“长效补偿”的实践，抑或是现代适时移民新区的规划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种种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社会风险。公众参与不充分或流于形式，或可在一定程度注解这一尴尬的现实，这就日益凸显了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各个阶段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分析的迫切需求，在移民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对移民地方性话语、地方性智慧的尊重程度进行提升，以满足非自愿移民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具体现实需求。

1.3.2 少数民族移民问题与对策研究综述

纵览对于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的研究，国内呈现出两个明显的不同关注点，一是兴建水利水电工程而导致的对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的关注，这一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移民搬迁、安置、定居过程中物质经济生活层面出现的一些困难与问题，以及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与具体措施以化解少数民族移民问题；二是出于对保护或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考虑，而对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施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关注，由于其着眼点和研究角度不同，对少数民族移民研究的着力点也就各有侧重。

（1）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问题与对策研究述略

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的水利水电工程导致的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的探讨，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一些研究论文中，专著成果并不多见，且因地而研的倾向性明显。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多数是对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群体，在水电资源开发中遭遇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以及政策应对层面的积极尝试与探索。

广西方面。广西是我国较早实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省份，移民发轫之初即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较早地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理论来自实践之需的断言，在这里再次得到了印证。赵静在《论我国水电资源开发中的民族问题》中，较早地阐述了我国水电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移民安置区中出现的“六难四差”所导致的问题，并在思考广西水电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水电开发中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重视民族发展、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遵循市场化原则使少数民族移民享受电站利益（赵静，1996）。贾晔基于广西水电资源开发区，少数民族移民面临的“七少”现实与区域发展普遍滞后的实际，以广西水电开发为例论述了少数民族地区重大资源开发效益辐射受阻的五个方面的原因，提出了少数民族移民地区点、线、面分层次、多元化发展战略的五条建议（贾晔，1998）。在对我国现行水库移民政策得失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赵静与贾晔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政策，应坚持“三为主、三优先”原则，实施“三步走”的安置方法等建议（赵静、贾晔，2002）。俸代瑜则认为广西水电站库区移民诸多问题久拖难决的原因在于，普遍存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失误与具体操作方法上的失误，与此相对应，其提出了移民安置应与电站建设荣损与共、建立专设机构处理移民问题、走开发性安置之路等对策（俸代瑜，2004）；在对广西水库移民与生态移民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分析了广西少数民族移民“穷”“山”“少”“难”的背景与特征，对少数民族移民如何实现由“安身”向“安心”的转换过渡，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俸代瑜，2005）。唐继锦等以对广西岩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外迁北海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剖析了外迁移民成功安置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提出尚需关注的三个问题（唐继锦等，1996）。而覃敏良立足于民族发展的视角，对少数民族移民进行考虑，着重分析了广西岩滩库区遗留问题久拖难决的原因，相应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四点对策（覃敏良，2010）。

贵州方面。从目前取得的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当以贵州方面对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而这些又密集地集中于周松柏、胡晓登、周真刚等人对贵州水电资源开发引致的少数民族移民及相关社会问题的思考上。在《西南水电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移民问题与对策》中周松柏指出，西南水电资源开发移民普遍遭遇着“安置移民的耕地资源量少、质差、回旋余地极为有限、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非农就业十分困难、少数民族移民众多困难和需求非同一般”的三大既定背景与三个方面的突出难题，并指出长期丧失发展机会、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顿状态、生产生活困难、利益关系严重失调、区域性少数民族传统文明加剧衰落、经济问题向民族问题转化是少数民族移民面临的严峻现实，由此提出了等价赔偿、资源入股、特殊关注等解决既有问题的思路（周松柏、胡晓登，2001）。在对少数民族移民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关注的同时，研究者从对“西电东送”“黔电送粤”中真实移民成本的考察，开始转向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探讨上，并指出以往的移民实践往往忽略了移民的真实社会成本（胡晓登、周松柏、周真刚，2003）。鉴于少数民族移民居住环境发生变化、文化生境改变、少数民族区域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现实困境，周松柏等人在分析少数民族区域性传统文化衰落加剧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后，提出需要关注少数民族移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人文条件和意愿的特殊性（周松柏、胡晓登，2005）；并对西南少数民族农业移民教育和培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对受教育水平极低和非农技能非常缺乏的特殊弱势群体，政府和移民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尽量满足少数民族农业移民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周松柏、胡晓登，2006）；对少数民族移民的安置、住房、传统娱乐场地、迁坟、运输、新增生活成本、孕妇与产妇、园地、培训九个方面的特殊需求要尽量给予满足，以化解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弱势困境（周松柏、胡晓登，2006）。

四川方面。对于如何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水电资源开发中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问题、正视少数民族移民群众参与分享外来资本开发民族地区的优质资源的需求、切实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等，庄万禄等提出了民族地区水电资源开发移民政策创新的基本理论依据和13项基本原则（庄万禄等，2006）；而在《藏区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调查与思考——以四川甘孜州两河口电站为例》中，庄万禄等则以对两河口电站移民的细致调研为基础，详细分析了藏区移民工作中存在的工程移民主体特殊、移民生产方式特殊、民居建筑特殊、宗教文化特殊、移民工作环境特殊等特殊性与复杂性，对移民搬迁补偿、宗教设施搬迁、库区后续发展、移民搬迁后的社会融合、移民工作顺利推进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分析，从而由关注政策层面的宏观维度，逐渐转向了对移民群体的中微观考察。李丹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安置的特殊性问题——来自四川少数民族移民的调查》一文中认为，目前水电移民研究尚缺乏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水电移民特殊性的关注，并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在自然环境、人口结构、经济生产方式、居民建筑、宗教文化、民风民俗、工作环境、政治与民族问题八个方面的特殊性，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安置的五个难点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李丹、孙爱芬，2007）；在对四川凉山州水库移民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迈克尔·M．塞尼的贫困风险与重建模型（IRR模型）对凉山州少数民族移民安置的八大社会风险进行了识别，对凉山移民安置的社会风险进行了指标量化取值度量，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移民需重视不同民族与不同宗教的移民文化整合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李丹、白月竹，2007）；同时，在分析民族地区农村水库移民群体的弱势性与民族特殊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农村水库移民的养老保险体系设计的影响因素和建制原则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民族地区农村水库移民养老保险的路径选择（李丹、孙爱芬、李鹏，2007）。张序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调水藏区传统社会的可能影响为着眼点，深入剖析了水利工程对调水藏族居住区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心理、藏传佛教信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借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关切。

云南方面。云南地处云贵高原作为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之地，沟壑纵横水能资源丰富，不过因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复杂多样的民族成分，受这些条件制约已上马的水利水电工程数量有限，少数民族移民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关于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对三江流域水电资源开发可能给当地群众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和水电项目是否应该上马，以及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给少数民族移民造成的影响等方面上。如包广静等人立足于怒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主要社会问题，综合分析了怒江水电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移民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贫困、区域开发度、文化教育等问题（包广静、吴兆录、骆华松，2007）；对开发怒江实施水电工程可能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人口发展环境、人口数量结构、职业结构、民族结构、人口可持续发展等影响做出分析，并提出了减少这些影响的三个方面的举措（包广静、吴兆录，2009）。付品红等对在怒江实施工程移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付保红、杨品红、李益敏，2007）；从怒江水电开发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改进生产方式方面立意，姚顺增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水电与民族文化的保护繁荣、移民发展实为一脉相承的问题（姚顺增，2005）。而面对金沙江中上游、澜沧江上游水电移民安置中日益凸显的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李杰富等提出了在云南民族地区开发水力资源、实施少数民族移民安置，须采取“长期补偿”的方式，进行少数民族农村移民安置，方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水电建设与征地移民安置的矛盾（李杰富、张维平，2009）。鲁文兴等则对普洱市翠云区一个少数民族移民外迁安置点进行问卷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外来少数民族移民总体生活质量较差（鲁文兴，2007）。此外，黎贵优以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富宁库区为例，探讨了库区少数民族移民搬迁与安置须以发展为主线，为了实现少数民族移民的可持续发展，须将民族风情、区位优势与特色产业结合起来协同整体规划，以避免出现“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贫穷的移民、忧心的后代”的后果（黎贵优，2007）。

甘肃方面。以现有的对甘肃少数民族移民的关注来看，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一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和扶贫工程建设导致的移民问题的描述分析上，并以对藏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的关切为主，兼有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移民对民族关系影响的一些探讨。九甸峡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工建设引发了部分藏族移民的外迁，敏俊卿以外迁瓜州的藏族移民为考察对象，面对库区少数民族移民遭遇的五大文化困境，提出了需要重视建设移民心灵家园的建议（敏俊卿，2008）；在敏俊卿等人既有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张婕遵循民族学、人类学的惯有研究思路，对一个藏族水电移民安置新村（二村）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藏族移民安置不能只关注物质要素，更要留心精神生活中的象征实体；杨勇等在描述藏族外迁移民在社会生活方面四种不适应的基础上，对外迁藏族移民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透析，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杨勇、杨润，2010）。而江波等通过在肃南裕固族黄土坡村-双海子村移民社区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外迁安置的裕固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整合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近似白描的呈现与关切（江波、赵利生，2007）。作为较早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现象的学者，徐黎丽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流动的阶段性特点，分析了当代移民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徐黎丽、陈文祥，2004）。

除了以上对桂、黔、川、滇、甘等省份兴建水利水电工程而导致的少数民族水电移民问题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论述外，还有新疆地区马勇等对喀什河流域（2006）、周红枚（2008）等对呼图壁河流域、米雪燕（2010）等对伊犁河流域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开发水电资源、兴建水电站时遭遇的民族移民问题的思考，以及在多民族聚居区域实施移民工程的经验总结；罗友余对西藏昌都地区澜沧江水电资源开发涉及的藏族移民发展规划、在昌都地区实施移民应关注的重点问题，以及为减少不利影响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罗友余，2008）；周竞红对大型水电工程开发给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正效应与环境地质变化、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三个方面的社会风险给予了关注，提出了建立良性利益协调机制、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设置培训机构、强化公共卫生管理等建议（周竞红，2004）。

总体而言，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水电资源开发，因为少数民族移民问题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严重性，加之移民问题有时又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无论是政府机构、相关单位还是民族研究专家学者都对少数民族工程移民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对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思考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不过由于其论点多是聚焦于对移民物质要素、经济层面的补偿和移民社区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关注相对而言较少；明显地呈现出物质要素、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精神文化象征、社会融合探索相对欠缺的局面，陷入了“过去我们民族政策失误之一，就是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时，往往忽略了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的现实困境。

（2）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问题与对策研究述略

虽然对少数民族移民问题的关注以各地区的水电工程移民为主，但随着我国在民族地区大规模开展的被赋予多种期待的（脱贫、生态恢复、生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生态移民工程在各地蓬勃开展，但问题也接踵而至。作为正处于实践中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遭遇着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困难，遭遇的问题既已产生，分析成因、化解矛盾就成为现实工作面临的必然。

问题分析。从已有的关于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问题研究来看，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生态移民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生态移民引发少数民族移民生存生活方式、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发展、受教育的权利、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所需的环境发生改变，而移民自身调适困难，对社会生活变迁不适应（乌力更，2003；杨维军，2005）。②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对实施生态移民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对工作难度估量不足，规划不全面、设计不够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不深刻（杨维军，2005；陈玉兰等，2007；周华坤，2010）。③移民安置补偿费用低，生态移民与产业发展不能协调统一，区域开发、民俗文化关系处理得不合理（陈玉兰等，2007）。④外迁安置环境容量有限，安置压力大，安置区经济基础、基建设施薄弱，社会发展迟缓，资金投入与实际需求矛盾大（冯芸、陈幼芳，2009；绽小林，2006）。⑤对少数民族移民的文化适应缺乏关注，当地特有少数民族文化存在被同化和异化的风险（周华坤等，2010；冯芸、陈幼芳，2009）。⑥移民社会适应困难。个别移民文化素质不高、固守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迁入地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差异造成观念转变困难，社会关系资本减少造成发展乏力，移民的失落感、沮丧感增强，社会融合困难，影响迁入地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绽小林，2006；周华坤等，2010）。⑦可持续发展存在困难。移民安置区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后续产业培育失效，优惠政策落实乏力等是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遭遇的主要问题（杨维军，2005；周华坤等，2010）。

对策研究。针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研究者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研究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乌力更认为研究生态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问题，要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去看待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工作，这样可以有效化解和避免新问题的产生（乌力更，2003）。绽小林认为解决三江源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问题，需抓住机遇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强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移民迁入地小城镇建设，促进乡镇企业向乡镇工业小区和小城镇集中发展，加快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补偿机制与建立新的生态移民管理机制（绽小林，2006）。与之一脉相承的是周华坤，其也提出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培育移民安置区的后续产业，实现生态移民的顺利转产转型，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完善顶层设计，适当调整生态移民补助标准，加大培训力度，制订合理的培训方案，加强移民子女基础教育，构建一套适合于三江源地区的特殊生态移民政策体系，建立扶持扶助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建立新的生态移民管理机制等（周华坤等，2010）。杨维军认为需要贯彻人口集中、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加强迁出地建设管理，加强迁入地建设服务，防止移民中出现重大民族文化变异，建立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社会参与、企业介入、移民开发等运行机制（杨维军，2005）。陈玉兰认为强化生态移民规划的系统性，加大生态移民的资金支持力度、取消或大幅降低地方配套资金的硬性规定要求，培育安置区新型经济产业结构，加快移民脱贫步伐，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生态移民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社会管理，建立生态移民搬迁考评制度等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陈玉兰等，2007）。容丽认为需要加大移民安置区内外的物质、能量、信息等的输入与输出力度，为少数民族自身求发展创造条件，实施满足合民族心理、符合生态要求、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项目，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使少数民族从身边的事上看到希望的曙光，建立结构合理、功能齐全、优势明显的生态经济系统，促进农村经济的有序发展和动态平衡（容丽，1999）。周竞红着眼于政府在风险化解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加强生态移民自身规避风险的能力建设，重视非政府组织在风险化解中的作用以解决社会风险和出现的现实问题（周竞红，2006）。

归纳而言，学者们认为解决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问题的具体措施主要有：①提高思想认识，考虑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问题中的民族问题；②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强化生态移民管理与规划的系统性、科学性；③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④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将其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⑤建立多元化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强移民培训力度；⑦调动移民自身的积极性，与移民发展意愿相结合，选择适合移民的项目；⑧发挥企业作用，实施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助力移民脱贫致富。

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视之，虽然学者们依据自身的学科背景、学科特点等从不同视域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扎实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各地正在蓬勃开展的生态移民实践提供了基于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有益建议和指导，也为后续展开此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多是集中于从经济和社会等宏观层面或抽象层次，对少数民族移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政策等方面的探讨；而从微观层面或实践经验等具象层次上，对少数民族移民相关利益主体所进行的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少，对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现状与问题、移民成员的社会文化适应的重视不够，缺乏从移民主体的角度进行的相关透视。而如何从移民自身的关切着手进行社会问题的剖析，帮助移民早日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已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1.3.3 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研究综述

（1）国外关于少数族群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

美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移民国家，从世界各地以各种来源方式逐渐吸收了约4100万移民及其后裔，并使他们成为现代美国人。在解释美国少数族群移民日益融入美国社会生产生活这一宏大的社会现象和他们在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体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适应状态方面，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戈登（Milton M. Gordon）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中从宏观社会结构着眼建构盎格鲁一致性、熔炉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模型（Gordon, 1964）。该书描述了在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美国族群关系和少数族群移民在美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适应特征；美国社会以盎格鲁一致性的文化导向为中心，要求所有移民美国的移民族群或土著群体都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移民熔炉主义开始盛行。这一理论假设，来自不同国背景的人们，经过在美国社会共同体中的共同生活，最后会变成具有美国文化特质的“美国人”；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依然如故，少数族群“亚文化群体”如唐人街、意大利社区、墨西哥裔聚居区等的大量存在，证明熔炉效应并不成功；承认美国社会总体规范的少数族群移民，依然保有自己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一社会现实使得适应多元社会文化生境的各族群文化传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于是，H．蒂施勒和B．贝里二人就把多元主义看作多族群的异质社会实践对同化主义和熔炉观念的回应，认为少数族群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整体的和谐依赖于各部分的和谐。作为解决居住在同一地域中不同民族间冲突的一种方法，多元主义对那些信仰民主及主张宽容者有特殊的吸引力。加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赫克特在《内部殖民主义》中，通过对多族群国家内部发达的核心地区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之间关系的解读，提出了社会文化适应的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他认为扩散模式是一个理想的模式，而对于多族群国家中的少数族群移民可采取扩散模式，随着少数族群逐步适应核心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经济差异的消失导致政治融合的实现，进而导致文化差异失去意义。

如果说以上的探讨从理论上着眼，分析描述美国少数族群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略显宏大的话；那么戈登在《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中提出的研究少数族群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七维变量模型，则除感性的描述之外，找到了一些测度社会文化适应的客观指标。他提出的七个变量分别是：①文化同化（或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少数民族移民与迁入地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语言，如果两个族群在语言上存在明显差异，显然他们之间的交往会很少，社会文化适应的程度也会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宗教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族群之间在宗教信仰、礼仪、与宗教相关的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就可能直接影响族群间的日常交往和民族关系”（马戎，2010）。②结构同化（社会交往或于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中的相互进入，即实质性渗入，structural assimilation）。有些组织被美国的社会学家们称为“基层社会组织”（primary groups），主要指非正式的以文化、宗教、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带有个人和感情色彩的组织，如教会团体、俱乐部、私人团体等，以区别于工作中的同事、学校同学这类正式结构中的关系。在这一维度所探讨的社会交往活动，在少数族群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在文化上没有障碍的前提下，就显得尤为重要。③婚姻同化（族际通婚，intermarriage）。“假设两个族群集团，他们的文化能够互通，语言上没有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不绝对排斥，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之间没有偏见与歧视，群体与家庭成员对于族际通婚也不反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通婚。”通过对族群间通婚实际情况的调查，通过对与异族结婚的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较，可以归纳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要素，并可以从当前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通婚率是测度族群社会文化适应的最重要的指标，“当两个族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他们的族群关系大致的可以说是比较良好的”。④身份认同同化（族群认同意识，ethnic identity）。“它是测量当一个人处于族群关系场景中时，他如何给自己定位。美国一些学者采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族群意识，通过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年龄、职业、性别、教育状况、经济收入情况等等的访谈对象进行大量的访谈，对访谈对象的自述材料进行分析，看其族群认同意识清晰、强烈或牢固的程度，分析其族群意识是如何产生与变化的。”⑤态度上彼此接受（无偏见，no prejudice）。“如果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一个族群集团对另一个族群集团有相当大程度的偏见，对他们在种族体质、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偏见，对这种偏见的分析也可以揭示出两个族群集团的社会适应状况。”⑥行为上彼此接受（无歧视，no discrimination）。“歧视与偏见不同，偏见仍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歧视更可能表现为现实行为，譬如法律的规定。种族偏见一旦变成一种法律意志，就会变成法律上的立法行为和执法行为。”⑦公民的同化（价值观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冲突，value and power conflict）。人们的价值观念实际上与文化传统的联系更为密切，权力冲突的要害是一个在各族群集团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权力分配与一定的族群或党派相联系而形成一定的权力结构，其中各族群所占的份额各不相同。”

以上七个方面即为戈登提出的考察与衡量少数族群移民在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七个变量，它们实际上初步构成了西方国家研究少数族群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七个方面。这是在少数族群移民社会文化适应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量化指标体系，这一变量模型既有个体的层次，也有群体的层次，此后成为测度、分析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主要指标体系（Gordon, 1964）。当然每一个变量根据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实际情况还可以分解、具体化。在此基础上戈登还提出了一些假设，即在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接触的过程中，将首先发生文化同化或文化适应；文化适应甚至可能在其他类型的同化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出现，而这种“独自发生的文化适应”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无限期的；如果结构同化与文化适应同步或者发生在文化适应之后，那么所有其他类型的同化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由这一组变量和命题构成的理论模型，曾被用来分析传统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盎格鲁一致性”“熔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以及美国历史与当代种族、族群生活的真实情况（Gordon, 1964）。以七维变量模型为基础他还在《族群》一书中强调了在族群社会融合过程中权力和冲突的作用，同时试图提出一个基于自变量（生理-社会发展变量、互动过程变量、社会变量）和因变量（同化类型、整体同化程度、冲突程度、得到社会报酬的程度）的更宏观的分析模型，认为少数族群移民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团体多元主义向自由多元主义的过渡。雷伯森认为在少数族群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循环，趋向于在每一个地方重复，其对移民和本地人在政治和经济控制、多族群交往、冲突和同化等几个方面的优势-劣势地位进行了比较分析。

此外，其他研究者还分别从职业适应、族群居住隔离、族际通婚、影响同化的因素、减少族群冲突的优待政策等维度，对美国少数族群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Simpson, 1985; Horowitz, 1985）。

社会文化适应七维变量模型在本书中的应用与回应。虽然戈登在《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中提出了研究少数族群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七维变量模型，在感性的描述之外，找到了一些测度社会文化适应的客观指标。但由于戈登是在对少数族群移民的长期历时性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七维验证指标，对于至今迁至新川村四年多的彝族移民而言，一些变量维度并不完全契合，这就导致笔者在研究中只能选择性地对变量模型进行验证。具体而言，本书选择的主要维度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①文化适应。在文化适应上彝族移民还处于初级适应阶段。语言、宗教信仰是测度文化适应的核心指标，但彝族移民搬迁至安置区后本身的语言习惯并没有发生太大程度的改变，移民与宾川当地原住民之间有着明显的语言差异，这导致两个群体间的社会交往较少；另外，在宗教信仰上，彝族移民全民信仰彝族原始宗教，而安置区群众多数信仰佛教，两个群体间的信仰差异明显，交流互动不多，这使得文化适应的程度也就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②族际通婚。通婚率是测度族群社会文化适应的最重要的指标，如果两个族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能够达到10%以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族群关系是比较良好的。从实地调查结果来看，彝族移民与宾川原住民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通婚现象，虽然仅占移民总户数的1.03%，但两个群体间的通婚前景已开始向好。③身份认同。这就牵涉彝族移民处于复杂的族群关系中时，如何给自己定位的问题。小湾地区的彝族移民在搬迁到新川移民安置区以后，在社会生活中普遍经历着从“山民”变为“农民”、工人、“非农”，甚至变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转换过程。而从族群身份角度看，在搬迁前彝族比例高达83.14%，彝族为相对“多数民族”。搬来宾川以后，彝族移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④态度上彼此接受。如果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一个族群集团对另一个族群集团有相当大程度的偏见，对这种偏见的分析也可以揭示出两个族群集团的社会适应状况。而个别宾川原住民对彝族移民的一些生活卫生习惯一时难以理解、对与移民相伴而来的天气干旱产生的非科学性误解以及因土地利益纠葛不清而形成的土地纠纷等，导致了其适应困难存续。⑤行为上彼此接受。在宾川原住民强势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下，宾川当地人对移民的抵触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通过宾川当地居民与移民在招工、卖工过程中的彼此接触、交流，移民对国家相关移民政策的宣讲、解释，两个群体间的理解程度日益加深，彼此之间存在的误解和隔阂在时间流逝中和对相关政策加深理解过程中逐步消解，移民与当地人的紧张关系在彼此的接触中开始稍有缓解。

而结构同化、公民的同化对于历时性不足的彝族移民而言则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彝族移民难以实质性地渗入宾川原住民的社会交往团体或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主要指非正式的以文化、宗教、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组织，如宗教团体、俱乐部、私人团体等）之中。另一方面，在公民的同化上，由于彝族移民抱团而居，聚居一处，宾川原住民难以渗入移民村落治理之中，是故在这方面也就不存在价值观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冲突。所以在七维变量模型的应用中，本书只能择其要展开相关分析。

（2）国内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

从国内已有的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来看，研究主要分布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少数民族移入城市后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二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

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著名人类学家汪宁生先生较先关注了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他以昆明为例进行了探讨，认为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对城市社会文化适应的过程，常因年龄、性别、职业等而有所不同。一般是青年中年长者较先适应，男子比妇女较先适应，“白领”工作者较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先适应，原来杂居的民族（他们已有与外族交往的经验）比集中居住的民族较先适应，进入城市后经常与他族交往者较只与本族交往者更易适应城市生活，生活方式（特别是服装）方面的改变最先，而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方面的转变最晚。针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提出了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和建立民族社团的建议（汪宁生，1990）。王明贵从在民族地区蓬勃开展的小城镇建设入手，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移民进入小城镇后必然遭遇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困难，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的改变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不适应、抵触、冲突、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艰难过程，伴随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社会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移民必须以自身观念习惯的转变为基础进行种种调试（王明贵，2005）。靳薇以深圳为例，对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其他民族居民间的互动适应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少数民族移民与其他居民间的互动、调适、涵化及多元化将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移民需要调动移民主体与城市原居民双方互动的积极性，进行心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调适（靳薇，2006）。张继焦从民族主体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着手，以“并存-联结”的分析模式探讨了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的社会文化适应，指出少数民族城市移民普遍面临着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向“市场型”的转型，并从移民自身、民族企业及企业家、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政策和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在经济文化类型转型过程中影响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具体要素（张继焦，2010）。

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由于已往对少数民族移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工程移民的研究，多是注重移民物质生活层面的经济补偿及重建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需求及其在移民安置、安稳致富过程中的作用明显重视不够。这些既表现在少数民族非自愿工程移民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相关研究的阙如，更表现在对既有政策法规的漠视，由此造成的后果即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已有的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研究，只零散地见诸关于少数民族移民文化保护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呐喊上，以及为数不多的从生态人类学研究视角着手，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诸方面描述上。

敏俊卿在对九甸峡藏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的考察中，发现藏族移民面临着失去藏族特色的民居、无法沟通的方言、被切断的邻里血缘关系网络、无处安置的宗教信仰、民族教育基础设施缺位的文化困境；作为对这一困境的回应，他提出要重视建设移民的心灵“家园”，不能忽视移民主体原有的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智慧，不能割裂传统的人与地、人与文化以及熟悉的社会关系（敏俊卿，2008）；并在关于生态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中，以政府的数据、群众的声音与我们的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再次论述了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敏俊卿、努尔古丽，2008）。任国英针对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及其在社会文化适应中遭遇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迁移不但会使移民的生产生活场所在空间位置上发生变化，而且也会使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发生变化，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移民方式，这种变化都是很难避免的，由此提出在生态移民社会文化适应中，应关注少数民族的“地方性话语”的建议（任国英，2005）。乌力更也认为移民的过程也是一次文化迁徙的过程，如果不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某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及其文化很可能会在移民过程中消失，因此，应关注少数民族的“地方话语”（乌力更，2006）。而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智慧在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中的具体功用，则体现在“精英”人物在贵州省金沙县八一村和谐移民社区的建构中，在这里社区精英作为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一个决定性变量得到体认（麻勇恒，2007）。

与任国英、敏俊卿等着眼于地方性话语不同，刘朝晖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文化的视角切入，在对汉族、苗族、彝族的民族文化差异的共时性比较中，分析了移民社会文化适应在生计模式、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不同方面的不同表现，对在适应过程中存在的依附性发展、单边主义、甩手主义等问题做出了对策上的回应（刘朝晖，2005）。循此路径，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生产方式变迁、生活方式变迁及其影响、宗教信仰变迁、社会组织变迁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风俗习惯、伦理道德适应调整的考察渐入人们的视野，对继续社会化、强化教育、转变生产方式、培育新的价值标准、社会组织的作用给予了关注（马尚林，2005；百乐·司宝才仁、韩昭庆，2007；阿不力孜·玉苏甫等，2006）。对少数民族移民过程中被打破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受到冲击的原有社会人际关系和民族社会规范异地恢复重建的艰难也有所思索（黄光成，2003）。

除了对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进行关注外，还有一些在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对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民族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和文化空间）造成的影响和由此演化而来的民族文化保护问题，保护民族文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民族文化保护不尽如人意的境况进行了反思，并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移民时需要着力关注的一些方面（黄光成，2003；萧亮中，2005；俸代瑜，2005；周松柏等，2005；葛政委，2010）。

以上对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认为，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原居民的社会互动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需要多方互相协调、彼此认同的过程；对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的研究既有宏观上对社会组织制度文化的考察，亦有从地方话语实践出发进行的细致分析，从实践进路上有开始突破宏观 -微观二元对立，将二者结合进行考察的迹象。虽然已有研究多是着眼于对作为非自愿移民之一的生态移民的考察，但它的价值已开始显现，即从多个维度考察非自愿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具体程度与过程，有助于及时发现、解决问题；从尊重移民实践着的地方性智慧出发，让移民发声，进行移民规划设计、组织实施、搬迁安置，从而有助于移民社会文化适应和致富目标的早日实现，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有助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的实现。

（3）地方性话语渐入移民研究者的视野

Malinowski在长期参与田野工作中发展出“土著观点”，即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诠释当地人的看法与行为。这种朝着从被研究者（或称之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了解事物的努力，使得社会人类学家对于原住民、弱势族群都较重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宋蜀华认为，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任国英，2005）。在长期的人群与环境的关系之中，特定的人群会累积丰富的生存智慧，即地方性知识。生态人类学主张“凭借地方性知识去推动生态维护，其理论依据是地方性知识必然是特定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固有的综合性和可自主运行性，导致地方性知识自然也会具有同样的秉性”（格尔兹，1999）。

社会人类学界提出并实践的对地方性话语或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在少数民族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还未得到充分体现，但恰恰更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的“地方性话语”。因为迁移不但使移民的生产生活场所在空间位置上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发生了变化。在已有的水利水电工程少数民族移民实践中，由于不注意或未充分认识到“地方性话语”的作用，结果缺乏对移民主体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变迁和社会文化适应等方面的研究；尤其缺乏重视地方性生存智慧和当地人视角的反思性研究，就决定了以往移民研究的片面性。

当前，片面地强调经济数据而忽略社会文化适应的做法，缺乏一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使少数民族移民历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从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等角度对当下国家实施的少数民族移民工程进行深刻反思，将移民本身视作移民工程中主要的参与者和主体，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的“地方性话语”，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才能有助于少数民族移民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尽快适应，以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救，促进少数民族移民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进一步赋予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更多重的内涵。

1.3.4 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外关注移民问题较国内早，关于移民和少数民族自愿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较为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从国内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近年来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情况中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从研究学科领域来看，国外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实践及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人口学、历史学、制度经济学、哲学等各个学科。国内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多学科交叉、综合、系统的研究较少，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整体性，难免片面、顾此失彼。

（2）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适应研究所涉及的群体来看，国外研究更多地涉及了自愿移民，兼有对非自愿移民的关注，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是以自愿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与西方国家主导的价值形态相关（他们认为非自愿的工程移民侵犯人权）。国内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则更多地涉及了非自愿移民，兼有对自愿移民的探讨，不过既有的研究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对我国广大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会文化适应所进行的研究。这与我国各地一再实践的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有所区别，对水利水电开发导致的工程性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的复杂性、特殊性还认识不足，对其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3）从研究内容来看，针对国家某一宏观政策、移民安置模式、移民过程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较多；沿自下而上的路径研究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成果较少。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水电资源开发导致的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问题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严重性，加之移民问题有时又与民族问题交织一处，因此，无论是政府机构、相关单位还是民族研究专家都对少数民族工程移民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对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不过由于其着眼点多是聚焦于对移民物质要素、经济层面的补偿和移民社区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对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关注相对较少；明显地呈现出物质层面、具体社会问题研究相对富足，精神文化象征、社会融合探索相对欠缺的局面。

（4）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外从社会分层、人口学特征、历史派生物假设、族群居住隔离、社会适应融入变量模型等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各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而国内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主要以生态人类学相关理论为着眼点，从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经济和社会等宏观层面或抽象层次上，主要是对少数民族移民问题进行政策方面的探讨；而在微观层面或经验具象层次上，关注少数民族移民相关利益主体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具象研究成果较少，对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现状与问题、移民成员的社会文化适应重视不够，缺乏从移民主体的角度进行的相关透视。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社会学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在研究的学科领域、研究的群体范围、研究内容和视角等方面，与西方移民理论和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社会实践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把移民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以移民主体的领域，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